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1年，洛阳城外，秦王李世民、单雄信与徐世绩，站在隋末乱局的收尾处。一个准备接受唐军处置，一个已经无路可退，另一个则在旧日兄弟和新朝功业之间苦苦求情。后世说，徐茂公暗中养大了单雄信的后代，几百年后这些人又参加黄巢起义，成了大唐的掘墓人。故事很有戏剧性，可正史与传说之间，隔着一段不能忽略的距离。
单雄信并非凭空冒出来的传奇人物。他出身于曹州一带，隋末群雄并起时，与徐世绩一同投奔瓦岗军。两人在瓦岗军中颇有名气，一个勇猛善战，一个长于谋略，后来又各自走上不同道路。
瓦岗军内部发生变化后，李密逐渐掌握大权。翟让被杀，旧部人心离散，瓦岗军很快失去昔日声势。李密败亡后，徐世绩归附李唐，单雄信则投奔王世充。所谓结拜兄弟，从此成了战场上的对手。
单雄信与李唐的矛盾，也不只是阵营选择。民间故事说，他的父亲单禹和兄长单道都死于李家之手，因此单雄信将这笔血债记在李渊父子身上。这类细节在后世讲史作品中被反复铺陈，但《旧唐书》《新唐书》对其中许多情节并没有完整印证，不能把小说桥段全部当成确凿史实。
王世充在洛阳败局已定后，向唐军投降。大批部将随之归顺，单雄信却没有这样做。对他而言，投降不仅意味着改换门庭，还等于承认此前坚持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李世民确实重视人才，也曾尝试招降，但单雄信最终没有接受。
“我不能降。”
这句话，未必是史书原文，却概括了单雄信的处境。唐军需要稳定洛阳局势，也不可能因个人勇武而放弃军法。于是，单雄信被处死。严格说来，史料记载的是秦王府处置此事，并非李世民亲自挥刀杀人。后世为了增强冲突，才常常写成“李世民杀单雄信”。
徐世绩的求情，则是这一故事最容易被渲染的地方。史书记载，徐世绩曾为单雄信请求宽免，甚至有割肉相饷的说法，但具体细节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徐世绩后来改名李世绩，唐高宗时期又因避讳改称李勣，他最终成为唐朝名将，而不是民间故事里只会暗中照看故友家属的“徐茂公”。
李世民是否专门赦免单雄信妻儿，徐世绩是否长期资助其后人，现存正史都缺乏足够材料。唐代制度下，罪犯家属是否受牵连，要看具体罪名、身份和处置诏令，不能简单概括成“李世民放过一家人”。至于徐世绩偷偷送钱、安排读书，更接近评书和小说的叙述。
真正引人注意的，是单雄信后代后来参加黄巢起义的说法。民间传说称，单家第十一代后人单兴、单旺、单茂、单盛，成为黄巢部下的猛将。但在唐末起义的可靠史料中，这些人物并没有得到清晰、连续的记载。把他们认定为单雄信后裔，再进一步说他们专为祖先报仇，证据并不充分。
黄巢起义爆发于875年，黄巢军曾攻入长安，并于881年建立大齐政权。唐朝受到重创，藩镇势力也由此急剧膨胀。不过，唐朝的衰败有财政困窘、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长期战争等多重原因，不能归结为几名所谓单家后人的参与。唐朝最终灭亡于907年，距离单雄信被处死约286年，也不是通常所说的整整三百年。
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并不完全因为它符合史实，而是因为它把乱世中的几种关系揉在了一起：旧友反目，忠义难两全，胜者需要秩序，败者留下血仇。单雄信被塑造成宁死不屈的义士，徐世绩被塑造成重情重义的名将，李世民则成为既惜才又必须守法的统治者。
真实历史往往没有这么整齐的因果链。单雄信的死亡，是洛阳战事和唐初统一战争中的一次处置；徐世绩的求情，体现的是旧部之间的情分；黄巢起义，则是晚唐积弊长期累积后的爆发。把三件事连成一条“仁慈反种祸根”的线索，适合讲故事，却不能替代史料本身。
在《资治通鉴》和两《唐书》的记载里，看不到单家后人因祖仇策动黄巢起义的完整证据。能确定的，是621年单雄信兵败被杀，徐世绩此后继续效力唐朝，并在统一战争和对外征战中成为大唐的重要将领。至于那场跨越数百年的复仇，更多属于后世文学给历史留下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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