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27日，朝鲜长津湖东岸，宋时轮指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向美军陆战第1师和第7步兵师发起攻击。夜色、积雪和零下数十摄氏度的严寒叠在一起，战斗很快超出了普通作战的范围。
第9兵团下辖第20军、第26军和第27军，原本是华东野战军的精锐部队，擅长机动作战和攻坚。入朝前，部队主要驻扎在华东地区，许多官兵来自江浙、闽赣等地，对朝鲜山区的极端低温缺乏直接经验。
这不是一句“没有棉衣”就能完全解释的事情。朝鲜北部当年冬季严寒异常，部队又是在较短时间内由东南沿海一带北上，再跨过鸭绿江投入战斗。棉衣、棉鞋、燃料和药品的补充都受到运输条件限制，美军空袭更使后勤线不断承压。
战役开始后，第9兵团利用夜暗和地形，对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展开分割包围。第20军负责东岸方向，第27军控制西岸一带，第26军随后投入战斗。志愿军曾一度迫使美军处于被包围状态，东线美军部分部队遭到重创。
但战果背后，是极其沉重的代价。
严寒让武器故障、伤口恶化和人员冻伤同时发生。有些战士在长时间潜伏后，手脚已经失去知觉，无法正常扣动扳机；部分部队为了隐蔽，不能生火取暖，只能依靠有限的干粮和棉衣熬过夜晚。战斗减员与冻伤减员交织在一起，部队的实际作战能力迅速下降。
关于第9兵团的损失，公开资料和不同研究存在口径差异。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战斗伤亡和冻伤减员合计达到数万人，其中冻伤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尤其严重。把所有损失简单说成“牺牲五万人”，并不严谨；但若只强调战场上的阵亡数字，又显然低估了这场战役的惨烈程度。
于是，问题落到了宋时轮身上：部队为何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投入长津湖作战？他是否应该为重大损失承担责任？
宋时轮不能推卸责任。作为第9兵团司令员，他需要根据敌情、地形和部队状态作出判断。部队御寒装备不足、运输困难、官兵对严寒缺乏经验，这些情况并非完全不可察觉。战役部署过于强调迅速完成包围，对恶劣气候可能造成的影响估计不够，是指挥层面必须面对的问题。
不过，把责任全部压在宋时轮一个人身上，同样不符合当时的实际。
1950年朝鲜战场形势变化很快。美军和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后，志愿军面临的是必须尽快阻止其继续北进的局面。第9兵团原先承担的是解放台湾方向的任务，后来奉命转入东北，再紧急入朝。战略部署、部队调动和战役发起时间，并不由兵团司令员单独决定。
有资料显示，宋时轮曾对部队的御寒和入朝准备提出过担忧，也曾希望争取更多准备时间。这样的意见能否完全落实，取决于整个战区和中央的判断。战争环境下，前线指挥员既要服从整体部署，也要承担执行结果，这正是宋时轮所处的两难位置。
第9兵团官兵对他的态度，也不是简单的“拥护”或“怨恨”。
一些老兵回忆中，宋时轮在部队里威望很高。他作风硬朗，要求严格，打仗敢于承担责任。第9兵团能够在长津湖地区完成大规模穿插和包围，与部队训练有素、执行命令坚决有直接关系。战士们未必赞同每一项部署，但对这位长期带兵作战的将领，普遍存在信任。
另一面，重大伤亡不可能没有情绪。有人对装备准备不足感到不理解，也有人认为部队不该在严寒中长时间潜伏。这样的议论，并不等于把所有责任归罪于宋时轮，而是官兵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对战役条件和指挥决策产生的真实反应。
据相关回忆，战后宋时轮多次谈到第9兵团在长津湖遭受的损失，承认自己作为指挥员负有责任。他没有把冻伤和减员完全归咎于天气，也没有把困难都推给后勤部门。这种态度，解释了为什么许多老部下后来仍然尊重他。
长津湖战役的意义，也不能只用胜负来衡量。美军陆战第1师最终依托海上和空中力量撤出长津湖地区，但志愿军第9兵团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战役阻止了美军向鸭绿江方向继续推进，却没有实现全歼对手的原定目标。
对宋时轮的评价，既不能因为他是名将，就回避第9兵团的损失；也不能因为损失惨重，就把复杂的战略决策简化成个人失误。严寒、装备、运输、敌情和上级部署共同作用，才造成了这场战役的特殊面貌。
多年以后，第9兵团老兵谈起宋时轮，常常不是一句简单的褒贬，而是几种情绪混在一起：有敬重，有遗憾，也有对那场严冬的后怕。对他们而言，宋时轮既是下达命令的指挥员，也是同样要面对战局后果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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