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24日，江西九江岷山洼里陈村，刘为泗和田文灼正在查看地图，商议如何袭击日军据点。屋外却出现了带枪的国民党保安团官兵，他们打着联合抗日的旗号而来，真正的命令却是解决这支游击队。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谈判。
此前，钟石磐以江西保安司令兼第十八团少将团长的身份，派人送来消息，声称要同赣北抗日游击队研究袭击余家河、马回岭日军的计划。为取得信任，他还让部下携带铁锹等工具，伪装成协助游击队挖掘南浔铁路。
游击队刚经历株岭战斗，正处于休整阶段。除少数哨兵外，多数队员没有进入战斗戒备。有人甚至以为，国共两方面既然都在抗日，保安团此行确实是为了商量作战。
“既然是打日本人，大家就坐下来谈。”
这句话或许正是当时不少人的判断。可就在刘为泗等人低头看图时，背后的枪声突然响起。刘为泗身中数十枪，与政委田文灼当场牺牲。副大队长黄克银、妇女部部长徐木秀等人被捕后遇害，赣北工委和游击队干部三十多人遭到杀害。
枪声并未停在村中。
埋伏在附近山地的保安团随即冲下山，配合村内武装实施夹击。各处游击队员猝不及防，许多人的武器被缴走，大量枪支落入保安团手中。山上担任警戒的两个班试图突围，却因兵力悬殊，分别在德安洞霄、万山一带被追捕和缴械。
岷山游击队由此遭受致命打击。
然而，这支队伍并非突然出现，也不是只靠几次伏击扬名。早在1934年秋，湘鄂赣红军北上抗日后，岷山地区便成为赣北革命武装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不断进攻，修筑碉堡，强迫群众并村，实行联保具结，试图切断游击队与百姓之间的联系。
粮食短缺，敌情紧张，山路险恶。
刘为泗率部在九江、德安、瑞昌、永修、星子、武宁六县之间转战，采取小部队袭扰、突然伏击和诱敌深入等办法，避免与优势敌军硬拼。最多时，队伍接近五百人，拥有轻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成为赣北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沿九江方向南下，企图控制赣北。1938年7月25日九江沦陷，日军第106师团、第101师团等部向南推进，地方抗日武装也开始寻找战机，配合正面战场牵制敌人。
万家岭战役期间，刘为泗挑选一百多名有经验的队员，在九德公路蔡山垄段设伏。日军骑兵进入伏击圈后，游击队集中火力开火，敌军当场陷入混乱。此战击毙日军三十多人，缴获战马、弹药等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战斗没有停留在蔡山垄。
游击队随后袭击余家河据点，击毙日军十四人；又在德安县夏家铺伏击日军运输车辆，击毙三十多人。偷袭营房、破坏筑堡工地、截击运输线，成了这支队伍熟悉的作战方式。日军不得不调集更多兵力，试图将岷山根据地一举拔除。
有意思的是，游击队面对日军重兵围攻，并没有急于决战。他们先派小股部队骚扰，白天制造动静，夜间不断转移，还在田间插上稻草人，给假人戴上草帽，在山头敲击铁桶、燃放鞭炮，造成四处都有兵力的假象。
敌人被拖得疲惫不堪。
等日军进入王家垴一带，游击队用一支小分队边打边退，将敌军引进预设包围圈。枪声从山谷两侧同时响起，游击队凭借高地压制日军，多次击退其反扑。这类战斗并不壮观，却极其有效，靠的是熟悉地形、灵活机动和群众掩护。
据当时《江西民国日报》1939年1月22日报道，赣北游击队曾连续击退进犯岷山、株岭的日军。相关记载显示，这支队伍在对日作战中击毙日军五百多人，打伤数百人，俘虏十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物资。
数字背后，是多年苦战。
刘为泗是九江县黄老门破塘刘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1月任赣北工委书记。抗战开始后，他不仅组织武装斗争，还推动成立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团体，动员各界支援抗战，努力把分散的民众力量连接起来。
也正因为如此，赣北游击队既打击日军，也成为国民党顽固派重点防范的对象。抗日合作的名义尚在，破坏抗日武装的行动却已经展开。钟石磐事后向国民党中央提交的报告中称，二月二十四日将刘为泗等“就地枪决”，并“全部解除其武装”。
这份报告留下了事件的另一面：岷山惨案并非战场误杀，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武装袭击。
钟石磐原名部章，1904年11月15日出生于萍乡芦溪南坑。后来历任江西地方保安部队职务，参加过对红军的“清剿”，抗战时期担任江西保安第十八团少将团长。岷山惨案后，他率部继续在地方活动，1949年前后前往台湾，1992年1月病逝，终年八十九岁。
岷山的枪声，结束了赣北游击队一段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暴露出抗战阵营内部复杂而残酷的裂痕。刘为泗、田文灼以及遇难的干部和队员，牺牲地点后来建起纪念设施；关于他们的姓名和事迹，则留在地方抗战史的档案与口述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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