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月薪两万降到八千，我没吭声，想着公司难，共渡难关。第二天开会，老板当众说：能干的留下，不能干的学学人家老王，降薪都不走。我攥着矿泉水瓶没说话。散会后人事把新合同拍我桌上，月薪五千，爱签不签。我抬头看她，她眼皮都没抬：老板的意思。我起身去停车场，人事追出来喊老板找你。我按下车钥匙，车门解锁的咔嗒声比她的嗓门还响。
第一章 八千块的闷棍
我在仓库门口碰见刘胖子的时候，他正蹲在台阶上啃一块冷掉的饼。油纸包摊在膝盖上，碎渣掉了一裤裆。他看见我，嘴里含含糊糊地喊了声哥，又低头去捡饼渣往嘴里塞。我站在他跟前，影子正好盖住他半张脸。
“又没吃早饭？”我问他。
刘胖子把最后一口饼咽下去，手指在裤子上蹭了蹭：“车间主任说今天盘点，七点不到就把人全轰起来了。我出门揣了块饼，到这儿全硬了。”
我伸手拉他起来。他比我矮半个头，身上还是那件洗得发灰的工服，领口一圈汗渍已经泛白。他拍拍屁股上的土，跟在我后头进了仓库。铁皮顶子被太阳晒了一早晨，里头闷得像个蒸笼。货架上的纸箱堆到顶，过道只容一个人侧身走。
“哥，你听说了没？”刘胖子凑过来，压低嗓子，“这次降薪，仓库这边就咱俩最狠。我原先六千，现在直接给砍到四千二。组长说公司账上没钱，下个月可能还要减人。”
我没接话，从兜里摸出半包烟，抖出一根点上。烟雾在闷热的空气里散不开，像一团灰棉花糊在脸前。刘胖子看着我抽烟，喉结动了动，到底没开口要。
“别听风就是雨。”我叼着烟，伸手去够高处的纸箱，“账上有没有钱，不是车间主任说了算。”
刘胖子“哦”了一声，转身去推小推车。铁轮子碾过水泥地，咯吱咯吱响。我吸了口烟，听见外头有人喊我名字。是人事部的小周，穿一件浅蓝衬衫，腋下汗湿了两块，站在仓库门口不肯进来，只伸着脖子朝里张望。
“张哥！王总找你！”小周喊完这句，又补了一句，“挺急的，让你现在去办公楼。”
刘胖子从货架后探出脑袋看我。我把烟头摁灭在铁皮货架的横梁上，顺手把烟屁股揣进口袋，朝他摆摆手：“你先把西边那排盘了，我一会回来对单。”
走出仓库，太阳明晃晃地砸在脑袋上。我眯着眼往办公楼走，小周跟在后头，小跑着才能跟上。水泥路面晒得发烫，鞋底薄的地方能觉出热乎劲来。路两边的冬青蔫头耷脑，叶子上蒙着层灰。
办公楼大厅里空调开得足，推门的瞬间凉气扑过来，汗湿的后背顿时一激灵。前台小刘冲我点下头，又低头看她的手机。电梯上到三楼，小周领我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口，敲了两下门，里头传来王总的声音：“进来。”
王总叫王建国，五十出头，脑袋谢了顶，剩下的一圈头发贴着头皮梳得整整齐齐。他坐在大班椅里，面前摆着一台黑色笔记本，旁边一摞文件。看见我进来，他欠了欠身子，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老张，坐。”
我坐下来。小周带上门出去了。办公室里静了一霎，只有空调出风口嗡嗡响。
王建国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杯底磕在玻璃桌面上，轻响一声。他开口：“老张啊，你在公司这么多年了，算起来……有十一年了吧？”
“十二年。”我说。
“对，十二年。”他点点头，眼睛却看着电脑屏幕，手指在触摸板上划拉两下，“公司现在什么情况，你也清楚。订单少了，回款又慢，工人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之前开会说的降薪，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是从上到下一起降。我自己的工资也砍了一半，不信你问财务。”
我没说话，看着他。他穿一件白衬衫，领口雪白，袖口扣得严严实实。手腕上那块表我认识，欧米茄的海马系列，去年年会上他喝多了，撸起袖子拍着表盘说七万八，一分不少。
“但你情况特殊。”王建国身子往前倾了倾，声音低了半度，“你是仓库主管，管着那帮人。全公司除了车间，就数你们仓库的人最多。要是连你也跟着闹情绪，底下人更不好管。所以我想了个办法，把你明面上的工资降到八千，私底下再给你补回来。不走账，每月二十五号我让财务单独给你转。你看怎么样？”
我看着他。他嘴角带着笑，像在跟我商量一件天大的好事。那股子口气，好像他是在救我。
“王总。”我开口，“明面上八千，私底下补多少？”
“补五千。”他伸出五个手指头，又收回去，“比原来少七千，但没办法，公司真没钱了。等缓过这阵子，我第一个给你调回来。老员工了，我信你。”
我点点头，站起来。王建国以为我答应了，脸上的笑又深了几分。他站起来，绕过桌子要拍我肩膀。我侧了下身子，他的手落空了，也不生气，只笑着说：“行，那这事就这么定。我让小周改合同。”
我说：“王总，那我先回仓库，那边还盘着点。”
他摆摆手，重新坐回大班椅里。我走到门口，听见他在身后说：“老张，别让我难做。”
我没回头，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回到仓库，刘胖子已经把西边的货盘了一半。他蹲在地上，拿着圆珠笔在盘点表上记数，抬头看见我，站起来问：“哥，没事吧？”
“没事。”我接过他手里的盘点表，扫了两眼，“你回家吧，今天下午歇着。主任要问，就说我批的。”
刘胖子愣了一下：“哥，真没事？”
“真没事。”我伸手去拍他肩膀，又想起来他裤子上还有饼渣，手在半空拐个弯，掏烟去了。
刘胖子走了。我一个人在仓库里转到下午四点半，把剩下的货全点完，锁好库房门，去食堂打了份饭。红烧茄子和炒青菜，米饭给得挺多。我坐在角落的塑料凳子上吃，周围稀稀拉拉坐着几个车间工人，都低着头扒饭，没人说话。我夹起一块茄子，嚼了两下，听见食堂门口有人喊：“张主管，王总让你吃完饭去他办公室一趟。”
我“嗯”了一声，继续吃饭。茄子有点咸，米饭也硬。吃完去水池边洗碗，水流很小，油腻冲不干净。我把饭盒甩了甩，装进塑料袋，拎着上了办公楼。
王建国在门口等我，见我来了，拉着我进了隔壁小会议室。门一关，他把一份合同推到我面前：“小周下午拟的，你看一眼，没问题就签了。”
我拿起来看。合同上写着月薪八千，岗位职责多了几条：除了仓库，还要管发货和物流调度。每天上班时间从早八点到晚六点，午休一小时。加班费按本地最低工资基数算。
“王总。”我把合同放回桌上，“这跟上午说的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王建国皱着眉，手指敲了敲合同，“八千，对吧？岗位也没变，就是多了点活。现在人少，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是常态。你以前不管物流，那是老赵管的。老赵上个月辞了，你没看见？人都招不上来，你先兼着。”
“那私下补的那五千呢？”我看着他。
王建国愣了一下，好像才想起来这码事。他笑了笑，从兜里掏出一包中华，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没接。他把烟放到桌子上，自己也不点，靠在椅背上说：“老张，实话跟你说，财务那边查得紧，私底下转钱这事，风险太大。万一被查到，你我都说不清。这样，合同先按八千签，等年底，我以奖金形式一次性补给你。”
“奖金补多少？”我问。
“六万。”他说，“一分不少。”
“王总，上午说好每月补五千，一年就是六万。”我声音有点干，“现在变成年底一次性，前提还是公司有钱。”
王建国脸上的笑淡了下去。他坐直身子，把烟拿起来在桌面上点了两下：“老张，你要这么理解，我也没办法。但我也把话放这儿，公司现在就是这个情况，能给的我都给你争取了。你要是信不过我，那我也没辙。”
我看着他。会议室窗外是厂房后面的空场地，几个工人正把废料往卡车斗里扔，铁皮碰撞的声音穿过玻璃传进来。空调开得很低，我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签。”我听见自己说。
王建国的笑容又回来了。他递过来一支笔，我接过去，在合同最后一页签了自己的名字。张海涛。三个字写得端端正正。签完后我把笔还给他。他接过笔，站起身拍拍我胳膊：“老张，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我点点头，转身走出去。走廊很长，日光灯管有一根不亮，隔几米暗一下。我走了五步，听见小会议室门开的声音。王建国在后面喊：“海涛，物流那块，明早八点前把出库单对完，别耽误装卸。”
我应了一声，没回头。
那天晚上回家，我七点四十才进家门。三十二度的高温，我舍不得开汽车空调，车窗摇下来，热风灌进来，比外头还热。到小区门口，我在超市买了三根黄瓜、两个西红柿、一斤鸡蛋。收银员说十三块八。我掏了二十块，找回来六块二。那张二十块的票子，还是我钱包里最后一张整钱。
进门，四岁的闺女正趴在茶几上画画。她妈周玲盘着腿坐沙发上择韭菜，抬头看了我一眼：“今天怎么这么晚？”
我把菜放到厨房，洗了手出来：“开会。”
周玲手里的韭菜根带着泥，一根根择得仔细。闺女抬头喊了声爸爸，又低头去画。我凑过去看，她画了个大圈，里头套着小圈，旁边两根歪歪扭扭的线条。我问她画的什么。
“爸爸的仓库。”她说，“大箱子小箱子。”
我伸手摸了摸她脑袋，摸到一脖子汗。我问周玲：“空调没开？”
“开了，二十八度。”周玲说，“月月说冷，就往上调了调。”
我没说话，去卧室换了身衣服。手机响了一下，是刘胖子发来的微信，问我明天几点上班。我回了三个字：老时间。刚要退出，又进来一条。是部门群里的通知，人事发的，明天八点全体仓库人员开会，宣布新的考勤制度。我看了两遍，把手机扔到床头，去厨房帮周玲洗菜。
水龙头开着，水哗哗地流。周玲凑过来，压低声音：“你们公司是不是出事了？我表弟在你们下游拉货的，说你们那边单子少了一半。”
“还行。”我说，“撑得住。”
周玲没再问。她切韭菜的时候手顿了一下：“月月下个月幼儿园学费该交了，四千九。我手里的钱交完水电就剩两千多。”
我“嗯”了一声，把鸡蛋打进碗里。筷子搅动蛋液的声音细细碎碎地响。
晚上十点，月月睡了。我和周玲并排躺在床上，谁也没说话。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窗外的空调外机嗡嗡响，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虫子。
第二天一早我六点五十出的门。到公司仓库门口，刘胖子正站在铁门旁抽烟。他看见我，掐了烟跑过来：“哥，昨晚上通知你看见没？今天开会。”
“看见了。”
七点五十，仓库全体十二个人站在办公室前面的空地上。人事部小周拿着一张A4纸念新规定：上班提前十分钟到岗，下班推迟半小时；擅自离岗一次扣两百；手机统一放储物柜，发现私带一次扣五十。念完，她顿了顿：“最后一条，仓库所有人员转成劳务派遣，合同重新签，底薪统一三千八，加班另算。”
底下没人说话。风吹得空地旁的杨树叶子哗哗响。刘胖子看了看我。我抬头看二楼的窗户，王建国站在玻璃后面，端着他的紫砂杯。见我看他，他举起杯子，朝我这边晃了晃。
我低下头，心里默数了一下。十二个人，每人再砍一刀。王建国手里那把刀，从来不是一下子捅死人的。他喜欢一刀一刀片，片得人不光疼，还得没话说。
那天下午，刘胖子来找我，蹲在仓库门口，眼睛红红的。他说他老婆下个月要生，四千二都紧巴，这三千八怎么活。他问我，哥，咱们能不能找王总说说。
我看着他。他蹲在那里，工服袖口磨出的线头在风里一下一下地飘。
“别急。”我掏出烟点上，吸一口，把烟包递到他面前，“先抽一根。”
他抽出一根，我给他点上。两个人蹲在门口，烟头一明一灭。仓库外马路上有货车路过，扬起一阵尘土。
“哥。”刘胖子吐出口烟，“咱们是不是真没办法了？”
我弹了弹烟灰，说：“再等等。”
那根烟抽完，我把烟屁股在台阶上摁灭，站起来拍了拍手。心里头有个东西跟烟头似地，一下一下，烫得慌。
晚上下班，王建国把我叫到办公室。他笑眯眯地递过一份新合同，月薪五千。他把合同推到我面前：“老张，签了这个，你就是公司最放心的自己人。”
我低头看了看那张纸。白纸黑字，五千块。
“我得回家跟媳妇商量商量。”我说。
王建国摆摆手：“你也是没出息，这点钱的事，还商量个什么。我可跟你透个底，就这个数，还是我替你保下来的。爱签不签。”
我站起来，看了他一眼。他穿着那件永远雪白的衬衫，袖子挽到小臂，露出手腕上七万八的表。
我转身走出办公室。停车场里，我的车停在西墙根下，车顶落了几片杨树叶子。我掏出钥匙，按开锁。咔嗒一声。后头有人跑过来，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呱嗒呱嗒响。
“张哥！张哥！”是小周，“王总找你，让你回去！”
我拉开驾驶座的车门，坐进去。小周追到车边，手扒着车窗：“张哥，王总真找你，你回去一趟吧。”
我拧动钥匙，发动机响了。小周的手还搭在车窗上。我偏过头看了她一眼：“你松开。”
她下意识缩回手。我踩下油门，车拐出停车场，后视镜里，小周站在原地，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办公楼二楼的玻璃窗后，有个白衬衫的影子一闪。
我开上车，出大门右拐，上了省道。车窗紧闭，空调没开。热乎乎的风从出风口漏进来，打在我手背上。手机在副驾驶座上震个不停，嗡嗡嗡，像一只被按住的马蜂。
我没接。我伸手把它翻了个面，屏幕朝下。前面路上没什么车，两排行道树往后退，偶尔有灰尘卷起来。我眯起眼睛，心里那团东西，从脚底开始，一点一点往上顶。
顶到喉咙口的时候，我踩了脚油门。车猛地往前一窜，后视镜里腾起一小片黄灰。
第二章 被踩灭的烟头
从公司出来以后，我把车开到城东的旧货市场边停下来。引擎熄了，人没下车。车窗留了道缝，外面的风滚着塑料棚和铁锈的味道钻进来。手机还扣在副驾驶座上，隔一会儿震一下，嗡嗡地响。我伸手摸过来，屏幕上四个未接来电，三通是小周的，一通是刘胖子的。我没回，把手机揣进兜里，头枕在靠背上，盯着车顶。
车是九年前买的。那时候刚当上仓库主管，手里存了点钱，周玲说该有辆自己的车，就买了这辆银灰色二手捷达。到现在跑了十四万公里，发动机一打火突突响，像老头子咳嗽。车顶棚布有点脱胶，天热的时候像起了疮的牛皮癣。我用手指一捅，往上鼓着，软塌塌的。
三十七岁这年，我什么都想明白了。王建国给你的，从来都是裹着糖纸的钉子。舔一口是甜的，往下一咽，肠子肚子全扎透。今天五千，明天就是四千。再不走，往后还价的机会都没有了。
可我走了，月月的学费下个月就要交，四千九。家里抽屉里的存折，只剩八千多。我算过，就算每天三顿都吃挂面，一个月光水电煤气、物业费和月月幼儿园的伙食费，也得三千出头。何况周玲已经三个月没有进项了。她在超市做过收银，后来颈椎不行就辞了，在家接点零活，给人家勾那种毛线手包，一个三块钱，一天能勾八个。
