1948年11月，徐州，淮海战役已经打响，蒋介石手里的将领很多，真正能独当一面的却并不多。此时再翻看北伐时期流传的“陈顾刘蒋卫”名单，多少显得名不副实。战场不会因为资历、派系和头衔网开一面，能不能称为虎将，最终还得看临阵指挥。
所谓“陈顾刘蒋卫”，通常指陈诚、顾祝同、刘峙、蒋鼎文和卫立煌。这几人有的掌握兵权，有的长期身居要职，但“会办军务”与“善于作战”并不是一回事。刘峙在淮海战役中的指挥失误，顾祝同屡受派系掣肘，蒋鼎文后期也难有拿得出手的战绩。把他们统称为“五虎”，更多是国民党军内部的称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战场评价。
真正经得起硬仗检验的，杜聿明算一个。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杜聿明曾率第五军参加作战。后来在1939年昆仑关战役中，他指挥第五军主攻，经过反复争夺，最终击败日军守军，日军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战死。这一仗的意义，不只是夺回一个关口，更在于中国军队以正面进攻方式，打出了少有的胜利。
杜聿明的长处很鲜明：敢于集中兵力，也懂得利用机械化部队形成局部优势。1947年至1948年，他在东北主持国民党军作战时，曾组织夏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一度给东北野战军造成压力。遗憾的是，他对战局的判断常被南京方面干预，辽沈战役后又被派往徐州，最终在陈官庄被围。能打硬仗，却无法摆脱上层反复摇摆，这是杜聿明的能力，也是他的困局。
白崇禧是另一种类型。
他不一定冲在最前面，却擅长判断战场的关键位置。抗战时期，白崇禧参与桂南会战等重要军事行动，长期担任国民党军高级参谋和指挥职务。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白崇禧负责华中方面的军事部署，他没有简单地把部队撒向山地，而是重视交通线、江汉平原和鄂豫皖之间的联动。
白崇禧的作战风格，概括起来就是稳、准、狠。他很少在没有把握时孤注一掷，却会紧盯对手的补给和退路。有人评价他“善谋而不轻动”，这话并非没有根据。只是桂系立场始终影响着他的选择，到了国共内战后期，他更多考虑华中和广西的利益，难以真正成为全国意义上的统一指挥者。
傅作义的名声，则是从绥远战场打出来的。
1936年，日军扶植的蒙古地方武装进攻绥远，傅作义组织部队反击，取得百灵庙战役等胜利。那时的绥远并非兵力雄厚之地，部队装备也有限，能够迅速集中兵力、连续发动突击，说明傅作义并不是只会守城的将领。
抗战期间，他在太原会战、绥西作战等战事中积累了声望。内战后期，傅作义经营绥远多年，把地方部队逐步整合起来。1948年平津战役中，他面对华北野战军的军事压力和北平城内复杂局势，最终接受和平改编，避免北平遭受大规模炮火破坏。天津守军的覆灭，也说明傅作义并非没有决断，只是军事判断与政治处境始终纠缠在一起。
王耀武很容易被低估。
他不是蒋介石最早倚重的嫡系核心，却是国民党军中少数真正懂训练、懂补给、懂整编的将领。抗战时期，他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长沙会战，后来在雪峰山战役中担任重要指挥职务，部队战斗力较强。
内战初期，王耀武主持山东方面军政事务，曾在莱芜战役中遭到重大失败。孟良崮战役中，整编第74师被歼，更成为他军事生涯中无法回避的败笔。但不能因为一两次惨败，就抹去他的作战能力。1948年济南战役，王耀武负责守城，城防部署和部队调度仍有可取之处。问题在于，国民党军内部援军迟迟不至，守军又缺乏统一意志，败局并非单靠一人能够扭转。
卫立煌的经历最复杂。
他早年参加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后来逐步成为国民党军的重要将领。抗战时期，他担任中国远征军有关职务，参与滇西反攻和缅北作战，对远征军的整训、补给以及反攻行动发挥过作用。与许多只会争权的将领相比，卫立煌确实有较强的军事素养。
1948年，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司令。面对东北野战军不断增强的攻势，他主张收缩兵力、依托沈阳和长春等城市防守，不愿轻易把主力投入野外决战。这种判断从保存实力角度看并非全无道理，但与蒋介石急于出击的命令发生冲突。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锦州失守，长春、沈阳相继陷入绝境，卫立煌也因指挥分歧被调离。将责任全推给他，显然不公平；但说他成功挽救东北国军，也同样不符合事实。
这五个人都有明显缺陷。杜聿明受制于上级，白崇禧深陷派系，傅作义在平津战局中反复权衡，王耀武没能守住山东，卫立煌则在东北错失调整时机。
虎将不是不会败，而是在复杂局面中仍具备判断战场、调动部队和承担后果的能力。若只看官职，“陈顾刘蒋卫”当然显赫；若把战场履历、独立指挥和实战表现放在一起衡量，杜聿明、白崇禧、傅作义、王耀武、卫立煌，才更接近蒋介石麾下真正意义上的“五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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