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前后，太岳纵队机关，彭一坤面对调令迟迟没有动身。旅里舍不得放人，他自己也不愿离开部队，眼看命令下达已久，仍然没有到职。陈赓见到他时，开口便是一顿严厉批评：“彭一坤，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三个月不到职！”
这句话听着重，背后却不是简单的责罚。彭一坤参加革命是在1936年，长期跟随陈赓工作，既当过作战参谋，也做过训练方面的工作。他熟悉一线部队，习惯了带兵、行军和处理战场上的急事，对纵队机关那套计划、文电和协同工作，多少有些抵触。
当时，旅里原本打算调他到下面的团任职。对一名经过战火考验的干部来说，去团里掌握部队，确实是很有吸引力的安排。彭一坤已经准备动身，纵队机关却突然调他到作战科。旅里没有及时放人，他本人也没有积极报到，于是这一纸命令便被拖了下来。
陈赓并没有只追究旅里的责任，而是直接问他：“你愿不愿意来纵队机关？”彭一坤回答得很干脆：“不愿意。”陈赓追问原因，他说，仗越打越大，正是到部队锻炼的机会。
陈赓听完，认为他把问题想反了。部队干部经过多年战斗，营团一级的指挥并不陌生，真正欠缺的，是组织大兵团作战的知识，是从局部战斗上升到战役全局的能力。调到纵队作战科，不是把人放在案头消磨，而是让他接触战役筹划、兵力调配、协同通信和作战命令的形成过程。
这番话，对彭一坤影响很深。陈赓带干部有一个特点，不怕指出问题，也不吝啬给机会。他要求部下敢于担当，却更重视能不能理解全局，不能只凭勇气办事。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向晋东南襄垣一带展开行动，陈赓指挥的第386旅承担神头岭伏击任务。战前勘察时，彭一坤随陈赓来到现场，才发现公路并非处在两山之间，而是经过山梁，地形看起来并不适合传统意义上的设伏。
不少人因此产生疑虑。陈赓却注意到，公路两侧留有国民党军修筑的旧工事。日军沿路行进时，通常会观察远处山地，很难想到废弃工事中藏着八路军。陈赓决定反其道而行之，把部队埋伏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3月16日，日军进入伏击圈，八路军突然从近处发起攻击，迅速转入近战。神头岭战斗的关键，不只是兵力和火力，更是对地形的重新判断。彭一坤亲眼见到陈赓如何把“不利条件”转换成有利因素，这种灵活用兵的作风，后来一直影响着他。
到了1949年4月渡江战役之后，二野第四兵团继续向南追击。陈赓注意到马当要塞的位置，担心沿江仍有敌军活动，便派作战科长彭一坤前往第13军传令，要求派兵携炮驻守马当，保障后续部队渡江和行动安全。
彭一坤赶到第13军时，周希汉说明部队已经渡江追敌，暂时抽不出兵力。情况紧急，他没有机械地返回报告，而是转到后续渡江的第14军，请李成芳设法派兵。李成芳当即同意。这样一来，马当要塞得到控制，但彭一坤也担心自己改变了原定传令对象，回去后主动向陈赓说明情况，请求处分。
陈赓先说：“你这个参谋当得很精。”彭一坤心里一紧，没想到陈赓接着肯定了他的做法：只要守住兵团侧翼，关键在于哪个军派兵吗？后来，白崇禧部曾派舰艇沿长江活动，马当提前设防，确实发挥了作用。此事之后，彭一坤获记大功一次。
不过，作战参谋也会犯错。豫西作战期间，追歼南阳方向东进之敌，原定由两翼平行推进，形成合围。彭一坤负责整理电报，却按照各部队当时的驻地安排了追击顺序，结果作为“铁钳头”的周希汉部落在友邻部队之后。
陈赓看出问题后，没有笼统斥责，而是问两翼追击最要紧的是什么。彭一坤答，先头部队必须强，得像钳子一样咬住敌人。陈赓把电报递给他，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安排可能给敌军留下更有利的突围方向，也会增加友邻部队的压力。
这次失误让彭一坤明白，作战命令不能只看地图上的距离和部队位置，还要看谁承担突击，谁负责堵截，哪支部队必须放在最关键的位置。此后，他更加重视战役理论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彭一坤进入军事院校深造，后来又赴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回国后在海军系统担任过基地副司令员、南海舰队参谋长以及海军院校领导职务。早年在陈赓身边经历的那些批评、调动和战场判断，逐渐变成了他处理大规模军事工作的基本功。
彭一坤晚年谈及陈赓，始终念念不忘那种敢于判断、敢于负责的指挥风格。他留下过一句话：“有陈司令在，就没有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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