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第二次开庭是在1999年1月15日。
这一次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杜培武父母坐在前排，父亲的头发比上次白了一些，母亲的眼肿得像是哭过了许久。
杜培武被带到了被告席上，他的手中握着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一件折叠好的衣服。
审P长宣布开庭。
“上一次开庭时，被告人在庭上翻供，并且说自己受到了刑~讯逼~供，F庭要求你出示证据，现在你有什么要说的？”审P长说。
杜培武站在那里，说：“审P长，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
杜培武把手里的塑料袋举起来，说："这件衣服。这是我当时穿的衣服。衣服上，有我的血。"
F庭里安静了一下。审P长说："把衣服呈上来。"
法J上前把塑料袋交给审P长，审P长将衣服从塑料袋中拿出来抖开。
那是一条灰蓝色的衣服，是J服的款式，衣服上布满了暗褐色的痕迹，一块块的像是被某种东西浸透后又干了，前襟、袖子、领口等各处都有。
F庭里，彻底安静了。
审P长看着那件衣服很久，他没有说话，旁听席上的杜培武母亲捂住嘴，肩膀开始发抖，父亲坐在那里，眼睛盯着那件衣服一动不动。
有人发出低低的吸气声，后排旁群众站起、坐下好几次，吸气声此起彼伏，没有一个人说话，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年轻记者，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相机又把手缩回来，他看了看法J，法J也在看他，他把手放回膝盖上，低头在本子上飞快地写着什么。
前排他父亲的眼圈泛红，抬手用指节轻轻按一下眼角然后放下，他望着杜培武。
审P长开口，声音有点哑，这件衣服是怎么回事？
杜培武说，"我被人吊起来，手腕磨破了，血滴在衣服上。我被人打，牙床出血，血滴在衣服上。我被电击，胸口的皮肉被电破，血渗出来，浸在衣服上。这件衣服上的血，都是我的。"
"这件衣服，你是从哪来的？"
入监时，看守所把我的衣服收进储物柜，我请求取出的。
审判长看着那件衣服，又看了看杜培武，把衣服叠好装回塑料袋里后说：“F庭会依法对证据进行审查，”
P判长，杜培武说，我还有话要再说。
"你说。"
我没有刹人，杜培武说，“我从来没有刹过人，我的妻子王晓湘被刹了，我想抓住凶手，但是凶手不是我，你们抓错了人了，”
F庭里安静着。没有人说话。
我是一名J察，杜培武说，我曾经宣誓要保护人民、保护无辜的人，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被同事以这样的方式，逼迫承认没有做过的事，我请求F庭查明事实，要求F院还我清白之身，"
他说完，站在那里，看着审P长。
审P长没有看他，低头翻着手中的卷宗。
庭审继续进行。
公S人站起来说：“审P长，被告人的血衣不能证明他受到刑~讯，这件衣服的来源不明，不能确定是被告人受刑时穿的衣服。而且，被告人受的是'皮外伤'，衣服上血迹的检验报告，我们没有看到。这件衣服，不能作为有效证据。"
审P长，刘胡乐站起来说，被告人受刑时穿的衣服，有被告人的陈述、看守所储物柜的保管记录，衣服上的血迹是不是被告人自己的血，可以进行检验，公S人认为“来源不明”，请问哪部分事实不明？
辩护人，公S人说：“你说衣服上血是被告人的，你有检验报告吗？”
“没有，刘胡乐说，但是可以申请检验，“衣服在，血在这，人在这，一查就知道是谁的，”
"申请检验需要时间。"公S人说，"法庭的审理期限，是有限的。"
那就延长，刘胡乐认为，一个关系人命的案件，多花几天时间来审理是值得的。
审P长说：“双方的意见F庭会考虑，血衣的证据效力由F庭依法予以认定，”
庭审继续进行，质证、辩论，一轮又一轮。
"审P长，"公S人说，"我要提醒F庭：被告人的血衣，是在本案侦查终结之后，由被告人一方自行取得的。它的真实性、关联性，都没有经过检验。如果每一个被告人都拿出一件带血的衣服，说是刑@讯逼!供的证据，那每一个案子都没法办了。"
审P长，刘胡乐提出，被告人遭受刑~讯不能单独成为一个指控。被告人在7月29日就向驻所检官控告过；驻所检官当众为他验伤并拍了照片，上述情况有记录可查，被告人并不是“拿出一件血衣”，而是始终在陈述自己被打，他的伤、他的血衣、他的控告书、他的陈述书，是一整套东西。公S人不能因为只看到一件血衣就否定整个事情。
F庭里，沉默了一会儿。
审P长问：F庭将会对综合考虑进行，双方有新的证据吗？
"没有了。"公S人说。
"没有了。"刘胡乐说。
F庭辩论结束，审P长问杜培武："被告人，你还有话要说吗？"
