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1月，上海龙华看守所外，孟庆树的叔父孟涵之陪着王明前来探望。此时的孟庆树已经被关押数月，外面的局势也异常紧张。王明没有高大魁梧的身材，却连续冒险赶到龙华，这段经历，成为两人关系转折的关键。
孟庆树出生于1911年，安徽寿县人，家中世代行医，生活条件相当优越。她成长的年代，军阀混战、列强压迫接连不断，读书并不只是为了个人前途。寿县小甸镇的革命活动兴起后，年少的孟庆树受到影响，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共青团。
1926年，北伐军进入武汉，安徽各地的工农运动也随之活跃起来。共产党人高语罕在当地创办党务干部学校，准备培养革命工作骨干。年仅15岁的孟庆树没有留在家中享受安稳生活，而是选择报考这所学校。这个决定，改变了她后来几十年的人生轨迹。
不久，孟庆树又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严格说来，这所学校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子学员队则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支。学校原本计划招收四五十名女生，报名者却远远超出预期。经过审查，实际入学者达到一百八十多人，后来又有湖南学兵团的女学员并入，总数超过二百人。
在这批女学员中，后来出现了赵一曼、胡筠、游曦、胡兰畦等人物。她们有的投身敌后斗争，有的参加武装起义，有的在抗日战场上留下姓名。孟庆树并非只因容貌受到关注，她还担任过女生队分队长，说明她在组织能力和政治表现方面同样得到认可。
当时，孟庆树身材高挑，仪态出众，在女学员中颇为醒目。和她一起被称为“校花”的，还有曾宪植。这个称呼带有当时校园内部的口语色彩，却也从侧面反映出孟庆树在同学中的特殊印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形势骤然恶化。孟庆树奉组织安排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年纪很轻，却已经从安徽乡村走进了国际革命环境。到了莫斯科，她依然因为外貌和气质受到注意，甚至被一些同学称作“美女皇后”。
王明原名陈绍禹，也是安徽人，比孟庆树年长几岁。1927年，他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得到米夫等人的支持，在共产国际联系下逐渐进入中共领导层。两人在异国相逢，乡籍相同，又有共同的政治经历，王明很快对孟庆树产生了感情。
有意思的是，孟庆树起初并没有接受这份追求。王明个子不高，性格和政治抱负却十分鲜明；而孟庆树当时已有交往对象，对王明一直保持距离。王明并未因此退缩，后来曾对她说：“只要你愿意，我可以等。”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王明担任大会秘书处翻译科主任，并参与工作人员安排。他借此机会让孟庆树参加大会事务，两人的接触逐渐增加。感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更多是在共同工作、共同面对政治压力的过程中慢慢变化。
1930年夏，孟庆树在上海被捕，关押于龙华看守所。王明得知后十分焦急，曾写诗寄托思念，并在10月19日、10月26日、11月2日三次前往探望。那时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下，探监本身就有风险。孟庆树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患难之中，才看得出一个人的真心。”
11月22日，孟庆树获释。第二天，在叔父孟涵之操持下，她与王明结为夫妻。婚姻发生得很快，却并非简单的外貌吸引，而是经过了共同求学、共同工作和政治压力考验后的选择。
婚后不久，王明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1931年向忠发被捕后，王明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主持者之一。同年10月，他携孟庆树前往莫斯科，继续在共产国际体系内开展工作。王明后来推行的“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许多党员和红军将士因此付出代价。遵义会议后，党内领导和军事路线逐步转向从中国实际出发。
1937年11月，王明与孟庆树回国。武汉成为抗战初期的重要政治中心，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孟庆树则参加长江局妇女工作，担任妇委会委员、书记等职务，并代表陕甘宁边区妇女组织参与武汉各界抗日救亡活动。
她的工作不在战场，却同样直接服务于抗战。组织妇女募捐、宣传、救济难民，发动社会力量支援前线，这些事务琐碎而繁重，往往不容易被记住。孟庆树在武汉时期的活动，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动员工作的一部分。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王明、孟庆树都参加了会议。解放战争时期，两人又主要从事政法和法制方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王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孟庆树担任法制委员会资料室主任，夫妻二人的工作都与国家法制建设有关。
1950年9月，王明因病提出赴苏联治疗，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1953年，他与孟庆树回国。1956年，王明再次赴苏联治病，此后长期留在莫斯科。身体恶化期间，孟庆树一直陪伴护理，承担了大量生活照料工作。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病逝，终年七十岁。孟庆树继续生活在苏联，1983年去世。两人相识于革命风云之中，婚姻持续四十多年；那场始于龙华看守所探望的感情，也随着他们各自复杂而沉重的人生经历，留下了难以简单评说的历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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