我把车窗摇上，点火。车慢悠悠地拐出旧货市场，朝家的方向开。晚高峰刚开始，非机动车道上电动车挤成一大片，红灯的时候全堵在路口。我盯着前面一个骑三轮的老头，后斗里装满废纸箱，绳子捆得歪歪扭扭，拐弯时箱子一晃，差点蹭到旁边的年轻女人。
那女人回头骂了一句，嗓门尖得像划玻璃。老头没听见，蹬着三轮走了。我坐在车里，忽然想起我那辆捷达，后座右边门的拉手也是坏的，外头能开，里面开不了。修过两次，每次三十块，用不了多久又坏。后来就干脆不修了，反正后座也没人坐。
到家楼下，天已经擦黑。我拎着一把从菜市场顺手买的上海青上了楼。家门虚掩着，电视声从门缝里漏出来。推开门，月月坐在地上看动画片，周玲坐在沙发拐角，面前摊着一堆毛线团，红红绿绿的。她听见门响，头也没抬：“你车怎么没进库？我下午从阳台看见你车位空着，以为你加班。”
“去了一趟旧货市场。”我把菜放进厨房，洗了手走到客厅，“月月，别离电视那么近。”
月月“哦”了一声，屁股往后挪了半尺，眼睛还粘在屏幕上。周玲放下手里的钩针，抬头看我。她眼窝下有圈浅青色，早上起来就有，这会儿在灯光下更明显。
“公司今天又开会了？”她问。
我坐进沙发里，靠背弹簧硌人。电视里一群彩色小人在唱歌，吵得人头皮发麻。我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凉白开，带着股塑料味。
“周玲。”我放下杯子，看着茶几上那堆毛线，“我辞职了。”
周玲的手停在半空，钩针上还挂着一截红线。她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她把钩针慢慢放到线团上：“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我说，“王建国又降了，五千。我不干了。”
周玲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缠着线头。电视里歌声更响了，月月跟着哼，调子跑得没边。周玲忽然站起来，走到电视跟前，把插头拔了。屏幕“啪”地黑掉，月月愣了一下，瘪着嘴要哭，被她妈一瞪，又把哭声咽了回去。
“不干了，那你下个月的钱从哪来？”周玲转过身，声音不高，却绷得很紧，“张海涛，你三十七了，不是二十七。你现在说走就走，月月学费还没交，家里米缸都快见底了。你告诉我，怎么办？”
我站起来，朝月月招招手：“去洗脸上床。”
月月看看我，又看看她妈，从地上爬起来，小跑进了卫生间。门关上，水声哗哗响起来。
“我明天就去找活。”我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周玲没看我。她走到阳台上，推开纱窗，手撑在窗沿上。夜风灌进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我走过去，站在她身后两步远的地方。她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塌着。
“我不是不让你走。”她的声音轻下来，“我是说，这个家经不起你这么扛。你总说等一等，等一等。从去年等到现在，等来的是降薪再降薪。你要真扛不住了，咱们得一起想个法子，不能光我一个人半夜睡不着。”
我抬起手，想搭她肩膀，半路又放了下来。楼下有孩子的哭声，还有谁家的狗在叫。对面楼一户人家阳台上晾着白床单，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个胀满的口袋。
“我会想办法。”我说。
周玲没回头。过了好一会儿，她“嗯”了一声。声音飘在夜风里，几乎听不见。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就醒了。其实后半夜根本没睡着。我躺到六点半起来，给月月蒸了两个鸡蛋，热了杯牛奶。周玲在厨房煮挂面，放了点青菜，滴了两滴酱油。她把面端上桌，自己没吃，只盛了碗面汤。
“今天去人才市场看看。”我夹了一筷子面条，“老赵上回说城西物流园缺个管库的，我去问问。”
周玲把面汤吹了吹，喝一口：“你去吧。下午我接月月，顺道去超市看看有没有临期面包。”
月月从碗里抬起头：“妈妈，我想吃那个带奶油的面包。”
周玲说：“行，今天买一个。”
我三两口把面吃完，回屋换了身干净衣服。那件浅灰polo衫穿了好几年，领子有些泛黄。我在镜子前站了站，又换回那件黑色短袖。出门前，我把手机从枕头下摸出来，已经有五条未读。小周两条：张哥，王总让你回来办手续，工资算到昨天。刘胖子三条：哥，听说你走了？真的假的？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我捏着手机想了一会儿，给刘胖子回了五个字：中午老地方。又给小周回了一条：明天来办。
去城西物流园的路不远不近，我骑电动车过去。半路太阳升起来，晒得柏油路发软。物流园门口排着一溜大货车，司机们蹲在阴凉地里吃盒饭。我打听了几处，最后找到一个叫金鼎物流的。负责人姓钱，五十来岁，裤腰带上挂一串钥匙，走路叮当响。他带我看了圈仓库，三间铁皮棚，堆满化肥和饲料，味道冲鼻子。
“你那十二年的经验，放我这儿是浪费。”钱老板叼着烟，上下打量我，“但我这庙小，只能给四千，中午管一顿。干不干？”
我说：“我再想想。”
他笑了一声，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那你慢慢想。等你想好了，这坑可能就没了。”
我在物流园转到中午，又问了两个地方，一个要年轻能扛大包的，一个只开三千五。太阳越晒越毒，我找了个树荫坐下，掏出手机看时间。刘胖子在“老地方”等我，那家砂锅土豆粉，在公司后门斜对面，我俩以前加班常去。我骑过去用了二十分钟，到的时候刘胖子已经坐在最里头的位子上，面前两瓶冰峰，都开了盖。他见我进来，赶紧站起来，椅子腿刮着地面“刺啦”一声。
“哥，你可来了。”他把他面前那瓶推过来，“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就不干了？”
我坐下，对着瓶口喝了一口。汽水甜得发苦，冰牙。玻璃瓶上全是水珠，我手指一擦，湿漉漉的。
“不干就是不干了。”我说，“再待下去，裤衩都得赔进去。”
刘胖子看着我，嘴巴动了动，没说话。他低头用筷子搅着碗里的土豆粉，红油汤打转。小店墙上挂着小风扇，呼啦呼啦转，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我看着他，忽然说：“你老婆什么时候生？”
“下月底。”他抬起头，“预产期是下月二十七。”
“现在工资多少？”
“四千二，还没降。但看这架势，下个月准降。”他顿了顿，“哥，你走了，仓库那帮人都慌了。老孙头今早跟我说，他也想走，可他儿媳妇上个月刚生，走不起。”
我“嗯”了一声。店外有辆出租车停下，下来两个人，拎着几份凉皮。老板在灶台后头喊了一嗓子，油锅滋滋响。
“我也怕。”刘胖子声音低下去，“我媳妇没工作，租的房一个月八百，生完孩子用钱的地方多着。昨晚她问我，下个月拿什么生。我说拿我这张脸生。”
我笑不出来。我伸过手，拍了拍他放在桌边的手背。他的手肥厚，全是茧。他抬头看我一眼，眼圈有点红，又赶紧低下头，用纸巾擦嘴。
“哥，你以后打算干啥？”他问。
“先找个能挣钱的。”我说，“哪怕扛大包去。”
刘胖子“噗”一声，又硬憋回去。他擦了把汗，说：“你要是真去扛大包，我跟你一块。两个人扛得快点。”
我摆摆手：“你好好上你的班。老婆要生，别瞎折腾。”
那天中午的土豆粉，我俩都没吃几口。临走的时候，我抢着付了钱，一共三十六。刘胖子要把钱塞给我，我推回去。他出了店门还回头看我，走了几步又折回来，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叠的五十，拍在我手心里：“哥，这顿算我的。你要当我是兄弟，就拿着。”
我看着他走远，身影拐过街角。那五十块钱在掌心攥着，被汗浸得发软。
下午我去了趟旧货市场。不是去卖东西，是问问行情。市场后头有个收二手家电的老秦，我以前修车的时候认识的。他正蹲在门口拆一台旧洗衣机，螺丝扔了一地。看见我，摘下手套：“海涛，啥事？”
“你这里，收不收车？”我问。
老秦愣了一下，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你那辆捷达？”
我点点头。他绕着圈想了想，说：“十四万公里，车况一般，左后门还有点小伤。你心里啥价位？”
“你看着给。”
老秦伸出两个手指头：“两万。再多就没有了。”
我“嗯”了一声，没答应也没拒绝。老秦递烟给我，我接过来点上。他问：“家里遇到事了？”
“没有。”我吸一口烟，“就是养不起车了。”
老秦没再问，指了指旁边那堆旧电视：“等你决定了再来。这市场年底可能要拆，到时候你想卖都没地方停。”
我在市场里转了一圈。卖旧家具的、收古玩的、批发劳保用品的，一个个小门脸挤在一起，货品堆到马路边。有个中年女人在卖自家用的电饼铛，蹲在路边叫价三十，半天没人理。她看见我，抬了抬下巴：“兄弟，要电饼铛不？好的，没毛病。”
我摇摇头，脚下一绊，踢到半截砖头。低头一看，砖头边趴着一条黄狗，瘦得肋骨根根可见。它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垂下脑袋，尾巴在地上扫了扫。
天快黑的时候，我骑着电动车回家。骑到半路，手机响了。是王建国。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张海涛。”他的声音从听筒里出来，带着一股子办公室空调的寒气，“你想明白了？我告诉你，现在回来，合同还是五千。明天再想，就没有这个价了。”
我左手扶车把，右手举着手机。路边有一排烧烤摊，烟味混着孜然味，直往鼻子里钻。
“王总。”我说，“我不回去了。”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我听见他茶杯磕在桌上的声音。然后他笑了一声：“行，张海涛，你有骨气。明天来办离职，可别拖。拖一天扣一天钱。”
“明天去。”我挂了电话，把手机塞回兜里。
电动车经过夜市，人挤人，车把差点擦到一个卖气球的老头。我捏了刹车，一只脚撑地。气球在头顶飘，红色的、蓝色的、奥特曼形状的。有个小孩指着我喊：“妈妈你看，那个叔叔要买气球！”
我抬头看了看那堆气球，又想起月月。她上回在公园门口闹着要买一个五块钱的蜘蛛侠气球，我嫌贵没买，她一路撅着嘴。后来周玲用红毛线给她勾了个圆球，里面塞了棉花，她抱着睡了三天。
回到家，周玲已经接了月月。餐桌上摆着两菜一汤，番茄炒蛋、清炒空心菜，还有一碗紫菜汤。月月在桌边摆筷子，摆得歪歪扭扭。我进门换了鞋，她跑过来仰着脸：“爸爸，我今天在幼儿园画了条大船，老师给贴墙上了。”
“好。”我摸摸她脑袋，“回头爸爸去看。”
周玲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饭盆。她看了我一眼：“有结果了？”
我把电动车钥匙和手机都放茶几上，说：“明天去办离职。顺便把车卖了，老秦说能给两万。”
周玲盛饭的手一顿。她没抬头，只把米饭一碗碗压平，端到各人面前。月月爬上凳子，抓起筷子敲碗沿，被周玲敲了下手背。
“卖吧。”周玲坐下，“能卖就卖。少一辆车，少一年两千多的保险和油钱。你以后骑电动车上班，我也放心。”
我夹了块番茄，放进月月碗里。她用小勺舀起来，嘴里念叨着要留给爸爸吃。我笑了笑，心里头像被什么揪了一下。
那顿饭吃得很慢。月月一边吃一边说幼儿园里有个小朋友摔了，膝盖磕破了皮。周玲心不在焉地应着。我埋头扒饭，吃得干干净净。等月月吃完去看动画片，周玲收拾碗筷，我跟进厨房，站在她身后。
“明天去办完离职，我想去趟老赵那儿。”我说，“他那厂里可能缺人，我亲自过去问问。”
周玲把碗放进水槽，水龙头开到最大。她说：“今天下午，我去楼下小卖部赊了三十块面条钱。老板说，月底一起结。我给他赔了个笑脸，说一定还。”
我看着她后颈，那里有一小缕碎发被汗贴着，弯成一个小圈。
“以后不让你赊了。”我说。
周玲没接话，只把碗一只只洗得咯咯响。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准时到了公司。大门还是那个大门，保安老孙头看见我，从岗亭里探出半个身子：“张主管，早啊。今天来……”
“来办手续。”我说。
他把头缩回去，玻璃窗上映出一张欲言又止的脸。
我径直去了三楼。人事部门口，小周早就在等着，桌上摆着一个文件袋。她看见我，站起来：“张哥，这边。”
“都有什么？”我问。
“离职审批单，工资结算单，还有劳动手册。”她把文件袋推过来，“王总说，工资算到昨天，今天办完，五个工作日内到账。”
我拿起文件袋，拆开，把三张纸一张张过目。工资金额栏里写着：实发八千六百四十三。我掏出手机拍了个照，小周有点紧张地看着我：“张哥，怎么了？”
“没怎么。”我低头签了字，字写得不快，笔在纸上沙沙响。签完把文件袋递还给她：“需要办多久？”
“十分钟左右。”她说。
我坐在门口的铁椅子上等。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看见我都放轻了脚步。有个仓库新来的小年轻，从我面前经过，缩着脖子，连声招呼都不敢打。我冲他点下头，他倒像被吓着了，小跑着拐进楼梯间。
王建国始终没露面。九点十分，小周把一张离职证明递给我。我把那张纸叠好，放进口袋。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那排窗户。二楼最东边那扇，空调外机还是那台，轰轰地响。
回仓库拿私人物品。铁皮门半掩着，里面黑乎乎的。我拉开灯，货架上的箱子还是那些箱子，过道还是那么窄。我走到最里头的小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玻璃杯，用了六年的雀巢咖啡罐，里面插着三支笔，还有一小包没拆的创可贴。我把它们装进塑料袋里，顺手关掉灯，拉上门。门锁咔哒一声，跟昨天车钥匙的声音，一个样。
从公司大门出去，我回头看了一眼。门牌上的字被太阳晒得金灿灿的。保安老孙头在岗亭里冲我挥了下手。我点点头，跨上电动车，没再回头。
骑出去半条街，手机震了一下。刘胖子发的微信：哥，我看见你了。从三楼厕所窗户里。你走路跟以前一样快。
我回了个笑的表情。手指刚按下发送，又一条消息跳出来。老赵的号码，屏幕上显示一行字：海涛，晚上有空吗？来我家喝两杯。
我抬头看了看天。日头正毒，刺得人眼睛酸。我把手机揣好，拧动电动车电门，拐上主路。风吹过来，热乎乎的，像一只手，一下一下拍在胸口。
第三章 桌子底下的交易
