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在与姚石倩的往来书信中，多次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对于20世纪30年代后国内政局与百姓安危的观察与感受，字里行间无不展现出一位普通老人对于国势维艰、居无所安的心绪所忧与无奈惆怅。早在1909年结束“五出五归”壮游，安居茹家冲寄萍堂时，齐白石的人生愿望还是期待过着置地盖房、买山造田的恬淡生活。黎锦熙就曾直言：“大约清末民初数年间，是白石乡居清适，一生最乐的时期。他那时也实有‘终焉’之志”[25]。因此，连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廷覆灭、民国建立的改朝换代，似乎都没有给偏居湖湘小山村的他和周遭，带来多么大的冲击与震动，他的自述、年谱等公共领域文字中也鲜有对这一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大事的评论与回忆。而自从1917年后，因护国战争南北军阀混战湖南之故，齐白石的平静生活才终于被打破，尤其是在1919年定居北京之后，齐白石在作客他乡，疲于逃命之际，已经再也不能像在湖南乡居期间那般“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了[26]。实际上，齐白石正开始以一个出身寒微的历史亲历者身份，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共和初创、帝制复辟、政治角逐、遗老情结、国家离乱、民族危亡等诸多纷纭复杂的世情世相，都作出了自己层层细微多样的深入思考，绝不局限在一个传统中国画家书画治印的关注视野，表现出一种冷静深邃、深忧国运的历史长程眼光，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来自平民视角，颇为鲜活难得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材料。反过来，那些在被时代漩涡裹挟之下的困顿、挣扎、情爱与新生交织缠绕，都融入进齐白石的艺术表达之中，为他的绘画与诗文提供了诸多艰深刻骨、丰富细腻的表现题材与情感体验，使其创作面貌大为增益，眼界思路更加开阔，对包括“衰年变法”在内的艺术变革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结构性影响。
齐白石《萍翁重游北京及归后诗文草》(1917-1918年) 北京画院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此前占领东北的关外日军开始不断向关内进逼，东北军节节撤退，随着包括锦州在内的热河大部的沦陷，日军势力逐步扩张到了长城一线，华北局势告危，北京、上海等地的反日运动也日渐高涨，齐白石此时面对“世变致极”、家门不保的现状，只得深居简出，“窃恐市乱，有剥啄叩吾门者，不识其声，闭门拒之”[29]。而这一时期王缵绪则开始通过姚石倩的关系，多次邀请避居家中的他前往四川游历鬻画，而齐白石却对政局极为忧虑，担忧平津局势的恶化会影响他在北京的家庭生活。1931年夏天，齐白石长子齐良元夫妇和长女齐菊如三人自湘潭家中北上前来北京侍奉父亲，秋季齐良元夫妇又因家事返回湖南，此后齐良元连续三年与父亲相约再次北上却未能成行，齐白石便因这一时期北京家中无人照看为由，连续致信姚石倩多封，屡次婉拒和推迟了王缵绪的邀约，将自己不能立即动身前往四川的缘由，归因于“中国与外交未清，吾出矣，恐北平不安”，但同时他也宽慰姚石倩道：“此时之中华，无安静地。北平暂安，患难亦有天命，弟勿耿耿于怀”[30]。随后王缵绪为表示邀请之诚意，又不断从衣食起居、润金钱财等各方面对齐白石予以馈赠和照顾，甚至在1931年底特意赠送一名十多岁的婢女寿华前往齐家为其服侍生活。王缵绪的多次示好表现，让齐白石对动身四川之行一事左右为难，他在1932年1月给姚石倩的信中失望地表示：“蜀游之兴败矣，不与王君言及，恐生厌闻”[31]。在4、5月间的另一封信中则推辞道：“吾决欲于王君一相识，只是南方家人来函，暂无人来京。吾出矣，或京津有乱事，待中日交涉清再说。拙妾幼子不免离散，吾在渝亦难安也”[32]。当年8月前后，齐白石特作山水力作《山水十二屏》寄赠王缵绪，以表达这一时期王氏对其关照的感谢。
1933年因关外日军再次逼近华北，平津局势进一步紧张，3月后日军开始沿长城一线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北京局势日益告急，“人心很感恐慌”[33]。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东北和热河的事实，为日本进一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平津两地也由此成为了中日交锋的最前沿。当年年末，姚石倩又致函老师，表达自己希望再次赴北京游历学习的计划，但此时受时局影响的齐白石却不免落寞无助，他在回信中向弟子发出了“此时之京华，殊非昔比”的唏嘘，但同时表示对于身处“寂寞之地”，从事“寂寞之道”的自己来说，却依旧会是“决计不移”，“欣然作画，听天不移”[34]，表现出动乱之际对于艺术理想和个人生活的一份坚定与淡然。
齐白石 寂寞之道
