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街头,太阳照样升起来,照着那些穿了西装的、穿着和服的,也照着几个头上拖着一条黑东西的中国留学生。

那东西,我们管它叫辫子,日本人却不叫它辫子,叫“豚尾”——也就是猪尾巴。

走在路上,后头常有几个日本小孩追着,指指点点,嘴里吐出些不大灵光的笑声来。

留学生们起初大约是有些“大国上邦”的尊严的,耳根子却禁不住这日复一日的唧唧喳喳。

尊严被这“豚尾”挂着,四下里荡漾,荡得久了,也就碎成了一地的渣滓。

终于有人忍耐不住,从抽屉里翻出一把剪刀,“咔嚓”一声,把那一条猪尾巴剪了下来。

那一剪刀下去,自然是极痛快的。

脖子陡然轻了半斤,连带着脑壳也似乎灵光了许多,仿佛一瞬间便从“大清的顺民”摇身一变,成了“文明的新人”。

然而,痛快往往只有一瞬,后患却是长远的。

剪了辫子,固然可以挺直了腰杆在神保町的书店里穿行,但中国人终究是要回国的。

彼时大清朝的太阳还没有落山,紫禁城里的老太太还在发号施令,黄龙旗还在风里猎猎地响。

在那块土地上,辫子不单是头发,它是一张朝廷颁发给你的“顺民证”。

没有这张证件,你便是叛逆,便是乱党,是要被杀头、拿去蘸面包——不,蘸馒头吃的。

鲁迅便也是这许多剪了辫子的人当中的一个。

1902年的光景,他在东京把那条猪尾巴给铰了。

脖项里空荡荡的,吹着异国他乡的风,倒也清爽。

可过了半年,家里催着回国,说是母亲给他定下了一位朱家的新娘,要他回去成婚。

这一回去,可就麻烦了。

清国的海关是认辫不认人的,没了辫子,脚还没踩上陆地,怕是就要先进大牢。

于是,鲁迅便去寻了一顶假辫子。

那假辫子是用不知道谁的废头发编成的,乌黑,死气沉沉,用个扣子或者发箍套在脑勺上。

戴上去,沉重,闷热,还散发着一股子假冒伪劣的陈腐气味。

但有了它,他才敢大摇大摆地走进家门,才敢在红烛高照的洞房里,去见那位裹着小脚、未曾谋面的朱安女士,规规矩矩地拜堂成婚。

那假辫子顶在头上,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他知道,他压下的不是头发,是恐惧。

苏雪林女士的二叔,大约也是尝过这滋味的。

他当年“断发改装”从日本归来,也是怀里藏着一条假辫子。

到了家门口,慌忙将假辫盘在头顶,团团围成一个假团辫,用发簪扎结实了,这才敢咳嗽一声,迈出大门去见乡邻。

这假辫子,真是一样绝妙的法门。

装在头上,装出的是一身“忠孝节义”的体面;藏在心里的,却是一团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

大家相视一笑,头顶上都盘着一团假发,彼此心照不宣,这便算作是同胞,算作是太平盛世里的良民了。

然而,这假辫子也并非万无一失的保险柜。

这块土地上的事情,向来是变幻莫测的。

有一阵子,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满街溜达,专门打量人们的头顶。

凡是看到打着团辫的人,便要斜着眼睛凑上前去,伸手硬扯。

是真是假,拉一把便知。

如果是真发,顶多痛得呲牙咧嘴;若是假团辫,手上一用力,“脱落”了下来,那可就坏了。这是“假顺民”,是“毛子”的同党!

捉进巡抚衙门,少不得一顿严刑拷打,鞭子抽得皮开肉肉绽,若遇上脾气暴躁的官老爷,当场拉到菜市口,一刀把脑袋砍下来,挂在城墙上示众。

于是,这根假辫子便显出它的神圣与残酷来:戴得对,它是掩护你苟延残喘的盾牌;戴得错,它就是勒死你脖子的绞索。

剪了辫子的留学生们,脖子上其实悬着两把刀:一把是朝廷的“通缉令”,一把是义和团的“大刀片”。

走在街上,风吹过来,都要紧一紧帽子,生怕那假辫子掉下来,落得个尸首分离的下场。

这种日子,大约也只有“清国留学生”们,才能品得其中真味罢。

原以为革命党人的枪声响了,皇帝退位了,这假辫子的戏码也就该落幕了。

谁知到了1917年的夏天,张勋领着他的“辫子军”进了北京城,把那个废帝又抬上了宝座。

这一下,北京城里可就热闹了。

先前那些剪了辫子、自诩为“民国新贵”或者“开明市民”的尊驾们,顿时如丧考妣。

街巷里不再讨论什么“民主”与“科学”,大家都在四处打听:哪儿能买到假辫子?

当初剪辫子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决绝,何等的昂扬,仿佛一剪子下去,封建专制就被切断了似的。

可如今,张勋的军警在街上搜查,凡是没有辫子的,便视为“乱党”。

于是,昨天的“革命先锋”,今天便成了四处搜刮假辫子的“慌张鬼”。

有钱的去戏班子高价买戏服上的假发,无钱的便去接闺女的辫绳,甚至拿马尾巴凑数。

当初剪掉时有多么慷慨激昂,如今找回来时就有多么狼狈不堪。

从1903年到1917年,短短十几年的光景,这顶假辫子在我们的头顶上演了一出出荒诞不经的大戏。

它先是作为避祸的“遮羞布”,遮住人们内心的怯懦与妥协;后来又摇身一变,成了乱世里的“保命符”,保住我们项上的那一颗颗尊颅。

造化弄人,大抵不过如此。

可见,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头发从来不单单是头发。

它是一张通行证,决定着你能否在街上平安地走过;它是一套身份系统,标示着你是“顺民”、“乱党”还是“文明人”;它更是一个时代的入场券,皇帝来了你要留着,革命来了你要剪掉,张勋来了你又得把它戴回去。

头发长在自己的脑壳上,主意却全在别人的嘴里和手中的刀子上。

只要那心中的“假辫子”没有剪掉,无论头顶上是留着真辫子、戴着假辫子,还是光着脑袋,我们便永远只是在不同戏码里穿梭的龙套,提心吊胆地扮演着“顺民”的角色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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