晚上六点，我把电动车支在老赵家楼下。他家住城北一处老小区，六层楼没电梯，外墙上爬满枯了的藤蔓。楼道里黑，声控灯有一盏不亮，我摸黑上去，到五楼拐角时，听到炒菜的声音。是青椒下锅的滋啦声，伴着一股油香。
老赵开门时，手里还拿着铲子。他比我大五岁，四十二了，头发白得厉害，额前那一撮全成了灰白色。他看见我，往旁边让了让：“快进来，菜马上好。”
我进门换鞋。老赵家客厅不大，沙发是棕色仿皮的，扶手处裂了一道，露出里面的白海绵。茶几上摆着一包花生米、两瓶啤酒，还有半瓶牛栏山，都已经开了。电视没开，嗡嗡响的是厨房排风扇。
“你嫂子带妮妮回娘家了。”老赵在厨房喊，“今晚咱俩好好喝。”
我走到厨房门口，靠门框站着。他把青椒炒肉盛进盘子里，又端出两盘凉菜，一盘拌黄瓜，一盘猪头肉。油锅还热着，他又磕了三个鸡蛋，打散，倒进去，刺啦一声。我看着他忙活，问他：“厂里怎么样？”
老赵用铲子翻着鸡蛋：“不怎么样。工资能发，就是少。上个月我拿了四千七。四十多的人了，拿四千七。以前在咱们那儿，你可是给我开过小灶的，到手七千多。现在天天看老板眼色，活一点不少干。”
他端菜上桌，我俩坐下。他给我倒酒，我把杯子往前推了推：“少倒点。”
“今天喝点儿，不误事。”他倒满一杯，又给自己满上，“来，先走一个。”
我喝了一口。牛栏山烈，辣嗓子。老赵一口闷了一半，夹了片猪头肉，嚼得吧唧响。
“你的事，刘胖子跟我说了。”老赵说，“他给我打电话，说你昨天辞职了，王建国那孙子又给你降了。我早说过，那人说话当放屁。你在他手底下，能熬十二年，也算能忍了。”
我吃了颗花生米：“不说这些了。今天来找你，是想问问你们厂里有没有活。”
老赵筷子悬在盘子上方，停了一下：“你想来我们厂？”
“有活就行。”我说，“我不挑。”
“海涛。”老赵放下筷子，拿餐巾纸擦了擦嘴，“我跟你说实话。我那厂，叫荣达包装。管事的姓孙，叫孙立民。这人，给钱扣到骨头里。你要来，他有的是活。但工资，怎么说呢，你要是不嫌少，他能给你安排个仓管。”
“多少？”我问。
“四千五。”老赵看着我，“顶头了。夜班加班另算，一个夜班一百。中午管一顿，晚上加班也管饭。每个月压半月工资，年底结清。就这，都算厂里高的。”
我又喝了口酒。这数字和王建国给的那个也差不离了。可老赵说得实在，没有裹糖纸。
“四千五就四千五。”我放下杯子，“明天能去不？”
老赵一拍桌子：“能！我今晚就给孙立民打电话。他那儿正缺个管库的，原来的那个小年轻，上礼拜说家里有事，不干了。货都没人管，堆得到处都是。”
我点点头。两个人又碰了碰杯。啤酒和白酒混着喝，我有些发晕。老赵酒量好，脸红得像个关公，话也多了，从当年在公司的旧账，一直说到去年买这房子的贷款。他说他媳妇天天念叨，说人家老公怎么怎么挣钱，说到最后，他眼圈泛红，抹了把脸。
“我不是没能耐。”老赵说，“就是没赶上好时候。早几年开过小买卖，赔了。后来进咱们公司，心想总算稳当了。谁能想到，王建国越干越不是东西。”
我给他倒酒，没说话。他仰脖喝了，又倒。
八点半，我从老赵家出来。天早黑透了，路灯坏了一盏，地上湿乎乎的，像是浇过水。我推着电动车走了几步，掏出手机给周玲打电话。
“找到活了。”我说，“老赵那厂子，仓管，明天上班。”
周玲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多少钱？”
“四千五。夜班另有补贴。”我说，“先干着。”
她“嗯”了一声，又说：“月月问你怎么还没回来。你吃了吗？”
“在老赵家吃了。”
“那行，早点回来。”她犹豫了一下，把声音压低，“我在家没事，今天把毛线活赶完了，明天能交三十个。”
我挂了电话，骑上电动车。夜风终于凉快了些，吹在脸上，把酒气吹散几分。路边有烧烤摊还在出摊，炭火红通通，烟味浓得呛人。我加电往前开，脑子里却想着刚才老赵喝多后说的一句话。他说：“海涛，咱们这种给人家看仓库的人，说到底，就靠一双眼睛一双手。可眼睛看不住自己的命，手也抓不牢自己的饭。”
那天晚上我到家九点多。月月已经睡了，周玲在卫生间洗她的毛线活。我脱了衣服，站在淋浴下冲了个凉水澡。水凉得我打了个激灵，人反倒清醒了。我闭上眼，水从头顶浇下来，像要把什么洗掉。
第二天一早，我六点四十出门。老赵在城北公交站等我，骑着他那辆弯梁摩托。他见我骑车过来，按了按喇叭，说：“我带你走一遍路，你认认门。”
两个人在非机动车道上一前一后骑。老赵骑得不快，我跟着，从城北老工业区的土路拐进去，又走了十分钟，才到一个院子前。荣达包装厂。门脸不大，四扇生了锈的铁门大开着，地面是压实的砂石。厂区分两块，南边是彩钢棚车间，北边是砖砌的老平房。几盏高杆灯还亮着，蚊虫在灯下扑棱。
老赵把摩托推进车棚，领我去了平房东头的办公室。门口挂着一块牌子，红漆掉了色，写着“管理科”。屋里三张桌子，文件柜的玻璃碎了一格，用黄胶带糊着。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最里头，正往方便面桶里倒热水。这人长脸，秃鬓角，下巴上几根稀疏胡子。
“孙哥，人来了。”老赵说。
孙立民抬头，扫我一眼。他手里还在搅方便面，筷子在纸桶里转圈。“张海涛是吧？老赵提了。以前在昌盛物流干了十二年仓库主管？”
“是。”我说。
“能吃苦不？”他问，低头吸溜一口面。
“能。”
“能就行。不过丑话说前头。我这儿不比昌盛，条件差，活杂。仓管不光管仓库，装车卸车人手不够，你也得上。工资四千五，压半月，十五号发。夜班一百一个。要干，今天就跟老赵去库房接手。”
我点点头。他朝老赵扬了扬下巴：“你先带他转转，签合同下午再说。”
出了办公室，老赵领我往仓库走。所谓的仓库，是一排连成片的老库房，瓦顶，青砖墙，檐下杂草半尺高，从砖缝里钻出来。几扇双开木门上钉着油毡，门锁是那种老式铁挂锁。老赵推开一扇门，一股霉味混着纸壳味涌出来。我站在门口往里望，货垛堆得乱糟糟的，有些货箱塌了一半，散出里面的彩盒。地上有老鼠屎，墙角一张破办公桌，抽屉拉出一半，里面有几本烂账本。
“就这。”老赵有点不好意思，“条件差。但孙立民说，下个月要换新库房。我是不怎么信，你听听就行。”
我走进去。脚下踩着碎纸片，沙沙响。几张彩盒上印着“中秋礼盒定制”，日期还是去年的。我蹲下看了看地面，有处积水，黑乎乎的，像是从墙根渗进来的。
“这地方下雨漏水？”我问。
老赵说：“去年下大雨漏过。补过两次，有点用。西边那几垛你小心点，底下受潮，纸箱全软了。”
我站起来，拍拍手。这时候外头有人喊：“老赵！出货了！过来帮把手！”
老赵应了一声，跑出去。车间那边开出一条窄窄的通道，几个工人正把封装好的纸箱往一辆平板车上堆。我也跟过去，没等人叫，弯腰就去搬箱子。纸箱不重，一个十来斤，里面是包装好的月饼盒。我一次搬两个，来回了七八趟。几个工人看我，交头接耳。有个年轻后生凑上来：“新来的？”
“嗯。”我说。
他没再问，抹了把汗去搬货。我搬得不算快，但也不停。太阳越升越高，货全搬完时，我后背已湿透了。老赵递过来一瓶水，我拧开盖子灌下半瓶，剩下的浇在手心上搓了搓。
“老张，你悠着点。”老赵小声说，“干自己的活就行，别太冒。这里头有几个爱甩锅的。”
我点点头。中午吃饭，就在车间西头的棚子下面。一人一个铝饭盒，菜是白菜粉条和炒豆干，米饭管够。我坐在老赵旁边吃，听工人们扯闲篇。有人说起工资，说孙立民上个月把夜班补贴从一百二降到了一百。又有人说，十五号发工资，还不知拖不拖。
我埋着头吃饭，没插嘴。快吃完时，孙立民叼着烟过来了。他站在我身后，冷不丁叫了我一声：“张海涛，下午跟我去趟物流园。我那边有一批货要验，你帮我把关。”
我答应了。
下午两点，我上了孙立民的面包车。车是五菱宏光，后排座卸了，堆着几捆打包带和一台地牛。车里一股机油味，挡风玻璃裂了道弧。孙立民开车，老赵没跟着。路上他开收音机，交通台播着路况。过了一座桥，他忽然问我：“你从昌盛走的，王建国没给你点补偿？”
我偏过头：“没补偿。”
他笑了笑，眼睛还看着前方：“正常。那人就是属铁公鸡的。我见过他一回，在物流协会吃顿饭，从头到尾没掏过一分钱。他还欠我个老同学一千多报的费，催了半年。”
我“嗯”了一声。前面有减速带，面包车颠了一下，顶棚哗啦响。
到了物流园，他把我带到三号仓。这仓比我刚看过的荣达库房好得多，高大，宽敞，通风也好。地上码着一摞摞彩印纸箱，正面印着“金秋尊礼”四个字。孙立民递给我一张单子：“这批货是客户定的，刚进场。你对个数，质量没问题再拉走。后面还有两车。”
我拿着单子，点货。每排二十件，一共十二排。外箱用缠绕膜裹得紧，我拆了两箱抽检。孙立民在旁边打电话，说话声音忽大忽小。我听见他对着电话说：“……不用你操心，我这边有人。老赵介绍的，干过十二年仓库。”
我数完货，货数对得上。抽检也没问题。我把单子递还给他。他挂掉电话，从兜里摸出烟递我。我接了。他给我点着，自己也点上，靠在墙边，眯眼看我。
“我跟你说个事。”他说，“昌盛物流欠我老同学那笔款子，听说王建国拿去做理财了。我老同学想找律师告他。你说，能告赢不？”
我吸了口烟，没急着说话。我知道他是在探我。孙立民这种人，最会借话头看人脸色。
“告不告得赢，得看证据。”我吐出一口烟，“口头上的事，再真也不算真。”
孙立民“啧”了一声，笑了：“说得对。我就跟他说，没证据别瞎折腾。现在能做的，就是把他那几个仓库的事抖落抖落。他们六号库，消防不过关。西墙根堆的是危化品，跟普货混着。你以前在昌盛待过，知道这事不？”
我心头一动。六号库我确实知道。那是王建国专门用来放一些“特殊货”的，场地在厂区西北角，平时贴着“非请勿入”的牌子。但我从不多问，王建国也不让我过手。
“知道一点。”我弹了下烟灰，“但不归我管。”
“那真是可惜了。”孙立民眯着眼睛，“他王建国敢这么对你，你还替他兜着？”
我没接话。他也没再往下说，拍了拍我后背：“走了，还有一车货在七号门。”
回厂里已快六点。孙立民让厨房多给我留了一份饭。我没吃，把从物流园带回的随车单整理好，送到办公室，放到最里头的文件架上。孙立民不在，办公室里只有个女文员，坐在电脑前打报表。我敲了敲门，她没抬头。
我把单子放好，转身要走，听见她说：“新来的张哥是吧？孙总说明天你七点到，要跟早班盘库。”
我说：“好。”
出了办公室，天快黑了。老赵还在车间门口等我。他跨在摩托上，手里提个塑料袋，里面两个馒头，半包榨菜。他递给我一个：“垫垫。”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馒头有点硬，嚼着费劲。老赵看着我：“孙立民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我咽下一口，“就问了问王建国的事。”
“你当心他。”老赵压低声音，“这人精着呢。他问你王建国，八成是想从你嘴里掏点东西。”
我啃着馒头，想起下午孙立民说的六号库，心里隐隐发紧。有些事就像那个库房，你不进去，不知道里头堆了什么。等你知道了，想装不知道，也难了。
回到家，周玲正给月月洗澡。卫生间里热气腾腾，月月在浴盆里拍水，咯咯笑。我站在门口看了一眼，退出来，坐进沙发里。茶几上放着周玲勾好的手包，五颜六色，排了三排。我数了数，刚好三十个。旁边有一张超市小票，用重物压着。我拿起来看：挂面两把，土豆三斤，鸡蛋一板。合计二十一块四。最下面一行，写着“余额：18.3元”。
我的手机又响了。是小区物业的提醒短信：您户物业费已欠三个月，共五百四十六元，请及时缴纳。我把短信删了，手机扔到茶几上。沙发靠背那处弹簧又咯吱响了一声。
周玲从卫生间出来，额上全是汗。她一边擦手一边问我：“新地方怎么样？”
“还行。”我说，“管仓库。明天正式上工。”
她“嗯”了一声，走到阳台，把晾着的衣服收下来。我站起来去帮她。那些衣服还带着太阳的余温，软乎乎的。我低着头叠衣服，月月裹着浴巾跑出来，扑到我腿上，头发湿漉漉地滴着水。
“爸爸，今天老师教我们背一首诗。”她仰着小脸，“我背给你听。”
我蹲下来看着她。她小嘴一张一合，背得磕磕绊绊，到第三句就忘了。我笑着把她抱起来，用浴巾把她头发擦了擦：“明天再背。”
她点点头，靠在我肩膀上，小声说：“爸爸，我想坐车，不想坐电动车。电动车屁股硌得慌。”
我没说话，只把她抱得更紧了些。
周玲叠衣服的手停住了。她看着我，眼里有点潮。我冲她摇摇头。她低下头，把最后一件T恤叠好，码进柜子。
夜里十一点，我躺在客厅沙发上，翻来覆去。手机屏幕忽然亮了一下，是刘胖子。他发了条语音，我点开，声音很轻：“哥，睡没？今天王建国在会上说，谁要敢学你闹辞职，一分钱不给。还说你在外面，不出半个月就得回来求他。”
我把手机贴在耳边，又听了一遍。听完，我把手机放回茶几，眼睛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细缝，从灯座一直裂到墙角。我翻了个身，沙发轻轻响了一声，又响了一声。窗外有只蝉，叫得断断续续，像谁在暗处一下一下地打着拍子。
我没回刘胖子。可那句话像一根鱼刺，卡在嗓子眼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王建国，我不会回去求你。我心里想。等哪一天，我张海涛一定会回去。回去的时候，我要你亲自给我开门。
我闭上眼。蝉声还在响，一声，又一声。
第四章 夜班单上的红指印
头三天，我都是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荣达包装厂的活不算重，但杂。仓库里的货要重新码，老货和新货混着堆，有的外箱上标签都掉了。我用记号笔一箱箱重新写，写得手腕发酸。孙立民来看过两次，没多说话，只站在门口抽烟，看着我搬箱子。
第四天开始排夜班。孙立民说夜班缺人，让我跟着装车组，从下午六点干到半夜两点，补贴照给。我应了。那个叫小宋的年轻后生被分来跟我搭班。就是头一天在车间门口问我“新来的”那个，二十二三岁，胳膊挺有劲，说话总带点莽。他干活快，装箱子像扔棉花。我让他慢点，说货箱不能摔。他撇撇嘴：“老板都不心疼，你心疼啥？”
我说：“摔坏了扣钱，还是扣你的。”
他就不吭声了。
夜班的活确实累。人累的时候，白天顾不上想的事到了夜里全冒出来。尤其下半夜，车间灯黄黄的，机器都停了，就我们几个装车的在棚子里来回走，鞋底擦着水泥地，沙沙响。小宋边干边小声骂孙立民，说他上个月夜班补贴还没发全，扣了三十，说是有天少装了两件货。我问他：“少没少？”
小宋梗着脖子：“不少。是那司机自己卸货的时候丢了两件，赖我们。”
我说：“那你怎么不找他当面说？”
“说了。”小宋声音低下去，“孙立民说，司机是客户那边的，不能得罪。丢了就丢了，一人摊点。他妈的，干活的背锅。”
我没再说话，只把货一箱箱稳稳码上车。月光从棚子缝里漏下来，白花花地洒在地上。
第九天，出事了。
那天傍晚刚开工，孙立民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脸色不太好，把一张单子拍在桌上：“张海涛，这是你前天夜班签的出库单。上面少了三十八件货，客户今天清点发现的。你自己说，怎么回事？”