杜培武站在那里，面对审P长说，“审P长，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刹人，我受到刑~讯逼!供，我的血衣、伤疤、控告书都是真的，请求F庭查清事实，”
审P长点头，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庭审结束。杜培武被带回看所。
他坐在铺位上，想着今天的庭审，他想着那件血衣，他想象着审P长看着血衣的时候，沉默的那几秒钟，他想那几秒钟里他在想些什么。
他想着，F官，会不会信他？
他等了半个月。
那半个月，是他的人生中最长的半个月，他数着日子，一天两天，在放风时，在院子里走圈，一圈比一圈慢，蹲在墙角，看着头顶的铁丝网和外面的一小片天。
马光头问他："判了吗？"
"没有。等着。"
会判重刑，马光头说，这样刹J察的案，判轻不了。
"我没刹人。"
我知道，马光头说，但你说了不算。
杜培武没有说话，他觉得马光头说的对，他说了不算，他只能等待。
1999年2月5日，宣判。
当天上午杜培武就被带到了F庭，坐在被告席上看着审P长。
审判长开始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很长，念了很久，杜培武听着这些条文，听着“经审理查明”、听着“本院认为”。
判决书中杜培武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杜培武存在刑讯逼供、证据不足等辩解意见，经查，被告人杜培武所作供述系其本人自愿作出，与现场勘查、物证鉴定相互印证，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以采纳。
他说的那些话，就像一把刀子，一句句割在心上。
然后，他听见审P长念道：
杜培武故意刹人罪，判处S刑，并处剥夺XX权利终身。
F庭里，安静了几秒。
于是旁听席上有人开始哭泣，是杜培武的母亲，她浑身颤抖地被人扶着，父亲坐在这，不动不言，如同石像一般。
杜培武站在被告席上，听着。
觉得自己就像是站在很远的地方看另一个自己，那个“他”被判处死刑，他没有哭，他转过头去看了旁听席一眼，他看见自己的父亲、母亲，他的父亲也在看他，父子俩隔着人群看了很久。
审判长说，杜培武，若不服本判决，自收到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可以向云南省高院提起上诉。
杜培武说："我上诉。"
他没有犹豫，他想着还有二审，想着二审的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他被带出F庭，走到F院门前回头再看时，父亲仍然在原地坐着不动，母亲在流泪了。
他想着，他不能死，他死了儿子怎么办？他死了谁来证明他的清白？
他被带回看所，一路上，他没有说话，他没有流泪，他坐在J车的后座上看着窗外，窗外昆明依旧如此，街上的行人依然像往常一样行走，想着，这座城里不会有人知道今天有一个J察被自己的同事送上刑场。
晚上，他坐在铺位上，仰望天花板，把判决书内容在脑海中过一遍，死刑，剥夺权利终身，以后这两个词就要和名字一起被记住。
他还要上诉，他还要把血衣带到二审F庭上。
他不知道，二审，不会开庭。
他还不知道，就在他等待二审的日子里，城西出租屋中那支他供述扔进了滇池的炝，正在一个铁皮柜子里安静静地等候着。
炝有没有刹人，炝上的D道，也没有撒谎。
刹人的是另一个J察，此刻他就在三十公里外的某地安稳地睡着。
他都不清楚，他只知道自己不能死，他还有没说完的话，他还有儿子。
家里，杜培武母亲精神恍惚，她扶着墙，坐下来，不停的流泪，她坐在那里，看着地面，很久之后说：“培武不会刹人的，”
"我知道。"父亲说。
你去申诉，老伴说，告到北~京也要去告。
父亲没再说话，他走进书房拉开抽屉拿出一叠信纸，他在书桌前坐下来铺开信纸，拿起笔开始写。
他写道，我是杜培武的父亲，我儿子被冤枉了，他是一个J察，不可能刹人，请求上级领导对本案进行重新审查。
他写了一个晚上，写了十几页直到天亮，他把信纸叠好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第二天早上他骑自行车去邮局。
他把信投到邮筒里，然后站在邮局门口一会儿骑上自行车回去了。
从那天起，他隔几天就会写一封信，信的内容大体相同，他将信寄给了省人大、省高院、省政~法委等他能想到的部门。
他不知道那些信有没有用，但他认为写一封就多了一分希望，不写，就毫无希望了。
那晚杜培武没睡觉，他坐在铁床上一宿没合眼，看着窗外，从黑夜到天亮都没有睡着，他想着自己还有一个儿子，他不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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