杂石 2.9cm×2.8cm×3.2cm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此后，随着财大气粗的王缵绪不断向他汇款高额润金和路费，齐白石在1936年年初终于明确松口道：“谚云：话说三次惹人嫌。余之约来渝，足说过三百次矣。俟夏秋之间(交秋之时)，若大儿能来平，余决来渝也”[35]，正式开始了四川之行的准备。4月28日晚，齐白石携侧室胡宝珠、五女齐良芷、六子齐良年一行，乘火车沿平汉铁路启程南下，经汉口转搭轮船前往四川。在四川期间，齐白石寻亲访旧、祭拜先人、游观赏景、酬应鬻画、举办讲演、接受专访，结识了诸多蜀中名士，收入了一批川籍弟子，留下了丰富的书画金石力作，可谓收获颇丰。而在寓居成都时，齐白石仍然密切关注着华北局势的发展，8月2日他在接受成都《新新新闻》记者专访时，坚定地强调“气节两字，是人生首应留神之事”，并发誓“想到山河零落，受侮日深，愿争一口气，不作画与仇敌”[36]，其坚定的民族气节与人格操守，由此确也可见一斑。就在四川之行结束一年之后，北京故都便告城破，度过九年沦陷生活的齐白石，也的确是“柴门常闭院生苔”[37]、“寿高不死羞为贼”[38]，这无疑为他毕生所留神的“气节”之事，作了一个绝佳的人生注脚。
1936年8月2日齐白石在成都接受《新新新闻》专访报道
(系该报16篇系列报道之一)
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晚清民国报刊库藏
2014年3月笔者拍摄
1936年8月25日清晨，齐白石一行在王缵绪、余中英、姚石倩等十余人的送行下离开成都，9月5日回到了北京家中，而就在齐白石一家离开成都的前一天晚上，成都城内爆发了民众反抗日本擅自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反日爱国运动“蓉案”，事后导致了中日两国之间严重的外交纠纷，中日矛盾开始进一步激化[39]。这一事件自然也引起了刚刚回到北京的齐白石的震动，在9月21日致函姚石倩表达对弟子在成都照料的感谢信中，便不无担心地关切道：“无论老年人答与不答，只要知弟平安(平安函不用答可矣)。成都治乱，已免悬悬”[40]，表现出对学生个人安危的挂念，那师生之间的一份殷殷垂念与脉脉温情，以至让老师发出了“归后之魂梦，犹在竹叶巷也”的喟叹[41]。在10月18日、10月26日的两封信中，他又主动劝说姚石倩迁来北京避居：“弟可脱离少城来故都客居否?此地远胜成都耳”[42]，“能来北平长住否?余甚念之，愿弟长有报告也”[43]。
而自1937年8月北京城彻底沦陷之后，齐白石也不得不辞去教职，闭门家居，与远在川渝大后方的姚石倩彻底失去了联系。直到1946年1月间，“得见升平”的齐白石才再次收到了学生的来信问候。在当年2月6日写给姚石倩的回信中，笔下难掩劫后余生的激动之情。他感慨两人“喜怒哀乐，俱如目见。可哭者，感予亦欲哭;可笑者，感予亦欲笑”，可谓“同病相怜”。在历数自己八年的故都沦陷生活遭际之后，齐白石向学生坦言，在那个“劳倦难堪”、“横寇磨人”的苦难岁月中，老身衰颓的他也曾想过“合当一死”，了却凡尘，却又不得不“三思父母遗体”，无奈放弃了轻生的念头，“转哭作强笑”，而沦陷期间继室胡宝珠的撒手人寰，又让时年84岁的齐白石不由感到身旁无人的落寞与寂寥，故而慨叹“不能再续冤家”[44]，折射出极为鲜活的思想纠葛与情感挣扎。（选自：北京画院·齐白石研究专辑、少白公子趣说齐白石、齐白石传人书画网）注：少白公子--原名汤发周，字子海，号少白，白石山堂主人，人称“少白公子”，齐白石小女-齐良芷嫡传弟子，现为齐白石书画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社会艺术考级优秀指导教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邀客座教授、荣宝斋特邀签约画家、齐白石家族书画遗产运营官、齐良芷艺术馆馆长、国家一级书画鉴定师、北京画院·齐白石美术馆签约画家，齐白石纪念馆特邀画师、国家注册一级文物艺术品鉴定估价师，齐白石艺术基金投资人、齐白石品牌联盟秘书长、齐白石纪念馆终生签约艺术家，上市公司-网易集团官方形象代言人、网易有道国画课推荐官及齐白石书画大数据鉴定专家，国家级百佳图书出版社授权战略合作伙伴、齐白石版权及齐白石传人版权拥有者，他年少时拜齐白石小女齐良芷为师，得其亲授国画、篆刻、书法技艺，获赠"白石山堂"墨宝及"白石传人"印章。齐良末题“家法再传”、齐良迟题“白石再传”并为其画集作题记、齐展仪题“白石山堂”。他长期致力于齐白石艺术研究，擅长齐派水墨虾蟹与花鸟草虫画，作品吸取白石老人"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美学思想，笔墨简练而形神兼备。近些年他主持编纂多部齐白石研究专著，多次国内外齐白石真迹展览，主持鉴定齐良元（齐子贞）、齐良琨（齐子如）、齐良迟（齐子长）、齐良已（齐子泷），齐良芷、齐良末等齐白石家族旧藏齐白石书画印章系列等珍贵文物，并担任上海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会长，同时运营齐白石文化IP，深耕艺术教育与大众传播，以鉴定、创作、出版、展览、拍卖、NFT数藏、元宇宙跨界文化赋能等多维体系，系统梳理、齐派文脉，大力推动了齐派艺术的学术梳理与创新传播，是当代极具代表性的齐白石艺术传承人与研究学者，为弘扬齐白石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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