我拿起单子看。单子上货物数量写的是三百二十件，我签的字，没错。但底下装车司机签字那一栏，空着。我记得那天晚上雨大，司机催着走，说数字没问题，回头补签。我数货时数量是对的，当着小宋的面。
“货没少。”我放下单子，“装车的时候我全程盯着，数量对得上。”
“对得上？”孙立民哼了一声，“那客户那边怎么少了？人家把单子传回来了，说实收二百八十二。少了三十八，一箱不差。”
我一听数字，心里咯噔一下。三十八件。这个数字太巧了。那批货正好是三十八件一托盘。我猛然想起那晚临走前，小宋说肚子疼，去厕所待了十分钟。我一人把最后两托盘推上车，货也点了。可最后那两托盘，我没一箱箱翻，只数了塑料膜外的层数。如果有人从托盘中间抽走几层，外头根本看不出来。
“孙总，那批货装完以后，车在厂里停了一夜。”我说，“第二天早上才走。车动过没有，查监控。”
孙立民冷笑：“监控早坏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张海涛，你是新来的，按理说这事我不该全怪你。可单子上签的是你的字。少三十八件，按出厂价算，四千多。你说怎么办？”
小宋推门进来。他显然在门口听了一会儿，脸上又红又白，嘴唇动了动，没出声。孙立民扫他一眼：“你来得正好。那晚你也在，你们俩都有责任。客户那头我还得去赔笑脸。公司也没钱替你们扛。这样吧，损失从你们俩下月工资里扣。一人一半。”
“我不干。”小宋开口了，“又不是我拿的。凭啥扣我钱？”
孙立民眼一横：“不干？不干滚蛋。扣完钱你再滚。看哪个厂还要你。”
小宋捏着拳头，拳头青筋凸起。我按住他胳膊，对孙立民说：“钱可以扣，但我要看监控。厂里大门口的监控，总没坏。那辆车早晨几点开出去的，车牌多少，中间有没有人靠近仓库。看完再说。”
孙立民盯着我看了好一阵，笑了。他笑得有点干：“行，你要看，我让你看。不过张海涛，别怪我没提醒你，有些事，看太清楚未必是好事。”
我没说话。他让那个女文员调监控。那女文员敲了几下键盘，说大门口那台机器硬盘坏了，只有昨天中午以后的记录。孙立民摊摊手：“你也听见了。不是我不让你看，是老天不帮你。”
我笑了。从进厂到现在，头一回在孙立民面前笑。小宋看着我，有点发毛。我转身往外走。孙立民在后面说：“明晚夜班照上，缺的货找不回来，钱照扣。你们自己好好想想。”
出了办公室，天已经全黑。车间里机器又响起来，是新来的临时工在折纸盒。小宋跟出来，气得直喘：“张哥，这摆明了是他搞我们。我怀疑就是孙立民自己人干的。前天晚上那司机，我认识，是他表弟。”
我站住，回头看他：“你确定？”
“百分之百。”小宋说，“孙立民他表弟，叫孙强，开那辆蓝色福田，经常来拉货。那天我们装的就是他的车。早上我七点来上班，看见车还没走，孙强在驾驶室里睡觉。我过去敲窗户，他说等单子。”
我心里有了数。孙立民这是给我下套。他知道我当过仓库主管，熟悉流程，又想用我打压老赵。这一箭双雕，既能扣钱立威，又能让我欠他个人情，以后更听使唤。可我偏不往他画好的圈里钻。
第二天白天，我没急着上工。我请了半天假，说家里有事。孙立民批了，大概是算准了我没别的门路。我骑电动车去了荣达厂后面那条土路。那条路一直通到河边的旧码头，路两侧是半人高的野草。我沿路找，果然在离厂后墙三十多米的地方发现一处小土坡，坡上泥地有轮胎印，很新。我顺着印子走，在草丛里找到几个踩扁的烟盒，是红塔山。孙立民抽的就是红塔山。
我拍了照，又往河边骑。旧码头附近有个废品收购点，老板正往地磅上称纸板。我停下车，过去问他：“师傅，前天早上四点多，有没有大车从这走？”
他头也不抬：“有。蓝色的货车，装得满满的。从这儿拐上去，往南门走了。”
“你看见车上几个人？”
“就一个开车的。”老板抬头看我一眼，“你问这个干啥？”
我说：“没事，我找货。”
回去的路上，我把手机里的照片又翻出来看。轮胎印两条，一深一浅。深的从厂后墙边拐出来，浅的直向土路尽头。从方向判断，有人把车倒到后墙边停过。墙那头就是仓库。
当天晚上，孙立民来仓库，看见我在理货，问：“听说你上午在厂外头转，找什么？”
“找点东西。”我说。
他“哦”了一声，表情不大自然。过了一会儿，他说：“那事，我再跟客户磨磨。扣钱是气话。只要以后小心点，这次算了也行。”
我停下手里的活，拍了拍灰：“孙总，货我一定能找回来。三十八件，一件不少。”
他脸上一僵。夜风从门口吹进来，带着股土腥味。他吸了吸鼻子，没接话，转身走了。
第二天清早，我守着后墙。五点半，孙强那辆蓝色福田真的来了。他车刚停稳，我就从棚子后头绕出来，用手机连拍了三张。然后我走过去，敲车窗。孙强正低头刷手机，听见响，抬头一看是我，脸色变了变。他摇下车窗，挤了个笑：“张哥，这么早？”
“早。”我拉开车门，探头往里看。车斗里堆着一些空托盘，没有货。我收回目光：“前天早上，你往哪送货了？”
“南边呢。”他笑得发虚，“张哥怎么关心这个了。”
我点点头，拍了拍车门：“回去告诉你表哥，那批货我找到了。今晚下班前，他要是不来跟我说清楚，我就去客户那儿，把这几天的单子全对一遍。”
孙强脸上的笑没了。他嘴唇动了动，半天憋出一句：“张哥，别这样，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我看着他：“我抬头，就为了不低头。你传话就行。”
我转身走。太阳从东边厂房后升起来，把我的影子投在地上，又长又黑。走了几步，我听见身后车门“砰”一声关上，孙强发动车子，掉头开走了。
下午四点，孙立民果然来找我。他面色铁青，手里拿着个鼓鼓的信封，进门就扔在破办公桌上：“你狠。三十八件货，我已经追回来了。客户那边也说没损失。这钱，算我补给你的。以后，这边仓库全听你的，行了吧？”
我看了一眼信封。敞着口，露出几沓粉红票子。我没动。
“孙总，我管仓库，是不想丢东西。”我说，“今天丢了我能找回来，是因为车胎印没干。要是哪天下雨，印子没了，我怎么办？”
孙立民腮帮子跳了跳，似笑非笑：“那你什么意思？”
“把大门口的监控修了。”我说，“硬盘，线路，再备一台新的。三个库房后窗也加探头。钱不多，你知道价。”
他盯了我好一会儿，忽然笑了。这次他笑出了声，伸手从裤兜里摸出烟，自己点上，又扔了一根到我面前。烟在桌上滚了半圈，停住。
“行，张海涛。”他吐出一口烟，“我算服了。监控我修。不过今晚夜班你不用去了。我请你吃饭。咱们聊聊。”
“饭就不吃了。”我说，“家里有事。”
我拿起信封，点了点。五千。我把信封折好，放进工服内袋。转身出门时，听见孙立民在身后说：“张海涛，王建国那样的人你都忍了十二年。到我这儿，怎么才半个月就不忍了？”
我站住，没回头。
“十二年了。”我说，“我总得学会说不。”
那天下班早。我骑车去幼儿园门口等月月。她排着队出来，书包歪在一边，看见我，眼睛一下亮了，小跑过来，扑进我怀里。我蹲下给她把书包正了正。
“爸爸，你今天怎么来接我？”她仰着小脸，额头上有点汗。
“想你了。”我抱起她，“今晚咱们吃好的。”
她抱住我的脖子，小声说：“能不能买一包彩泥？小朋友都有。”
我笑了笑：“走，爸爸带你去买。”
那晚，周玲做了三个菜。我给月月买了一盒彩泥和两根棒棒糖。饭后，月月坐在茶几上玩，把红色和黄色的彩泥揉成小圆球。周玲在厨房洗碗，我跟进去，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信封，放在灶台上。
“这什么？”她问。
“厂里补的夜班费。”我说，“你收着。明天把物业费交了，再给月月买双鞋。她那双凉鞋底快断了。”
周玲看着我。她把手在围裙上擦干，拿起信封，捏了捏。眼睛里闪了一下，又迅速低下头去，把信封塞进围裙兜里。
“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她说，“是不是有事瞒我？”
“没事。”我说，“就是日子还得过。”
她没再问。碗筷碰撞的声音，水声，月月在客厅里自言自语的童声，混在一起。我站在厨房门边，看着她后背。她瘦了，肩胛骨的轮廓透过薄薄的家居服露出来。我忽然想起早年在昌盛仓库，她去找我，给我送雨衣。从铁门外探进半个身子，头发被雨淋得湿透。那时候我的仓库，也漏雨。
刘胖子又发来微信，说王建国在公司放话，说我离了昌盛就是死路一条。我看完，没回。打开阳台门，站在夜风里抽了根烟。楼下有对情侣在花坛边吃西瓜，笑声断断续续飘上来。远处的高架上有车流呼啸而过，像一条移动的灯河。
我把烟头按灭在阳台栏杆上。栏杆油漆剥落，露出底下的铁锈。红色的小点暗下去，只剩灰烬。
我拿出手机，翻到老秦的号码，停了几秒。然后我打了一行字过去：车不卖了。
发完，我回到屋里，轻轻关上门。月月在沙发上睡着了，手里还捏着一块蓝色的彩泥。周玲把她抱起来，冲我使个眼色。我过去接过来，把月月送回卧室。她的呼吸轻得像只小猫。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梦里我又回到昌盛六号库门口，门虚掩着。里面黑乎乎的，有风往外渗，凉飕飕。我正要推门，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我。一转头，满天白光。
醒来时，天已经大亮。手机在枕头边震了一下。是孙立民的信息：“监控合同已经签了。钱从你找到的货里出。”
我盯着那几个字，慢慢坐起身。窗外阳光明晃晃地铺进来，照在地板上，像一片水光。
第五章 铁皮箱里的秘密
生活像老牛拉车，偶尔抽一鞭子，就快几步。孙立民把监控装好以后，仓库消停了一阵。我的夜班减少，工资没再乱扣。头一回觉着，在荣达也能喘口气。可这口气还没喘顺，王建国那边就找上门了。
那天是周五。下午五点多，天阴沉得像要下雨，闷得人喘不上来气。我正在库房盘新到的一批货，铝膜包装，滑溜溜的，码起来总往下出溜。刚码到第三层，手机在裤兜里震了。我摘下手套，一看是刘胖子。接起来，他声音又低又急：“哥，王建国要查你那台旧电脑。你是不是还有东西没删？”
我拿着手机走到库房外。风有些凉，吹得地上纸屑打旋。我问：“哪台旧电脑？”
“就你在昌盛用的那台，仓库办公室的。你走了以后一直没人动。前两天新来的主管嫌慢，要换电脑。结果王建国突然让人把你那台搬到他办公室去了。我今早从门口路过，看见他开着你的机器。”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台旧电脑我用了五年，硬盘没清过。可转念一想，我没在上面存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他拿去也没用。
“没事。”我尽量说得平静，“我没存私账。”
“不是私账。”刘胖子更急了，“是你以前拍的那些照片。你忘了？去年台风，六号库漏水，你拍了几张，我帮你一起抬的纸箱。后来你手机坏了，照片导到那电脑上了。”
我后背一紧。几张照片在脑子里闪过。六号库，顶层漏水，纸箱泡烂。那些箱子上没贴标，只有手写的字母。我拍了照，当晚给王建国发过微信，想报修。结果王建国第二天把我叫去，说别多事，那货是临时货，客户过几天就拉走。从那以后我再没打开那个文件夹。
“照片还在不在？”我口气有点发干。
“在不在我不知道。”刘胖子说，“我就提醒你一声。听说王建国最近跟孙立民那边有联系。”
我挂了电话，站在原地。风又大了些，把地上的碎纸卷起来，在空中翻了个身，又落回地面。我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王建国为什么突然去翻那台旧电脑？他是在找东西，还是已经知道照片的存在？他找孙立民干什么？是买卖，还是别的？
我攥了攥手机，先回了库房，把剩下的活干完。六点钟下班，没吃厂里的饭，直接骑车回家。到家时周玲正收衣服。天阴得重，她抱着衣服往屋里跑，我过去搭了把手。衣服上沾着潮气，沉甸甸的。月月趴在窗边看乌云，小手在玻璃上画着圈。
“要下雨了。”周玲把衣服堆到沙发上，“你明天能休不？”
“能。”我说。
正说着，手机又响了。这回是孙立民。他语气少见的客气：“张哥，晚上有事吗？一块坐坐，说个事。”
我想了想，说：“行。”
孙立民约在城东那家湘菜馆。我骑车过去，到的时候雨点刚落下来。我停好车，甩了甩头发上的水，推门进去。孙立民坐在靠窗的小方桌边，面前一碟花生米，一壶大麦茶。他看见我，招招手：“就这儿。”
我坐下。他给我倒茶。窗外雨越下越密，水顺着玻璃流成一片。服务员过来点菜，他点了三个菜，又加了一瓶白酒。酒拿来，他先给我满上，再给自己倒半杯。
“张哥，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他端起杯，“我这庙小，你能待，是给我脸。今儿这顿饭，就当我给你赔个不是。前阵子那事，我办得不对。”
我碰了碰杯，抿一口。酒是本地曲酒，度数高，辣得嗓子冒烟。孙立民一仰脖，喝了大半杯。他夹菜，话不停：“我今天找你，还有一层。王建国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那儿缺个管物流的，问我，你现在在我这儿干得咋样。我说挺好。他就让我带个话，说昌盛仓库要整改，想请你回去看看。就看看，给顾问费。”
我停下筷子。雨声大起来，砸在窗框上，劈里啪啦响。我看着孙立民，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他却只低头吃菜，像说的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我不回去。”我说。
孙立民笑了：“我知道你不想回。但张哥，他给的钱不少。就看一次，五千块。看完就走，不管你。”
“我不去。”我说得挺平，“王建国是什么人，你比我清楚。他让我回来看仓库，看的不是货，是我。他想知道我在外面知道多少，又不敢直接问。我去了，就是自己往套里钻。”
孙立民点了点头，像早在预料中。他抿了口酒：“行，你不去，我给你挡了。但张哥，有句话我得提醒你。王建国这人，不怕你跟他翻脸，就怕你手里有东西。你越不回去，他越睡不着。”
我没说话，只盯着面前的碗。雨声更大了。湘菜馆后厨有炒菜声，油锅“哗啦”一响，混在雨里，听不大清。
“我以前是不是跟你说过，昌盛六号库的事？”孙立民问。
“说过。”我道。
“那你知道六号库墙根堆的是什么吗？”他往前凑了凑，声音低下去。
我摇摇头。我是真不知道。那库房我从没进去过，钥匙一直在王建国手里。唯一一次靠近，是去年台风那晚，门被风刮开条缝，我探头看见几摞黑布盖着的东西，屋里一股刺鼻的味。
孙立民掏出手机，翻了几下，递到我面前。屏幕上是几张照片，拍得不太清楚。有铁皮桶，有木箱，还有几个黑色塑料袋。墙角一个纸箱，外头写着“送样”。我放大其中一张，看到铁皮桶上印着几个模糊的字母，辨认不清。
“这是去年有人在六号库外头拍的。”孙立民收回手机，“你可能也听说了，王建国包了几个小车间，白天不做，晚上才动工，做的是废料分装。那里面有几样，沾了制药厂的边。国家查得严，他全走夜路出货。你以前不碰，所以你没事。”
