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下旬，山西平遥，阎锡山返抵太原途中，曾与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山冈道武接触。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按理说，这些侵华日军应当缴械、登记、遣返，然而阎锡山考虑的，却是如何把他们留下来，变成自己手中的一张牌。
这并不是临时起意。抗战胜负尚未完全明朗时，阎锡山便在盘算晋绥军的出路。日军装备、训练和作战经验都超过晋绥军，阎锡山担心八路军迅速发展，更担心抗战胜利后山西的控制权旁落，于是把“借日制共”当成了现实选择。
日本方面也有人不甘失败。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参谋岩田清一，以及伪山西省政府顾问城野宏等人，认为日本虽然战败，但军人和技术力量仍在。只要能够留在山西，依附地方军阀，或许还能等待局势变化。
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阎锡山便通过关系向日军司令澄田睐四郎传话，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赵瑞奉命联络城野宏时，话说得相当直接：“今后还请诸位继续指导部队。”赵承绶随后也对日本人表示，日本的失败只是政治上的失败，双方仍可“紧密合作”。
这种合作很快从口头承诺变成了军事安排。阎锡山要求日军交出部分部队和装备，山冈道武同意把原日军直属特务部队交给晋绥军。与此同时，大批日本军人没有按照规定复员，而是以技术人员、教官、警卫等身份留在太原及周边地区。
1945年秋，双方开始谈判整编。日军人员被分散编入山西保安部队，番号换了，指挥体系却没有真正改变。日本军官掌握训练、作战和军纪，中国士兵承担主要兵员任务，部分部队则直接保留日本官兵骨干。
到1946年前后，山西的残留日军已形成相当规模。相关部队包括步兵团、特务队、工兵和机甲力量，人数达到万人以上。名义上，他们属于晋绥军序列；实际上，在人事任用、武器补充和作战部署等方面，仍保持较强独立性，甚至设立了被称为“复兴楼”的办公机构。
有意思的是，这支部队并未只停留在训练场。1945年上党战役期间，部分日军曾配合阎锡山部队行动。沁县一带还发生过日军假意接受受降、随后关闭城门袭击受降人员的事件。抗战刚结束，中国军民尚未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这种行为造成的刺激尤其强烈。
1946年1月，国共双方和美国代表在山西进行军事调处。中共代表陈赓指出，国民党正在利用日军残部继续作战。为使事实得到确认，他带领调处人员前往晋绥军阵地查看。途中一名随行人员触雷牺牲，美方和国民党代表一度不敢前进，陈赓却走在前面。
抵达阵地后，陈赓发现守军中确有日本士兵。他指着一名士兵询问部队番号，对方听不懂汉语，现场无法掩饰。此事使“日军已经全部复员”的说法难以成立。随后，残留日军改用晋绥军番号，以地方保安部队名义继续存在。
这些人接受的也不只是军事训练。太原的日本机构和部队还组织教育，对日本士兵灌输军国主义观念。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专供日军使用的慰安设施。阎锡山对此并非不知情，反而多次压制外界追查，甚至处罚揭露日本人公开悬挂日本国旗的国民党军官。
1947年，山西保安部队继续改编，残留日军被纳入所谓“山西野战军”和暂编独立第十总队。阳泉战役中，第五大队被解放军击溃，大队长敷田战死。战败后，日本军官之间发生争执，元泉馨与岩田清一互相指责，最终由今村方策出面整顿部队。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48年。临汾战役打响后，阎锡山命令残留日军组成的第十总队参战，但临汾守军在徐向前指挥下被全歼，日军援救行动也未能改变战局。到了晋中战役，残留日军再次被投入前线。
徐向前对这类部队的处置态度很明确：只要继续抵抗，就在战场上歼灭。1948年7月，晋中战事接近尾声，一批日本兵被解放军包围。面对战士的询问，日军军官得知对方是徐向前的部队后，立即放弃抵抗，带人放下武器。元泉馨则在撤退中负伤，命令部下将自己击毙，另有数名日本军官自杀。
太原战役中，岩田清一、城野宏和今村方策仍在“复兴楼”指挥日军参战。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澄田睐四郎提前逃回日本，今村方策被俘后服毒自尽，岩田清一、城野宏及数百名日本兵投降，另有大量日军在战斗中被击毙。
被俘者没有遭到报复性处置，而是被送往大同一带接受劳动改造。人民解放军安排他们从事煤矿劳动，保障基本生活，并组织学习。此后，一部分人被遣返回国，少数人留在中国参加建设。他们在山西留下的，不是“反败为胜”的幻想，而是一段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被利用、被击溃，最终退出中国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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