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冬，福建老家，66岁的林则徐已经病入膏肓。临近生命尽头，他没有忙着料理身后排场，而是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办了一件看似寻常、实则意味深长的事：分家。
林家并不富裕。按有关记载和后人整理，林则徐一生积下的家产约三万两，名下不过几处旧屋，谈不上豪宅田产，更没有巨额银库。对于一位做官三十多年、历任封疆大吏的人来说，这个数字确实少得出人意料。
要知道，清代总督、巡抚掌握着地方军政大权，漕运、河务又是官场中最容易滋生油水的差事。林则徐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河东河道总督等职，手中经办的钱粮和工程，动辄不是小数目。
可这些银子，没有变成林家的田庄，也没有变成子孙享用不尽的财富。他在官场上升得很快，26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为编修，后来一路做到总督。官位越高，诱惑越多，能够守住手脚，反倒成了难事。
林则徐并非没有机会发财。漕运关系南北粮道，河务牵涉工程款项，封疆大吏又常有地方馈赠。清代官场有一套默认规则，许多人把这些收入视为“应得之物”。林则徐偏偏不肯顺着这套规则走，这也是他被同僚视为难相处之处。
他的清廉，并不是一句口号。家乡福州的产业没有大规模扩充，家中生活也较为俭朴。仕途上，他有过受重用的得意，也有过因禁烟、抗英而被贬新疆的低谷，但无论身处京城还是边地，家产始终没有随着官阶膨胀。
分家时，林则徐很清楚，自己能留给孩子的物质财产有限。换作一般父亲，或许会担心子孙吃亏；他却把这件事看得更深，留下了一副后来广为流传的对联：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则增其过。”
话说得直白，甚至有些不留情面。子孙若有本事，钱太多容易磨掉志气；子孙若没本事，钱太多反而可能助长过错。林则徐没有把贫穷说成美德，也没有否认财富的作用，他担心的是不劳而获的财富改变人的心性。
有意思的是，这副对联并不是写在仕途顺遂之时，而是在疾病缠身、生命将尽之际写下。那时的林则徐已经看过太多官场沉浮，也见过不少家族因钱财而生出争端。他对“留什么给后代”的判断，显然不只来自书本。
他留给子孙的，除了有限的房产和银两，还有一套做人做官的尺度。林家后人后来多人读书入仕，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曾任编修，其他子弟也各有发展。这样的结果，未必完全由一副对联决定，却说明家教并非空话。
林则徐去世后，朝廷给了极高规格的抚恤。咸丰帝加恩追晋太子太傅，恢复他历任处分，赐谥“文忠”，并亲自撰写挽联。其中写道：“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这副挽联，表彰的是林则徐一生的忠勤；而他写给子孙的对联，留下的却是另一种分量。一个写给皇帝看，一个写给家人看，内容不同，根子却相通：做官不能忘本，做人不能只盯着钱。
林则徐并没有因为清廉而摆脱所有困顿，也没有因为忠直而避免仕途挫折。1849年以后，他在福建养病，身体每况愈下。1850年，朝廷重新起用他，命其前往广西办理军务。他抱病接旨，踏上行程，却在途中病逝，未能抵达任所。
从福州旧宅到广西征途，林则徐留下的并非一份庞大家业，而是一张经得起翻检的清白账本。三万两银子写在家产里，那副对联写在家训中，至于“文忠”二字，则写进了清代官员少有的身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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