我后背发凉。雨像泼下来似地，窗户外白茫茫一片。我脑子里浮出那个被风吹开的门缝，黑布下面露出的桶角。当时我只当是客户临时存放的化工料。如今回头看，处处透着鬼气。
“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我盯着孙立民。
“没什么意思。”他往椅背上一靠，“我就是告诉你，王建国怕你，是因为他摸不准你手里到底有没有料。你只要一天不让他摸清，他就一天不敢动你。可有一点，你自己得想清楚。他既然开始翻旧电脑，就说明他坐不住了。他来找你，你不去。接下来，他可能就要找你家里人了。”
我攥着酒杯。手背上有一条旧疤，是十二年前搬货时被铁条划的。那时候王建国还拍着我肩膀说，张海涛，好好干，以后仓库全交给你。现在这道疤又隐隐作痛起来。
“他敢动我家里人。”我慢慢说，“我就把我知道的全部交出去。”
孙立民看着我，眼睛亮了一下。他点头：“张哥，你这话我信。可你手里到底有什么，能把他钉死？”
我没接话。窗外雨势渐渐小了。我抬头看玻璃，雨珠从窗顶一颗颗往下滚，把外面的霓虹灯影搅成一片红绿。
饭吃完，雨也停了。孙立民叫了代驾。我骑电动车回家，车座积了水，我拿手抹了抹。街上湿淋淋的，路灯倒映在水洼里，亮得刺眼。我骑得不快，心里像坠着块湿抹布，又沉又凉。
到家九点半。周玲还没睡，坐在床头钩东西。我轻手轻脚进去，她抬头问我：“怎么喝这么多酒？”
“厂里同事吃饭。”我说。
她没再说什么。我洗了澡，站在阳台上吹风。雨后的风凉丝丝的，吹得人清醒。手机震了一下，是刘胖子发来的照片。图片里，昌盛仓库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旧纸箱，里面几本破本子，还有两个U盘。刘胖子在下面说：哥，这箱是六号库的台账，我从旧柜子里翻出来的。王建国不知道。你还要不？
我盯着那条消息，手指一下一下点着手机背。过了好一阵，我回他：先放着。别让人看见。
第二天是周六。天晴了，热浪又回来了。我难得睡了个懒觉，八点半才起。月月早就起来了，在客厅跟周玲看电视。见我出来，跑过来拉我：“爸爸，今天带我去公园吧。人家小朋友星期六都去公园。”
我蹲下来，给她把头发别到耳后：“行。吃过早饭就去。”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去了人民公园。月月撒欢似地在草地上跑，追一只白蝴蝶。周玲坐在长椅上，脸上难得轻松。我去买了两根冰棍，一根给月月，一根给周玲。周玲把冰棍掰成两半，非要塞我一半。我接过来，和她并排坐着吃。
“我有时候想。”周玲看着远处的月月，“你要是不在昌盛了，反而比原来强。至少回家有个笑脸。”
我咬了口冰棍，凉丝丝的。“以后会更好。”我说。
周玲扭头看我一眼，笑了下：“这话我爱听。”
下午回到家，我趁周玲带月月午睡，一个人去了趟昌盛。当然不进门，只把车停在斜对面的旧书摊旁。隔着马路，能看到昌盛大门。新换的电动闸门半开着，有个保安在门口晃。我等了二十来分钟，看见一辆面包车开出来，车身上喷着“昌盛物流”四个字。后窗没贴膜，我隐约看见里面坐着王建国。他坐后排，侧脸绷着，像在跟旁边的人说什么。
我赶紧用手机拍了两张。然后等面包车走远，我才发动车子走人。回家的路上，手机进来个陌生号码。我接了，对方嗓门挺粗：“是张海涛不？”
“你哪位？”
“我是孙立民他表弟孙强。我哥让我给你送点货单，你在家不？”
我说：“你放厂里，我明天拿。”
“不行，货单急用。”孙强说，“要不我给你送楼下？你说个地址。”
我多了个心眼，没给具体楼号，只说在小区门口。挂了电话，我把电动车停在小区外头，站在花坛边等。十来分钟后，一辆蓝色福田开过来，驾驶窗摇下来，孙强那张脸露出来，嘿嘿笑：“张哥，给。就这几张。”
他从车窗递出一个牛皮纸袋。我接过来。他朝我摆摆手，开车走了。我低头看纸袋。袋子很轻，打开一看，里面就几张发货单。单子下头压着个U盘。黑色的，小巧，上面贴着白胶带，写着两个字：六号。
我站在花坛边，太阳晒着后颈。脑子里像有个钟，“嗡”地响了一声。我抬头看了眼小区门口，进出的人不多，两个老太太拎着菜经过。我握紧纸袋，快步上楼。进了家门，周玲还在睡。我轻手轻脚进了小书房——其实就阳台隔出的一角，打开那台老笔记本。插上U盘，屏幕亮起来。
里面就一个文件夹。点开，是几十张照片。六号库内部。铁皮桶、防潮垫、废液收集箱，还有些我认不出的器械。照片拍得挺专业，角度正，光线也足。更关键的是，每张照片上都带着时间，往前能追溯到前年。有几张扫到了墙角的一块白板，上头写着进出货日期，字迹歪歪扭扭，但能看清。我放大了看，最近一个日期就在上个月。旁边写着“某药厂”三个字，虽然被相机边角切了一半。
我关了电脑，把U盘拔下来。喉咙发干。我去客厅倒水喝，手有些发颤。这U盘是孙强送来的，可孙强后面是孙立民。孙立民要干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在拿我当枪。而且他知道，我早晚会开这一枪。
我走到阳台上。太阳白花花地照进来，对面楼的空调外机一溜排着，轰轰响。我忽然想起昨天夜里刘胖子说的那台旧电脑，又想起王建国在办公室拍着表说七万八的样子。这些画面和U盘里的照片搅在一起，像一锅煮滚了的水，顶得我胸口发胀。
晚上，我给孙立民发了一条微信：U盘我收了。照片我看了一部分。你想让我怎么用？
他回得很快：先放着。等时机。
我盯着“时机”那两个字。窗外夜色浓稠，蝉声又响起来。月月在里屋翻了个身，说梦话。周玲问她，她没应。我点了根烟，走到阳台上抽。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一点红色的信号。
我知道，从拿到这个U盘开始，我再也回不了头了。
第六章 雨夜登门的旧账
八月的天气，像蒸笼破了口子。荣达包装厂的车间顶上，那些彩钢板被晒得烫手。我带着小宋把最后一批礼盒出库。大门口，孙立民站在阴凉地里，跟一个穿花衬衫的人说话。那人不时朝我这边看两眼。
小宋凑过来，小声说：“张哥，那人我见过，是昌盛的采购，姓马。来找孙总好几次了。”
我“嗯”了一声，把出库单夹在腋下。汗水顺耳根往下淌，滴在水泥地上，瞬间就干了。我给小宋递了瓶水，自己也灌了半瓶。孙立民和那姓马的说了十来分钟，握手，散了。他走过来，脸色不大好。
“王建国叫人来查账。”孙立民吐了口唾沫，“他说我们荣达抢了昌盛两单生意。我倒想笑，他王建国什么时候把这些小单子放在眼里了？不过是想摸你的底。”
“你让马老板看什么了？”
“狗屁。他就来问你的情况，想套我话。我说你早不干了，去了南边。”孙立民拍拍我肩膀，“放心，我心里有数。但今晚你最好早点回，别在外头晃。我怕王建国派人堵你。”
我点点头。下班时天还没黑透，西边烧起一大片红。我骑电动车走小路回家。行到半路，果然有辆车跟着。一辆黑色帕萨特，从厂区出来就远远吊在后头。我故意拐进旧货市场，绕了两圈，从后门穿出去。那车没跟上来，我才松了口气。
到家吃完饭，月月看电视，我坐阳台上吹风。手机屏幕亮了，是个陌生号。我接起来，没说话。对面先开口：“张海涛，我是王建国。”
我握手机的手紧了紧。他的声音还跟从前一样，不紧不慢，带着点笑：“别挂。我就跟你说个事。有人给我送了点东西，里头提了你几句。我不信。我想跟你当面聊聊。我去你家不方便，你来一趟公司。就咱俩。时间你定。”
我走到阳台上，背靠着栏杆。远处的灯光像碎金子一样散开。我脑子里飞快地转。他说的“有人”，十有八九是孙立民。这老狐狸一边给我U盘，一边又去给王建国递话。两头卖好。要不是王建国这通电话，我还真以为他跟我是一路的。
“王总，我不是你员工了。”我说，“你有什么话，电话里说。”
“电话不方便。”王建国笑了一声，“跟六号库有关。你不想听？”
我心头一跳。六号库。他也主动提了。说明他早知道U盘的事。他今晚打这个电话，就是在试我。试我会不会慌。
“六号库不归我管过。”我说，“你说的事，我插不上嘴。”
“你别急着撇清。有人可是把你卖出来了。说你有照片，有台账。张海涛，我认识你十二年了。你要真存了什么，早自己找我了。我说得对不？”
我的手指死死抠着阳台边沿，指甲盖发白。我本想说“我没存”，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他知道多少，我还没摸清。不能先露怯。我深呼吸一下，说：“王总，我没什么可卖的。我要真有什么，还等现在？你想聊，就告诉我你手里到底有什么。别大晚上打这种没头没尾的电话。”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楼下有电动车报警器响了两声，又灭了。王建国开口时，声音里那股子笑已经淡了：“张海涛，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看你这态度，是铁了心要跟我对着干了？你家里有老婆有孩子，别把路走死了。”
“你威胁我？”我问。
“我提醒你。”他说，“明天晚上八点，来公司东门。我不逼你，爱来不来。可你不来，有些话我就去找你媳妇说。你媳妇好像在超市干过？叫周玲对吧？”
我嗓子像被人掐住。夜风吹过来，后背的汗全凉了。我听见自己说：“你敢碰我家人，我明天就把U盘送出去。”
王建国笑了。那笑声从听筒里爬出来，像砂纸磨铁皮：“好啊。那我也把话放这儿，U盘里的照片，没头没尾，到了谁手里都没用。你以为孙立民真帮你？他不过拿你当刀。你要聪明，就回来，咱俩谈谈。谈了，有些钱我给你补上，比你在荣达强十倍。”
我直接挂了电话。然后我又拨出一个号。通了。刘胖子的声音迷迷糊糊：“哥，咋了？”
“你明天上班，帮我盯一个人。”我说，“王建国明天会不会去公司，几点去，带什么人。别问为什么。”
“知道了哥。”刘胖子清醒过来，“嫂子没事吧？”
“没事。”我挂掉电话，回到屋里。周玲坐在沙发上，手里钩着个红色小钱包。她看了我一眼：“谁的电话？”
“一个朋友。”我说，“你去睡吧，我待会儿。”
她放下毛线，走到我面前，伸手把我额头上的汗擦了：“张海涛，我跟你说，不管你干什么，别瞒我。我跟你这些年，最怕的就是你一个人扛着不吭声。”
我捉住她的手。她的手很热，掌心有点汗。我点点头：“没大事。明天晚上我可能晚回。你带月月去我妈那儿住一晚。”
周玲看看我，终究没多问。她转身进里屋，轻轻带上门。我坐在客厅，没开灯。窗帘没拉严，对面楼的灯光从缝里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窄窄的亮。我盯着那道光，坐了很久。
第二天晚上，我开车去的。那辆银色捷达在楼下停久了，启动时发动机“突突”响。我加了点油，车子慢慢热起来。车是老秦帮我保养过的，他说再开两三年没问题。我开到昌盛东门，门半开着。东门是老厂区，平时走货车，这会儿黑乎乎的，只有门卫室亮着灯。我把车停在门外，没熄火。手机调了录音，放在中控台上。
八点整，王建国从门卫室后头走出来。他一个人，穿了件深色T恤，不像平时那副挺胸叠肚的样子。他拉开车门，坐进我副驾驶。车厢里顿时都是他身上的烟味和薄荷糖味。他把车窗摇下一条缝，说：“去后头那条路，安静。”
我把车慢慢开出去，拐上厂区后面的断头路。路灯不多，路旁杂草丛生。王建国从兜里掏出一包软中华，抽出一根点上，深吸一口。烟雾在车里散开，呛得很。他半眯着眼看我：“张海涛，你倒真是变了。以前我让你干到几点，你都不敢早走。现在敢挂我电话了。”
我没接话。他等了一会儿，又说：“老赵给你介绍的活，四千五？你可真能作践自己。你要回来，我给你七千，仓库主管，另外配个副手。你那车也能换新。怎么样？”
我笑了下：“你上回说五千。隔半个月，又涨了。王总，你说话从来跟菜市场砍价似地。”
他脸沉了沉，又笑：“行，咱们不绕弯子。你把U盘给我。不管孙立民给你多少钱，我给双倍。另外，你辞工这阵子的工资，我补你两个月。算下来也有小两万。够你家月月交学费了。”
我手握着方向盘，指节有些僵。外面起了风，吹得路边野草弯了腰。我缓缓说：“U盘不在我身上。”
王建国笑容一收：“在哪？”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偏过头，看着他的眼睛，“王总，我知道六号库里放的什么。前年台风那晚，我拍的不只是漏水照片。还有几桶废液。那味儿我后来找朋友打听过，是制药废料里的甲苯。国家对这玩意儿有专门的处置规定。你把它堆在租来的旧库里，外面再盖上黑布。真当我傻？”
王建国脸色变了。烟灰掉在裤腿上，他拿手掸了两下。停了好一会儿，他忽然说：“张海涛，我再跟你说一次。那批货，不是我的。是人家临时寄放的。我最多是个保管的。你就算交上去，我也有话说。”
“那是你说的。”我道，“可账本上记的是昌盛物流的账。你让人开的单，走的你的车。要查，一查一个准。”
王建国不说话了。他靠在椅背上，喘气有些粗。几分钟后，他重新点一根烟，打火机“啪”一声，很响。他叼着烟，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干。”我说，“我只想踏踏实实过我的日子。你别动我家里人。别来荣达找事。我保证，U盘永远不会见光。”
王建国笑了，笑着笑着咳起来。他打开车门，下车前回头看我一眼。那目光又冷又毒。他说：“张海涛，你记住今晚。你自己选的。”
他下车，走了。后视镜里，他慢慢走回东门，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得老长，像一个从地下冒出来的鬼。
我关掉录音，把手机收进口袋。手心上全是汗。回到车上，空调出风口吹出的风终于凉了些。我靠着头枕，闭上眼睛。过了好一阵，手机响。是孙立民发来的微信：谈得怎么样？
我没回。他又发一条：王建国刚给我打电话，说你会把U盘还给他。我给你那东西，不是让你当护身符用的。
我回他：你想让我当刀，我知道。可我不傻。要捅王建国，你自己捅。
发完，我把手机调成静音，开车回家。这一夜，我做了整晚的梦。梦里全是六号库的黑布和铁皮桶。王建国在库房门口笑。我走过去，门又开了。孙立民站在里头，手里举着一把刀，刀尖冲着我。
早上醒来，脑袋沉得像灌了铅。周玲已经起床做早饭。我走到厨房，她正切咸菜。锅里煮了小米粥，咕嘟咕嘟冒小泡。我靠在门框上，说：“今天哪儿也别去。在家陪着月月。”
她停下刀，回头看我：“张海涛，你跟公司那些人到底怎么回事？我昨晚听你翻来覆去，一晚上没睡好。”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手机忽然响起来。是刘胖子。我接起来。他气喘吁吁：“哥，王建国今天没去公司。但厂里来了一帮人，说是消防检查。刚到就把六号库围了。还不让人靠近。小周偷偷跟我说，昨晚有人打电话举报的，用的是个新号。”
我脑袋“嗡”一声。举报的人，不是我。那就是孙立民。他见我不肯递刀，自己上了。
