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底，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收到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号，只有一句近乎劝阻的话：希望红军设法留在原地，熬过一两个月，西北和全国可能出现大的变化。
这句话看似是在劝红军不要动，背后却藏着一场极其凶险的战略博弈。红军刚结束长征，陕北根据地并不稳固，蒋介石的军队步步逼近。继续留下，可能被困死；贸然东进，又可能落入国民党军的合围。
1936年10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随后在将台堡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三大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基本完成。两年多的长途跋涉终于告一段落，但“会师”并不等于安全。
当时的陕北，土地广阔，人口却相对稀少，粮食和棉布都十分紧缺。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和长途行军，人员、武器、牲畜损耗严重。山城堡战役虽在1936年11月取得胜利，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可红军仍然处在强敌包围之中。
蒋介石并不打算给红军喘息机会。他把陕北视作必须拔掉的目标，继续调集部队，企图用军事压力迫使红军分散、改编，最终失去独立生存的能力。陕北距离日本占领区较远，距离国民党军却很近，这种地理位置尤其不利。
更棘手的是，红军的战略目标从来不只是守住一块根据地。长征保存下来的力量，原本要用于抗日。如果长期困在陕北，既难以向华北发展，也难以迅速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于是，中央开始考虑主动破局。
有意思的是，这个方案并非简单的突围，而是一次带有战略进攻性质的重新转移。红军设想向山西方向发展，视情况进入河南、河北，甚至联络华北各方抗日力量，在更接近抗日前线的地区打开局面。后来人们把它称为“新长征”，但它与此前被迫进行的长征不同，更像是一场主动选择的险棋。
毛泽东看重的，是山西的战略位置和政治条件。1936年东征期间，红军曾进入山西作战，虽然随后回师陕北，却扩大了政治影响，也使阎锡山对抗日问题的态度出现变化。红军若再次东进，便可能把军事行动同统一战线工作结合起来。
但张学良看到的，是另一幅图景。他率领的东北军装备相对较好，熟悉国民党军的调动方式，清楚平原、铁路和公路对机械化部队意味着什么。红军一旦离开陕北，进入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的地区，国民党军便能快速增援，围追堵截的压力只会更大。
据相关电报记载，张学良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最好设法留在原地，熬过一二个月。”他所说的“大变化”，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安慰，而是判断国内政治局势可能出现转折。
张学良和杨虎城都不愿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东北军背负着九一八事变后的国耻，许多官兵盼望抗日，却被蒋介石要求把枪口对准红军。张学良多次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但没有得到真正回应。
局势很快逼到了边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要求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围剿红军。张学良当面劝说：“国家正在危急关头，不能再打内战。”蒋介石仍坚持原有方针，双方矛盾彻底激化。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西北军在临潼、华清池一带采取行动，蒋介石在骊山附近被捕。张学良、杨虎城随即向中共中央发电，说明扣留蒋介石的原因，并请求共同处理这一突发局面。
西安事变改变了“新长征”继续实施的条件。红军不必立即离开陕北，也暂时避免了同国民党军进行一场消耗巨大的内战。可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又成为新的难题。
中共中央最初内部确有过严厉处置的意见，但周恩来等人很快认识到，南京政府的军事力量并未瓦解。如果蒋介石被杀，南京方面可能大举进攻西安，亲日势力也可能借机夺权，抗日力量将陷入更大混乱。
周恩来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杨虎城等方面反复协商，主张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主要目标。经过谈判，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准备抗日等条件。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实现和平解决。
因此，张学良那句“熬过一二个月”，实际改变了红军面对的时间表。原本准备东进的“新长征”没有真正展开，却在政治压力、军事部署和统一战线的交汇处，促成了局势转向。红军留在陕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由此获得了形成的关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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