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22日，北京，李立三在持续的批斗和审查压力下服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消息传出后，围绕他的争议并没有停止，反而因为遗书中的“叛党”二字，被人反复利用，成为攻击这位老革命家的“证据”。
然而，遗书里的词，不能脱离写信时的处境来理解。李立三所说的“自杀叛党”，并不是承认自己曾经背叛组织，而是认为自己选择自杀，无法再按照入党时的誓言为党工作，因此产生了深深的自责。把一句绝望中的自我表述，曲解成政治罪证，正是那场特殊运动中常见的做法。
李立三走上革命道路，并不是临时起意。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正在湖南长沙，随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他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与赵世炎、周恩来等进步青年交往。那时的李立三说话办事都很有冲劲，认准的事情，往往不肯绕弯子。
1921年回国后，李立三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派他到江西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安源煤矿和铁路工人生活困苦，管理方又长期压制工人。李立三没有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深入工棚，了解工人的实际困难，逐步建立组织，发动罢工。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工人斗争之一。李立三在其中表现出的组织能力，也由此受到重视。值得一提的是，他并非只会鼓动情绪，而是懂得谈判、宣传和组织纪律，能够把分散的不满转化为有目标的集体行动。
此后，他参与上海工人运动，在五卅运动等斗争中承担重要工作。反动势力曾试图对他下手，还散布过“李立三已经死了”的消息。有人听到后很悲观，他却对身边同志说：“只要工人还在斗争，消息是真是假并不重要。”这类话未必是原句，却符合他当时一贯强硬的作风。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打击。1927年南昌起义前后，李立三参与了有关军事斗争的讨论和组织工作。共产党开始认识到，单靠工人罢工已经无法应对武装镇压，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南昌起义后来成为人民军队创建的重要起点，李立三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作用。
但敢闯敢干，也可能带来判断上的偏差。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国民党内部混战，国内局势看上去似乎出现了新的机会。此时的李立三和部分中央领导人，对革命力量的发展速度估计过高，认为可以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迅速形成全国性的对抗局面。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立三路线”。它带有明显的城市中心论和冒险主义色彩，忽视了敌我力量差距，也没有充分考虑农村革命根据地尚未稳固的现实。部分进攻行动受挫后，红军和地下组织都遭受损失，一些地方党组织过早暴露。
1930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李立三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而是作了自我批评，并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个教训影响了他的一生，但组织上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只停留在一次错误上。犯过错、承认错、接受调整，是历史事实的完整部分。
离开国内核心领导岗位后，李立三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多年，担任过中文出版和工人运动方面的职务，也参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要求回国，却未能立即实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东北，参与工会、工业和生产恢复等工作。
东北当时是军事斗争的重要区域，工厂能否正常运转，直接关系到军需和城市秩序。李立三没有只盯着政治口号，而是重视工人组织、劳动纪律和生产恢复。这些工作看起来不如战场上的枪炮显眼，却是解放区能够站稳脚跟的重要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等职务。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颁布施行，工会组织的地位、任务和工作原则得到法律确认。李立三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对这项制度建设投入了大量精力，后来还参与劳动政策和工会工作的完善。
遗憾的是，这些贡献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迅速遮蔽。李立三早年的“立三路线”、长期在苏联工作经历，都被重新拼接成所谓“通敌”“叛徒”材料。批斗、审查和逼迫接踵而来，许多材料并非来自可靠调查，而是在高压环境下形成。
一些老同志曾为他说明情况，认为“立三路线”属于革命实践中的错误，不能据此认定李立三有叛党或通敌行为。但在当时，事实往往敌不过成堆的材料，解释也抵不过预先定下的结论。
李立三被关押和批斗期间，身体与精神都承受着巨大压力。1967年6月22日，他服用安眠药去世，终年68岁。遗书中“叛党”一词，后来被别有用心地截取出来，仿佛成了他承认罪行的凭据，却把前后语境和一生经历统统抹去。
1980年，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恢复名誉，并对相关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那份遗书没有改变他的革命生涯，真正能够说明问题的，仍是安源煤矿的工棚、南昌起义前后的会议、东北工厂的机器声，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制定工会制度时留下的工作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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