“王建国呢？”我压低声音。
“不知道，联系不上。”刘胖子说，“厂里乱套了。几个小主管都被叫去问话。哥，你可得当心。那帮人问起了去年台风的事，还说要看监控。六号库监控早就关了，可他们不走，一个个库看过去。你以前管的二号库，里头有几箱物料没手续，也被提了。他们可能会找你。”
我挂了电话。碗里的粥冒着热气，咸菜切成细丝。周玲站在我旁边，手还握着刀柄。她嘴唇轻轻发抖：“海涛，是不是出大事了？”
我抓过她握刀的手，把菜刀轻轻拿开，放在案板上。我一把搂住她。她没说话，只是用力抓着我的背。月月从卧室门后探出小脑袋，怔怔地看着我们。
“不怕。”我摸着周玲的头发，“有我在。”
窗外阳光白得晃眼。我听见远处有警笛声，隐隐约约，像从城北方向传来。手机又震了。我松开周玲，低头看。孙立民的消息只有一个字：跑。
我站在晨光里，拇指悬在“跑”字上面。厨房里的收音机忽然响了——是周玲摸错了按钮。电台女声正播报：今晨，市环保局联合多部门对城北一家物流企业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查获涉嫌非法存放的化学废料……
我关掉收音机。屋子里静得能听见月月的小喘气声。我回头看了一眼窗外，天光刺得人眼睛发酸。那天早上，我做了个决定。不跑。哪儿也不去。
我掏出手机，翻出老秦的号码，打过去：“老秦，我车不卖了。再帮我一个忙。给我装个行车记录仪，前后双摄。对，今天就要。”
挂掉电话，我蹲下来，把月月抱起来。她小腿凉凉的，缩在我怀里。
“爸爸。”她问我，“是不是有坏人要欺负我们？”
我亲了亲她额头：“没有坏人。爸爸要去办点事。你和妈妈在家，谁来也不开门。”
她点点头，小手紧紧揪着我的衣领。
我走出家门。楼梯里的声控灯坏了好几天，我摸黑往下走。走到一半，我站住，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关上的门。门缝里透出一线光。我继续往下走，一步比一步快。鞋底敲着水泥台阶，笃笃响，像鼓点。
这一回，我不逃了。
第七章 旧账本上的红指印
昌盛被查的第三天，王建国不见了。电话关机，办公室门锁得严严实实。厂里没人说得清他去哪了。有人说他连夜回了老家，有人说他躲到市里某个宾馆。还有人说，他让人带话给几个亲信，叫他们嘴严点。
孙立民也失踪了两天。我打他电话，不接。发消息，只回一条：“在外头办事，过几天回来。” 再往后，连这条也撤回了。我去荣达，老赵说孙立民走前把那批没结的货款转了一部分到厂里，留了张条子，说让我替他看着仓库。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他是在躲风头。举报是他点火的，现在火苗舔到他裤脚了，他抽身想溜。
我不慌。我手里有U盘。照片和台账扫描件，我抽空一份份打印出来，拿牛皮纸包了，分开三处放。一份锁在家里旧皮箱夹层里，一份托刘胖子存到他乡下姑妈家，还有一份，就放在我电动车的车座底下。车座海绵磨烂了，有个夹层，不仔细拆根本看不出。
刘胖子每天下班来找我。他脸晒得更黑，额上总挂着汗。他告诉我，消防和环保的联合检查组在昌盛蹲了两天，拉了三大车东西走。六号库也被贴了封条。新来的仓库主管吓跑了，整个仓库没人管。工人走了快一半。刘胖子被叫去问过话，他咬死只说自己是普通库工，什么都不知道。
“哥，他们问我，张海涛在的时候六号库归不归他管。我说不归。张主管只管二号和四号库，六号库钥匙一直锁在王总柜子里。”刘胖子一边喝我给他买的水，一边压低嗓子，“我这么说，没事吧？”
我拍拍他：“没事。实话实说就行。”
我这几天照常去荣达上班。孙立民不在，我就把仓库重新整了一遍。每天早晨七点到，晚上六点走，一天下来，筋疲力尽，但心里比前阵子踏实。小宋也被我安排着干了不少活。这后生虽然莽，但手上有劲，干活不偷懒。有一回下午，他凑过来问我：“张哥，听说昌盛那王总跑了？是不是你……”
我横了他一眼：“把嘴管住。”
他缩了缩脖子，没再问。可转过身子，又回头飞快说一句：“我要是你，我也弄他。”
我哭笑不得，摆摆手让他去点货。
日子一天天热。这天傍晚，我刚出厂区，就被两个生面孔拦住了。一个是高个，穿件蓝工装，晒得很黑，手上全是油。另一个矮些，白衬衫，戴着副银边眼镜，手里夹个公文包。两人站在我电动车前面，脸上笑着，像碰巧遇见。
“张师傅吧？”白衬衫开口，“我们老板想见你。”
我支好车，打量他们：“你们老板是谁？”
“去了就知道。”高个帮腔，身子往前挪了半步。
我退后一步，没动：“不说清楚，我不去。”
白衬衫拉开公文包，从里面掏出一张名片。我接过来看。上头印着“万通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陈国平”。这名字我没听过。但公司名字有些耳熟。我细想了想，后背一紧。孙立民以前说过，王建国那些化工料，就是从一家叫万通的厂里倒腾出来的。眼前这人，来路不简单。
“你们陈老板找我什么事？”我把名片还给他。
“好事。”白衬衫笑，“张师傅，别紧张。陈老板说了，就聊几句。你到了，坐一坐，喝杯茶。要是觉得不合适，随时走。他派车送你。”
我看了看表，六点二十。天还亮着。我问他：“去哪儿？”
“不远。城南那家茶楼，青石桥边上。”
我点下头：“我骑车去。你们前头带路。”
那高个想说什么，白衬衫拉住他，笑道：“行，张师傅痛快。前头那辆黑色别克就是我们的。跟不丢。”
茶楼在城南河边，两层仿古楼，门口挂了串木牌子。我把电动车停在马路对面的槐树底下，锁了，跟着两人上楼。二楼雅间门口，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正站在窗边，手端着一把紫砂壶。他头发全往后梳，两鬓灰白，肚子挺得老高，像怀里塞了个小西瓜。
“张师傅，久仰。”他转身朝我笑，笑容和善得像邻家下棋的老头。他朝白衬衫和高个摆摆手，两人退出去，带上了门。
“坐。”陈国平指了指桌边的竹椅，“别拘束。我跟你，算半个同行。我起家也是看仓库的。”
我坐下。桌上摆了四样点心。他给我倒茶，自己先抿一口。茶香挺浓。他说：“你最近挺出名。昌盛的事，圈子里都在说。有人说你手里有东西，王建国急得跳了河。也有人说，孙立民摆了你一道。我听了，觉得你这人不简单。所以想见见你。”
“陈老板。”我打断他，“你有什么话直说。”
他笑了，眼尾纹路堆起来：“好。那我就直说。我在北边有块场地，离荣达不远。不大，几千平。缺个管事的。我一个月给你八千，管吃管住。就一条，帮我理顺账，盯紧出库。你以前怎么管昌盛，现在就怎么管我的。”
我看着他。他说得轻巧。八千，管吃住。这待遇在本地仓管里已经是头一份。可我知道，他陈国平是做废弃油脂回收起家的，后来沾了化工废料。王建国那些货，十有八九出自他手。他这时候请我，不是看中我的能力，是看中我手里那点东西。把我放在眼皮底下，他最安心。
“我要是去了，”我端起茶，没喝，“以后再想走，就难了吧。”
陈国平笑得更深了：“你看你这话说的。你随时能走。我陈国平用人，从来不拴腿。只是我手底下活多，人走了，难找合适的。”
“谢谢陈老板抬举。”我放下茶杯，“我不去。”
他脸上笑意未减，只“哦”了一声，又慢慢倒了杯茶。他推过来一小碟桂花糕：“尝尝。这玩意儿不腻。”
我没接。他也不恼。片刻，他慢条斯理地说：“张师傅，王建国现在一身麻烦。他欠我一笔钱，又把你那破U盘当了宝。你说，我要是找到他，说张海涛已经跟我联手了，他会怎么想？”
我心头一凛。这老东西，比王建国阴多了。他不动我，却要用我的名字去吓王建国。王建国被逼急了，指不定会干什么。
“陈老板。”我站起来，“你这种大人物，想找谁当刀找不到。我张海涛烂命一条，不怕你吓。可我这人有个毛病，不给人白使唤。你要用我的名字办事，得先问过我。”
我说完，转身朝门口走。手刚碰到门把，陈国平在身后笑出了声：“有意思。王建国说你老实，我看你是蔫儿坏。行，我不拦你。不过有样东西，你看看再走。”
我停住。他走到墙角柜子前，从抽屉里摸出一个档案袋，扔在桌上。我盯着那袋子，像盯一条盘起来的蛇。
“打开看看。”他说。
我慢慢走回去，拆开。里面是几张照片。拍的是荣达仓库，我正蹲在那儿点货。还有一张，是我骑电动车送月月上幼儿园。月月背着粉红色书包，笑得正欢。
血往脑袋上涌。我手没抖，把照片塞回袋子，抬头看他：“你跟踪我？”
“不是跟踪，是关心。”陈国平坐回竹椅，手指在茶杯上轻轻敲着，“张师傅，这世道，谁没个软肋。你有，我也有。我今天把底都给你了。你回去考虑三天。想通了，来万通找我。想不通，就当我没说过。”
我没说话，转身开门。白衬衫和高个站在走廊里，像两尊门神。我侧身挤过去，下楼梯，到门口。一股热风扑来。我扶着门框站了站，后槽牙咬得咯吱响。
回到家，周玲见我脸色不对，没多问，先给我盛了碗绿豆汤。我端起来一口灌下去，凉得心口发紧。月月在地板上摆积木，嘴里嘀嘀咕咕。我看着她小脑袋上那个蝴蝶结，想起照片里她笑的样子。我走进里屋，翻出许久不用的旧手机。那是我辞职那天的手机。屏碎了一角，还能开机。我插上充电器，等了几分钟。屏幕亮起来，我找到一条草稿短信。那是我去年台风夜写的，没发出去。收件人是我自己。上面写：“六号库，黑布下是铁皮桶，有刺鼻味。王建国说别多事。”
我把这条旧短信截图，连同那晚翻到的几张旧照，一起打包，发给刘胖子，让他再存一份。做完这些，我洗了把脸。镜子里的人比半个月前瘦了，颧骨有点突，下巴上胡茬冒出青黑。可眼睛比以前亮。
我抹了把脸，出来对周玲说：“这几天，你带月月回我妈家住。别去超市，别逛街。买菜也在村里小卖部。”
她正叠衣服，手停了下来，抬头看我：“你跟我说清楚。是不是有人找上你了？”
我点头。周玲咬着下唇，把叠好的衣服一件件重新抖开，再折，折得棱角分明。她说：“我不走。走了就剩你一个人。你出点事，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
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又凉又湿。我低声说：“你听我这一回。不为别的，为了月月。”
她抬头看我，眼圈红了。过了好半天，她轻轻“嗯”了一声。
第二天一早，我送周玲和月月去我妈家。我妈住城西村子，老平房，院里有棵石榴树。下车时，月月抱着我的腿不放，哭得一抽一抽。我蹲下给她擦眼泪：“过几天爸爸就来接你。好好听外婆话。”
她点点头，哭得更凶。周玲拉着她往里走，回头看我一眼。那一眼里什么都有。我笑着朝她摆摆手，转身上车。后视镜里，她的影子越来越小。
回城路上，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接通，是王建国。他的嗓子像被砂纸磨过：“张海涛，你他妈跟陈国平联手搞我。行，我完了，你也别想跑。”
“王建国。”我打断他，“你好好想想，是谁在搞你。陈国平今天派人给我看照片，连我闺女上幼儿园都拍了。他比你狠。我俩都被他当猴耍。”
电话那头只剩粗重的喘息。过了好一阵，王建国说：“我知道。可那又如何。我现在什么都没了。厂被封了，老秦说你车不卖了，我连你人在哪都堵不着。张海涛，你说得对，我被人耍了。可要死，我也得拖个垫背的。”
“那你想拖谁？”我冷声问，“陈国平，还是我？”
他不说话。我听见背景里有风声，像是站在楼顶。我心里一紧：“王建国，你在哪？”
“你管我在哪。”他笑了一声，声音里带着哭腔，“张海涛，你记住，六号库的门，是你先看见的。你要是不拍那几张照片，后面这些屁事都没有。我也不会到今天这步。可你拍了，你存了。这就怪不了我。”
他说完就挂了。我再拨，关机。我坐在车里，整个人像被浸在冰水里。车窗外，太阳白花花地照着。我发动车子，往昌盛方向开。我要去看看。我知道王建国可能会在那儿。
车到昌盛门口，大门紧闭。电动闸门落了一半，厂区里空荡荡的。几个保安缩在门卫室里，看见我的车，都探出头来。我摇下车窗问：“王建国来没来？”
保安摇头，眼神躲闪。我正要掉头，手机响了。是刘胖子。他压着嗓子喊：“哥，王建国上电视了。不对，是网上。有人发了视频，他在六号库门口，泼汽油！”
我脑子像被重锤砸了一下。挂电话，我挂挡掉头，油门踩到底。车子轰地一声，冲向厂区后门。那条断头路颠得底盘咣咣响。后门开着。我远远看见六号库门口围了一圈人，几辆警车闪着灯。地上湿了一大片，空气里有股呛人的油味。王建国站在最里头，手里举着个打火机，左手里拎着个半透明油桶，桶底还晃着些液体。他头发乱了，T恤上沾满灰，眼睛红通通的。
警察在喊话，周围有拍照的，有录视频的。我停下车，推开车门往前挤。一个年轻警察拦住我：“退后！” 我举起双手：“我姓张，他前下属。让我跟他说两句。”
那警察还没说话，王建国看见了我。他忽然激动起来，打火机举得更高：“张海涛！你来了！你来得好！你告诉他们，六号库里的东西不是我的！是你让我放的！”
我愣住。所有人转头看我。警察也回头，目光像探照灯。我站在人群前，太阳烤得后颈发烫。我看向王建国。他眼神里除了疯狂，还有一丝我认识了十二年的东西——欺软怕硬。
我开口，声音不大，却清亮：“王建国，你再说一遍。那晚台风，是谁不让我报修？是谁说货是临时寄放的？谁让你把甲苯堆在普货仓里？你拿我当枪，拿了十二年。今天你想把我也点着。我告诉你，我张海涛站在这儿，问心无愧。你想说什么，当面对质。打火机放下，别让自己死在你自己挖的坑里。”
王建国嘴唇哆嗦，打火机在手里乱晃。突然，一滴油从桶沿滴下来，落在地上，滋了一声。他低头看油，又抬头看我。眼眶里滚出两行泪。他“啊”了一声，把桶往地上一摔，双膝一软，跪了下去。
警察一拥而上。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把他按住。王建国的脸贴在滚烫的水泥地上，嘴巴一张一合，像条脱水的鱼。我别过脸，不再看他。手机又震起来。是陈国平发来的消息：“张师傅，戏看完了？你还有两天考虑。”
我握着手机，慢慢走向我的车。太阳快落山了，天边红得像血。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机“轰”地响起来。后视镜里，警车灯一闪一闪，把六号库的铁门映得通红。
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去我妈家。我开车去了城北，那家二十四小时开着门的打印店。老板娘正看电视剧。我让她把U盘里剩下的照片全部打印两份。她没问什么，麻利地操作。机器嗡嗡响，一张张纸吐出来。我付了钱，抱着纸袋出门。夜风扑到脸上，热乎乎的，带点河腥味。
我回到车上，把纸袋放在副驾驶。手机屏幕亮着，是周玲发来的消息：“我们到了。妈问你吃了吗。”
我回：“吃了。别担心。”
我把车掉头，开向城南。万通公司的招牌在夜色里亮着惨白的光。大门敞着，保安挥手放行。我把车一直开到办公楼前。陈国平已经站在台阶上，像早知道我会来。
我推开车门，拎着那包纸，走过去。
他笑吟吟地迎上来：“想通了？”
我站住，把手里的东西往他怀里一递：“这是你要的东西。全给你。我只要一样。以后，你们这些破事，别再来找我和我的家人。”
陈国平低头看那包纸，又抬头看我。他脸上的笑一点一点收了。
“张师傅，你真是个人物。”他说。
我转身，走回车里。后视镜里，他那张脸被办公楼的灯光照得半明半暗。我摇下车窗，风吹进来，把车里的油墨味吹散了些。
第八章 门口的三轮车
王建国被抓的消息，第二天就传遍了。视频在网上转得飞快，有配文字的，有加了背景音乐的。我从不点开看。刘胖子打电话来说，厂里现在全空了，两个副总和几个主管被叫去约谈。我说知道了。
我在家睡了一整天。中间起来煮了锅面条，放了两个鸡蛋。吃完又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傍晚时孙立民来了电话。他说他回荣达了，让我明天去上班。我“嗯”一声，没有多余的话。
挂了电话，我推门出去。楼道的声控灯还是坏的，我摸黑下了楼。天边有片紫红色的云，压得很低。我在小区门口的小卖部买了包烟，坐在路牙子上慢慢抽。一个卖凉皮的三轮车从我面前经过，车头挂个扩音器，不断重复着“凉皮——凉面——”。声音由近及远，像日子一样，前脚刚走，后脚又跟着来。
第二天到荣达，老赵和几个工友在门口张望。见我来了，都松口气似的。老赵捶我肩膀：“你没事吧？我们昨天还商量要不要去找你。”
“没事。”我笑了笑。
孙立民从办公室出来，朝我点下头，又缩回去。他没再提U盘，也没问王建国。我们之间隔了层纸，谁都不捅破。中午吃饭时，他让我去办公室。我端着饭盒进去，他正吃一桶泡面，嘴巴吸得呼噜响。
“这几天辛苦你。”他递给我个信封，“上月的夜班补贴，别嫌少。”
我拿起来，厚了不少。我道了谢。他摆摆手：“别谢。以后仓库这块，我不掺和。你说了算。”他说完低头吃面，再没抬头。我拉门出来。阳光晒得厂区亮堂堂的。老赵蹲在车间门口挑螺丝，小宋在旁边给轮胎打气。日子像又要转起来了。
可我心底知道，事情还没完。陈国平收了那些打印材料，只是我给他一个台阶，也是给自己挣点空间。但他那种人，吃进嘴里的肉，不会轻易吐出来。王建国倒了，昌盛那片市场空出来，他一定会抢。他要抢，就免不了要用人。我不能再当他手里那把刀。
当天下午，我请了两个小时假，去了趟劳动保障服务中心。我咨询了点事。窗口里的年轻姑娘挺耐心，给我列了几份材料清单。我一一记在手机备忘录里。出了大门，太阳明晃晃的，我站在台阶上，心里慢慢定了主意。
我要把荣达的用工关系理一理。不为孙立民，不为陈国平，就为仓库里那帮起早贪黑的人。刘胖子、老赵、小宋，还有几个不常说话的装卸工。他们工资不高，合同又乱。我做了十二年仓库，最清楚里头的门道。想挣干净钱，先得有张干净的底子。否则再换个厂，还是老样子。
晚上回家，刘胖子来找我。他骑一辆二手电动车，后座绑着两个大编织袋。我帮他把袋子搬上楼。他抹着汗说：“我从昌盛出来的时候，顺路捡了些工位上的旧本子。有几本是前几年仓库的领料单。我想着，万一有用。”
我打开一看，里头果然有近三年的部分出库记录。有几页盖了王建国的私章，还有几页写着“送陈总”。我用手机拍了照，又把本子锁进旧皮箱。刘胖子问我以后怎么办。我给他倒了杯水，说：“先找个正经活，稳下来。你那手工活不差，我认识一个做板材生意的，过几天介绍你去。”
刘胖子眼圈红了一下，别过头去。我没再多说。送他下楼时，他从兜里掏出个东西塞进我手心。是块木头雕的小狗，拳头大，眼睛用黑漆点上去的。
“给月月。”他挠挠头，“我晚上没事刻的。”
我看了看那只小狗，咧嘴笑了。刘胖子也笑了。夜色里，两个男人站在楼前，像两个刚下夜班的工友，心里揣着一堆心事，嘴上却都咧着。
过了几天，我去了一趟万通。陈国平不在。那个白衬衫姓方，出来见我，还是那副客客气气的笑。他说陈老板去外地了，临走时交代，如果张师傅来，先带着转转。我没进去，只在大厅站了站。那厅修得挺气派，墙上挂着几块铜牌。可那股子味，我闻得出来，跟昌盛后墙一个样。我转身出来。姓方的追到门口：“张师傅，陈老板说，那包纸他看了。你放心，不会有人再找你麻烦。”
我回头看他一眼：“他最好说话算数。”
那几天，我天天骑电动车接送月月。她住在我妈家，离荣达厂有段路。我早上六点半出门，先去厂里开个早会，再把活安排下去，然后骑车去接她上幼儿园。下午再跑一趟。周玲在村里接零活，顺便帮我妈侍弄菜园子。一家人见面的时间多了，热汤热饭吃上了，夜里也踏实。
但有天半夜，陈国平的电话来了。他声音听上去很累：“张师傅，王建国的事上了内参。他死咬你，说你知情不报。不过你放心，他这人反复无常，证词前后对不上。我让人打听过，他翻不了你。可你自己得准备准备，别到时候手忙脚乱。”
我坐起身，按了按太阳穴：“谢谢你提醒。”
“不客气。”他说，“我还是那句话，我那儿缺个管事的。你什么时候来，门都开着。”
我轻轻笑了一下：“陈老板，我不给你干，不代表我会跟你作对。但你非逼我，那咱们就另说。”
他半天没说话，最后叹了口气：“张海涛，你是真犟。也好。我陈国平不勉强。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我挂了电话。月亮从没拉严的窗帘缝里漏进来。周玲翻了个身，迷迷糊糊问我：“谁呀？”
“打错了。”我轻轻说。
九月初，我带着小宋把仓库彻底整顿了一遍。能开票的货全补了票，没手续的一律退回采购。孙立民开始有点不乐意，后来看客户结款痛快了，也不吭声了。月中发工资，我特意留了份心思，找财务对了三遍。果然，有四个工人的加班费没算进去。我直接写了单子，让孙立民签字补发。他看了半天，撂下一句：“行，你管。以后这些人怨不得我了。”
我想回他一句：他们怨的是你。可到底没说出口。有些账，不是一天能算完的。但至少，不能在我手里烂下去。
九月中，王建国的案子正式进入程序。我作为前员工去做了次笔录。从派出所出来时，天阴着，下起毛毛雨。我没带伞，就站在檐下等。雨丝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我点了根烟，看着街上来往的行人。有个男人蹬着三轮车从我面前经过，车斗里坐着个小女孩，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男人一边蹬车一边回头笑。
我想起月月。她已经很久没坐我的车了。那辆捷达轮胎有点亏气，我一直没去补。晚上去我妈家接她，她蹲在石榴树底下看蚂蚁搬家。我走过去，她抬头说：“爸爸，我想回家住。”
我拉起她的小手。她的手指黏乎乎的，沾着草叶。我把她抱起来，说：“今天就能回家。”
周玲在一旁摘豆角，闻言抬头看我，眼窝有些湿。我冲她点点头。她放下竹筐，拍了拍围裙，说：“那我把菜收拾了就走。”
那晚我们一家三口回了自己家。月月在沙发上看动画片，看着看着睡着了。我抱她回屋。她的呼吸热乎乎的，扑在我脖子上。我忽然觉得，这些天来压在心口的那块冰，化了一点。
可陈国平没消停。那天是周五，下午三点，老赵急匆匆跑进仓库：“海涛，外头来了几个生人，开着面包车，在门口问你的去向。保安说他们带了家伙。”
我放下单子，走到窗边。从仓库侧门望出去，果然看见门口停着辆灰色面包车，车旁站着三个年轻人，其中两个手里夹着烟，东张西望。保安老刘正跟他们说着什么。
我回头对小宋说：“把后门打开。我先走。你报警，别说错了，就说有人来厂区寻衅。”
小宋没犹豫，跑去后门。老赵跟在我身后：“我跟你一块。”
“不用。”我压低声音，“你留下，看着他们。别让他们进库。警察来了，你就说不知道我在哪。”
我骑电动车从后门绕出。骑到半路，手机响了。是小宋发来的语音，点开，他喘着气说：“张哥，警车到了。那几个人开车跑了。他们没进厂，就在门口转。还拍了几张你的照片。你当心点。”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风吹得路两边树叶乱响。我骑出老城区，上了环城路。后视镜里，车流如常，没有那辆灰色面包车。我拐进一条小巷，停下，给陈国平打电话。
“陈老板。”我声音压着火，“你不是说井水不犯河水？今天下午，几个小子跑到荣达门口堵我。你要是不认，我去报警。荣达大门口有监控，车牌子拍得清清楚楚。”
陈国平在电话里笑了笑：“张师傅，你别动气。那几个人不是我派的。是王建国以前的马仔。他们听说王建国进去前，给了你一批东西。有人出钱找你的下落。我劝你，最近别一个人走。要是不嫌弃，我让方经理给你安排个临时住处。”
我冷笑：“陈国平，这套就省了。我哪也不去。你替我传个话，他们再敢来，下回等他们的就不是警车了。别忘了我这十二年，天天晚上跟仓库的铁门打交道。我的门，锁得紧。”
陈国平沉默了一会儿，说：“行。这话我一定带到。不过张师傅，有些事，你一人再硬也扛不住。你就算不为自己，也想想老婆孩子。我给你的门，永远开着。”
我挂了电话。巷子里飘来一阵炒辣椒的味，呛得我咳嗽两声。我推着电动车，慢慢走进那团烟火气里。站在巷口，我回头望了望。天快黑了，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我知道，今晚不会有事。可往后，得把有些事情从头再捋一遍。
那晚，我对着旧皮箱里的本子和U盘，坐了两个小时。最后，我列了张时间表，把王建国、陈国平、孙立民之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一笔一笔记下来。写满三张纸。我拍了照，分别发给刘胖子和老赵，又把原件折好，放回皮箱。
做完这些，我走到阳台上，点了根烟。月亮很亮，照得对面楼顶的瓦片发白。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刚进昌盛那会儿。王建国站在仓库门口，把一支烟递给我，说：“跟我干，不会亏待你。”那时候仓库很小，货也不多，我每天下班最开心的事，是去东门夜市吃一碗三块钱的馄饨。后来仓库越做越大，人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不像自己。
我掐了烟，回屋。周玲还没睡，靠在床头翻一本育儿书。她抬头问我：“都安排好了？”
我“嗯”一声，脱了外衣躺下。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她轻声说：“张海涛，你知道吗，你最近总说梦话。”
“说什么了？”我侧过身。
“你老说‘把门锁好’。”她看着我，“我就想，你到底在怕什么。”
我伸手过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暖乎乎的。我慢慢说：“怕你们受委屈。现在不怕了。门锁好了。”
她轻轻笑了下。我闭上眼。窗外有风声，像谁在远处推着一扇铁门，慢慢合上。
第九章 账本摊在桌面上
九月下旬，天转凉了。荣达包装厂的早上，空气里飘着露水味。我照旧七点到，先绕仓库走一圈。铁门上的锁冷冰冰的，手指一碰，能沾下一层水汽。小宋已经把夜班记录放在我桌上，还是那本硬皮本，翻得卷了边。我坐下来看，他歪在椅子上啃包子，嘴里含混不清：“张哥，昨晚又下雨了。西边第三垛有点返潮，我挪了地方。”
我点头，翻完记录，夸了他两句。他嘿嘿笑，耳根子都红了。这小子比以前稳当多了。
八点，孙立民召集开会。办公室小，十来个人挤得满满当当。我站在门口，听他说。他说最近生意有起色，接了两个外地单子，都是礼盒和食品包装。散会时他叫住我，等人都走了，才说：“这两单，定金已经到账。货量大，得加一条夜班线。人你安排。还有，客户周五来看厂，你陪着。”
我应下。他犹豫了一下，又问：“王建国的事，到哪步了？”
“还在程序里。”我说，“跟我没关系，我就做了回笔录。”
孙立民“哦”一声，没再提。他走后，老赵进来，小声说：“陈国平那边，听说跟王建国的表弟走得很近。你防着点。”
我拍拍他胳膊：“防着呢。”
周五，客户果然来了。一男一女，四十来岁，穿得干净利索。男的姓胡，女的姓郑，都是做食品出口的。我带着他们看库房，讲管理流程。他们问得很细。我答得也实在。姓胡的看着货架间的通道，说：“张师傅，实话说，我们来之前还怕这边乱。看你管得不错，心里有底了。就是这库房旧了点，你可得保证防潮防鼠。”
我说：“我每天早晚查两次。前天下雨，西边有点返潮，我已经让人垫了防潮板。老鼠这玩意儿，有我在，它进不了门。”
那女的笑了：“张师傅说话有意思。”
送走客户，孙立民挺高兴，破天荒让食堂加了菜。晚上下班，我特意绕到后门那片空地上看了看。墙是新刷的，地面也扫得干净。三辆货车并排停着，车门都锁了。我检查了一圈，回办公室拿包。天已经麻黑了。手机响了一下，是刘胖子发来的消息：“哥，明天周末，带月月出来。我请你们吃肯德基。我发了工资，补发的那些也到了。”
我笑了笑，回他：“好。”
周六中午，刘胖子骑着他那辆旧电动车来的。他穿件新买的蓝T恤，领子硬邦邦的。月月看见他就喊刘叔叔，跑过去让他抱。刘胖子一把捞起她，笑哈哈地转了个圈。周玲在旁边说：“别摔着她。”
一顿饭吃得热热闹闹。月月把薯条蘸了番茄酱，又往刘胖子可乐杯里丢了一根。刘胖子假意瞪眼，她咯咯直乐。我看着他们，心里软乎乎的。这日子，总算冒了点热气。
可刚吃完，我的手机就响了。孙立民的电话。他语气冷：“张海涛，你马上来厂里一趟。有人来查账。现在就在办公室坐着。”
我让周玲带月月先回家，刘胖子跟着我一块去了荣达。到厂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旁站个戴眼镜的小平头。他见了我，点头说：“张师傅，我姓宋，是区里劳动监察的。有人反映你们仓库用工不规范，我们来核实。孙老板说让你出面。”
我把他领到办公室。孙立民沉着脸坐在角落。那姓宋的摊开文件夹，问了几个问题：多少人、合同签没签、工资怎么发、加班有没有记录。我照实说。有些确实做得不到位，比如临时工没签书面合同，夜班补贴时有时无。我没有遮掩。那姓宋的一边记一边点头，末了说：“情况我了解了。你们先自行整改。半月后我们再来复查。如果还这样，就要处罚了。”
说完他走了。孙立民把茶杯往桌上一顿：“张海涛，你傻啊？什么话都往外说。这下好了，他把我们挂上号了。”
我给自己倒了杯水，慢慢说：“孙总，人家来查，就是有人盯上你了。你越藏着掖着，越麻烦。不如趁这机会把合同和考勤补全，把夜班钱给足。名声好了，工人也稳。你以为客户没查过我们用工的事？”
孙立民盯着我，像要从我脸上看出个窟窿。过了会儿，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你看着办。反正仓库那块，你说了算。”
我点头：“行。我下周就办。但孙总，你要给我句实话。陈国平是不是给你打过电话？”
孙立民身子明显僵了一下。他转过身，脸上挤出点干笑：“他啊，打听过你。我说你忙，没功夫。别的没了。”
“你最好说的是实话。”我放下杯子，看着他，“现在荣达还能站住，是因为咱们把仓库收拾干净了。要再沾上那些洗不白的东西，等下次来的，就不是查账的了。”
我走出办公室。天有点阴，北风刮起来了。刘胖子在门卫那儿等着，见我出来，赶紧问：“没事吧？”
“没事。”我说，“送我去趟我妈家。今晚把月月接回来。”
刘胖子骑电动车载我，一路上风大，我坐在后座，手抓着他肩膀。他骑得慢，嘴里还哼着不着调的歌。我笑：“你唱什么。”
“随便哼哼。”他说，“哥，我决定不回昌盛了。我跟老赵说了，以后就待在荣达。跟着你干，心里踏实。”
我“嗯”一声。风从耳边过，呼呼响。我没说，陈国平那摊子水，还没退。我怕我哪天一脚踩进去，把他们也带进去。可我也知道，人这一生，总得选几个愿意一起扛事的人。刘胖子算一个。老赵算一个。小宋，也算。
那周，我把仓库的用工台账重新做了一遍。合同一份份补签，加班费一笔笔算清。孙立民起初不情不愿，后来见工人干活明显上劲，也就不吭声了。周五复查，姓宋的来看，前前后后转了三圈。临走时脸上有了点笑：“不错。比上回强多了。”
我送他到门口。他压低声音说：“张师傅，有人举报你。说你以前在昌盛有经济问题。我核了，没实据。你自己注意点，别让有心人钻了空子。”
我谢过他，心里明镜似的。这背后是谁，不用猜。陈国平那手，不光在厂外，已经伸到厂里来了。
晚上，我叫上孙立民和老赵，在城东大排档吃了顿饭。三瓶啤酒，几盘小菜。吃到一半，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翻出一张照片。是陈国平那天在茶楼递给我的“关心照”，照片里月月正在上幼儿园。孙立民看了一眼，筷子停住了。
“这是陈国平派人拍的。”我收起手机，“他给我两条路，要么去万通，要么他让我不得安生。我不吃他那套。可你是荣达的老板，我不瞒你。他如果找你谈合作，你多长个心眼。那人什么路数，你比我清楚。”
孙立民没说话，一口干了半杯啤酒。老赵闷声说：“他要是敢来厂里闹，我们跟他干。”
孙立民瞪了老赵一眼：“干什么干。你以为是小孩打架。”他顿了顿，看向我，“张海涛，我这人小气，也爱占便宜。但我不害人。陈国平要拉我上船，我绕道走。你放心。”
我笑了笑，碰了碰他的杯。三个男人喝着酒。风吹过来，大排档的塑料篷布哗啦响。头顶的电灯一明一暗。我忽然觉得，这世上没多少人能做朋友。但能坐在一张桌上，把话说开，也就够了。
十月初，我在荣达刚忙完一个出货高峰期。有天中午，刘胖子满头大汗地跑来找我，说在厂门口看见一个老头，骑辆破三轮，拉着几箱旧纸，说是给我送东西。我出去一看，是老秦。他比上次见时黑了，也更瘦。三轮车斗里躺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
“海涛。”他下车，递过来一摞旧报纸，“这里头有你要的东西。我收废品的时候，有人把昌盛办公室清出来的文件卖给我了。我看有你的名字，就送来了。”
我接过报纸，就站在厂门口拆。里头是一沓旧报销单和考勤册。有几张单子上，我的签字被描过。几张夜班记录，被用涂改液改了数字。我翻到最后，是一本小蓝本。翻开，是王建国记得私账。某年某月，张海涛，账面扣款若干。旁边用红笔写个“已转”。
我合上本子，心口怦怦跳。老秦抽着烟，不急不慢地说：“这玩意儿要是不该我留，你处理了。”
我点头：“叔，谢了。改天请你喝酒。”
他摆摆手，跨上三轮车，吱呀吱呀骑走了。我抱着那包东西回到仓库小办公室，把门关上。灯开得白亮。我把那本蓝账从头翻到尾，手越来越凉。原来王建国不光降我薪，还做假考勤扣我钱，数额不小。孙立民给我的五千块和这些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
我把小蓝本和旧单子锁进铁柜。然后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给宋监察。他接起来，听我说完，沉吟片刻：“这些材料如果是真的，可以作为证据。但你要考虑清楚。昌盛和你之间，已经进入劳动仲裁程序了。你可以补充提交。”
“我想清楚了。”我说。
“行。”他说，“你明天来一趟，带上材料。”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劳动仲裁庭。屋里不算大，王建国方缺席。我坐在椅子上，面前是仲裁员。我一份份递材料。最后，我站起来，声音有些哑：“我在昌盛干了十二年。降我薪，我不争。加我活，我也不闹。可王建国还要在我签过字的单子上动手脚，扣我血汗钱。我今天把账本摊在桌面上，就是想讨一个明白。”
仲裁员点头，说会依法办理。我走出门，太阳照在脸上，热乎乎的。门口有棵玉兰树，叶子半黄半绿。我站在树底下，给周玲打了个电话。她没接。我又拨，还是没接。我心头一紧，正想再拨，她的电话进来了。
“刚才在厕所。”她喘着气，“海涛，我看见陈国平了。在妈村口，有辆车停着，他坐在车里跟人说话。我认得他，网上有照片。”
我握着手机，指节发白：“别出门。把门锁好。我这就来。”
我跨上电动车，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我骑得飞快。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拼命往家赶。上一次，是十二年前，我爹在厂里被货架压了腿。我一路飙到医院，鞋都掉了一只。这一回，我不能再迟了。
车到村口，那辆黑色车已经不在。我冲到家门前，拍门。周玲从里面打开，一把抱住我。她身子发颤。我拍着她后背：“不怕。我回来了。”她说：“他可能只是路过。但妈吓坏了。”
我抬头，看见我妈拄着拐杖站在堂屋门口，脸色发黄。我松开周玲，朝妈走过去。她拿拐杖戳了戳地：“海涛，妈没事。就是那汽车，来来回回开了三趟。我认得那个开车的，上次你在家，他也在村口。”
我蹲下来，握住她干瘦的手：“妈，您放心。这回我再也不会让家里人受这口气。”
当晚，我拨通了陈国平的电话。我没等他开口，只说了一句话：“陈国平，我们之间的账，该清一清了。”
他没笑，也没装傻。停了好几秒，说：“好。明天下午，老地方。”
第十章 摊牌
这一夜，我睡得不踏实。后半夜刮起北风，窗框咯吱响。我起来三次，先看门锁，再看窗户，最后去月月床前站一会儿。她踢了被子，小脚露在外面。我给她掖好，她就翻个身，嘴里含含糊糊叫了声“爸爸”。我应了一声。她没醒。
天一亮，我洗了把脸。水冷得扎人。我换上前天洗过的那件黑夹克，拉链拉到顶。出门前，我把那把旧钥匙挂回脖子上。那是昌盛仓库二号库的钥匙，我离职时没交。王建国后来找人换了锁，可我一直留着。今天带着，不是去开门，是提醒自己，这十二年，门一扇扇都被别人反锁了。今天，我要自己把门推开。
到城南青石桥的茶楼时，陈国平已经在了。他换了个靠里的包间，窗边摆着两盆绿萝。那高个和姓方的都在楼下，一个擦车，一个抽烟。我上楼，他们没拦。陈国平见我来，欠了欠身：“张师傅，早。”
我坐下来。桌上放着一壶茶，两个杯子。他给我倒了一杯。我没碰，直接开门见山：“王建国倒了。他把六号库的事，全往我身上推。你陈老板从里头摘得挺干净。可蓝账本上，有三笔写着你万通的名字。他进去了，这账你可没接走。”
陈国平端杯的手停了一下。他抬眼，似笑非笑：“什么蓝账本？”
我从怀里掏出手机，点开一张截图，推到他面前。那是我夜里拍的小蓝本内页。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万通陈总 3.8万”。日期，品名，虽然用了代号，但内行一看就明白。
陈国平没看手机。他放下杯，往椅背上一靠：“张海涛，你到底想做什么？”
“两件事。”我伸出两根手指，“第一，从今天起，你的人不许再出现在我家人附近。第二，王建国做假账扣我的钱，该多少，你替他还。我不多要。六万。账本上全有数。”
陈国平愣了一瞬，随即笑出声。那笑声在包间里滚了两下，又猛地收住。他盯着我：“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给他擦屁股？又凭什么觉得，我会怕这几张截图？”
“你不怕。”我把手机收回来，“可如果我把这些送到公安局，再把六号库那些照片一并交上去，你就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我张海涛不是执法的人，也不想当英雄。可谁要拿我家里人开刀，我就把整条线都掀了。你陈老板跑得掉跑不掉，你自己算。”
陈国平半天没说话。包间里静得能听见楼下汽车经过的声音。他目光慢慢从我跟前挪开，落在窗台上那两盆绿萝上。那高个从楼梯口探了下头。陈国平摆摆手。高个缩回去。
“六万。”他终于开口，“我给。但我有句话问你。你闹了这么久，不是就为了这六万吧？”
我笑了一下：“我要的是一口气。这口气，你陈大老板没尝过。等哪天你被人按在泥里，连嘴都张不开的时候，你就懂了。”
那天，陈国平没有再笑。他拿起手机，当着我的面转了一笔钱。不多不少，六万。银行短信几秒后就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脸上有些灰败，像刚被人从牌桌上赢了一把大的。他哑着嗓子说：“张海涛，从今往后，咱们两清。再见面，就当不认识。”
我站起身，整了整衣领：“最好这样。”
我走到门口，又转过身。他正低头倒茶。我缓缓说：“还有一句。你给孙立民带个话。荣达是我的地方，他做他的生意，我管我的仓库。谁想把我挤走，先问问我的账本答不答应。”
陈国平抬头，嘴巴动了动，到底没再说什么。
我下楼梯。太阳已升得老高，街上车来车往。姓方的站在车门旁，直勾勾看我。我冲他点了下头，跨上电动车。后视镜里，那高个跑上茶楼，像去报信。我没有回头。风从前面吹来，凉飕飕的，像秋天忽然从屋顶滑下来。
我先去了一趟银行，查了余额。六万到账。我站在ATM前，看着屏幕上的数字。数了好一会儿，才退卡。我把卡放回钱包，又把钱包放回内兜，贴着胸口。那是十二年来，我第一次觉得钱是热的，像刚出锅的馒头。
下午，我去了我妈家。周玲在院子里收白菜。月月追着一只黄蝴蝶跑，辫子一甩一甩。我抱起她，她“咯咯”笑，说爸爸胡子扎人。周玲看着我，不说话。她眼神里有种东西，像是终于信了，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把牙咬碎了往肚里咽。
晚上，我请刘胖子、老赵和小宋吃饭。还是城东大排档。这回点了五个菜，又加了几串腰子。刘胖子喝多了，舌头打卷。他搂着我肩膀，哥长哥短地叫。小宋悄悄问我：“张哥，外头那帮人，还找不找麻烦？”
“不找了。”我夹了颗花生米，“以后咱们只管把仓库守好。”
老赵碰了碰我杯子：“海涛，我敬你。你替咱们这些人出了口气。”
我跟他碰杯。酒液晃出来，滴在桌上，像一滴琥珀色的雨。
十月中旬，我回了一趟昌盛。不是去闹事，是去办最后的手续。王建国还在里面。厂子已由管委会代管。我去原办公室拿我的离职前体检报告。出来时，路过六号库。封条还在，铁门边爬满枯黄的藤。我站了好一会儿。风从厂区那头刮过来，卷起几张废纸。有个老保安小跑过来，说：“张主管，这地儿不能待。”
我点点头，转身走了。那扇门，这辈子都不用再开了。
十一月初，劳动仲裁结果下来。王建国做假账的事实被认定，我应得的工资差额，判令支付。钱不多，比不上陈国平转我的六万，但白纸黑字，盖了红章。我拿着文书回家给周玲看。她一个字一个字读。读完，抬头说：“张海涛，你终于学会跟人讲道理了。”
我笑了。她也笑。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我伸手替她抹。她说：“我没哭。就是心里堵了这些天，一下子通了。”
十一月，荣达包装厂签下了一个大单。客户就是上次来参观的胡总和郑总。合同签完那天，孙立民在办公室给每人发了一百块红包。我也有。红包薄，可大家都挺高兴。我站在仓库门口，看工人装车。天高云淡，阳光落下来，给铁皮棚顶镀了层金。老赵走到我身边，递根烟。我接过来点上。他说：“往后，这儿靠你了。”
我吸了一口，没说话。心里那根绷了半年的弦，慢慢松下来。
十二月底，刘胖子的闺女满月。我带着月月和周玲去。刘胖子老家在乡下，堂屋摆了好几桌。他抱着孩子出来，脸红得像喝了酒。我递过去一个红包。他不要。我塞进小孩的包被里：“拿着。你喊我一声哥，这就是咱家的事。”
他背过身去，用袖子擦了下眼睛。我听见他低声说：“哥，我以后再也不怕没钱生了。”
我拍拍他肩膀。屋里很热闹。屋外头有人放鞭炮，空气里都是硫磺味。月月捂着耳朵，往我怀里钻。我笑着抱紧她。
年三十那天，我们一家人在自己家吃年夜饭。周玲做了六个菜，还包了韭菜鸡蛋饺子。月月说要帮妈妈擀皮，结果弄了一脸面粉。电视里播着春晚。我关了手机，坐在沙发上剥橘子。周玲靠过来，把一块毯子盖在两人腿上。她看着电视，小声说：“真快。一年又完了。”
“今年跟往年不一样。”我剥好橘子，递一半给她。
她接过，笑了下：“是不一样。像换了个人过日子。”
那晚，我守岁到十二点。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我走到阳台上，看见满城烟火在夜空里炸开。红的，绿的，黄的，像谁把天撕了个口子，倒下来一缸金鱼。我点了根烟，没抽几口。手机里有几条祝福短信。刘胖子的、老赵的、小宋的，还有老秦的。老秦发的是：来年，别卖车了。
我咧嘴笑。烟灰掉在栏杆上，被风吹散。我回他：不卖了。车还是自己的好。
开春以后，我在荣达旁边租了间小门面，卖劳保用品。周玲管店，我来回仓库和门面之间跑。生意一般，但每天有进账。小宋有时来帮我们看店，跟月月玩弹珠。老赵偶尔拎瓶酒来，坐在店前台阶上，一坐就是半下午。刘胖子在厂里升了仓管副手，工资涨了五百。他媳妇打电话来，非要请我们吃饭。
有天傍晚，我关店回家。走到小区门口，看见那辆黑色别克远远停在马路对面。车窗半开，陈国平的脸一闪而过。我站住。车没动。我也没动。几秒后，车子慢慢滑入车流，不见了。我站了一会儿，进了小区。
到家，周玲正在做饭。月月在餐桌上画画。我洗了手，过去看。她画了辆银色小汽车，车轮歪歪的。车旁站着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大人手里拎着一把钥匙。
“这是你吗？”我指着那个大人。
“嗯。”月月仰起脸，“爸爸带我去公园。不开电动车，开小汽车。”
我笑了，亲她额头：“好，周末就去。”
周玲从厨房探出头：“饭好了。把桌子收了。”
我应一声，把彩笔和画纸收起来。窗外，天慢慢暗下去。路灯一盏盏亮起。我走到餐桌边，盛了三碗饭。饭香在屋里散开。很平常的味道。像把门锁好后，踏实过日子才有的味道。
那天夜里，我又看了眼那把旧钥匙。它静静躺在抽屉里，已经生了一层薄锈。我关上抽屉，没有锁。有些东西，该放下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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