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10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郑位三的追悼会按中央安排举行。特殊年代里，这场追悼会一度面临波折，邓小平得知后明确表示，郑位三是为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老同志，追悼活动不能草率安排，并亲自主持了仪式。
这件事之所以受到重视，并不只是因为郑位三资格老，更在于他的革命经历，几乎贯穿了鄂豫皖根据地、中原地区和新四军的一段重要历史。
郑位三1902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县。1925年，在恽代英等人的影响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黄安一带遭到严酷镇压，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地方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那段日子里，郑位三没有离开。他一面设法营救被捕同志，一面联络力量，准备发动武装斗争。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时，他因身体状况未能直接参加，但此后一直参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
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后，根据地留下的力量十分薄弱。部队缺粮，群众恐慌，地方武装也出现动摇。郑位三奉命留在当地，坚持组织游击队，恢复基层政权，维持党同群众之间的联系。
斗争最艰苦的时候，部队甚至找不到野菜，只能剥树皮充饥。郑位三的父亲病故，母亲因饥饿和误食野菜去世，妻子也在敌人搜捕中遇害。接连的打击，加上长期缺粮和劳累，使他的身体从此留下严重病根。
身体垮了，工作却没有停。郑位三在鄂豫皖坚持游击斗争，逐步发展地方武装，保存了革命火种。他所推动的便衣队活动和群众掩护方式，对敌后斗争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后来担任过军队领导职务的刘华清曾评价，郑位三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和坚持，贡献不能忽视。
1935年以后，郑位三又在陕南一带坚持斗争。起初只有百余人的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逐渐发展壮大，后来成为红军部队的重要基础。胃病严重时，同志们偶尔弄到一点肉，希望他补养身体，他却常常坚持和战士们一样分食，不愿单独享受。
有人劝他离开前线治病，他回答：“队伍在，阵地就在。”这类话未必每次都有完整记录，但他长期拒绝脱离战斗环境，却是许多老同志回忆中反复提到的事实。
抗日战争时期，郑位三与张云逸等人一起工作。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整编，他承担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工作。解放战争初期，他又同李先念等共同领导中原地区的斗争，在中原突围前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中原部队面临国民党军重兵围堵。中央曾考虑郑位三身体太差，安排他转移到较安全的地方休养，周恩来也派人前往接应。但郑位三没有立即离开。他清楚，自己虽然不能像年轻干部那样冲锋，却能够稳定干部和部队情绪。
中原突围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1947年，郑位三不得不离开一线，长期在山东、山西等地休养。对一个长期处在组织核心、又有丰富军事和地方工作经验的老干部而言，这实际上意味着他逐渐退出了具体领导岗位。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没有再给郑位三安排行政职务，也没有让他重新担任军队领导，而是让他继续治病休养。1951年，毛泽东曾托人向他转达问候。1953年冬，郑位三病情加重，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李先念等前往探望，并劝他到北京治疗。
1954年，刘少奇又写信邀请他赴京休养。1955年4月，郑位三一家在中央关怀下迁居北京。就在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许多功勋将领获得军衔。郑位三资历深、贡献大，若只看革命经历，完全具备获得高级军衔的条件。
但授衔有明确规定，军衔主要授予当时在军队中担任职务的人员。郑位三此时既没有军队职务，也没有实际带兵岗位，因此没有参加授衔。这不是对其功绩的否定，而是制度适用上的结果。
工资定级时，他的情况又一次成为特殊案例。1955年实行工资制度后，干部按级别领取工资。郑位三没有现任职务，无法简单按照普通行政干部套定。周恩来曾就此向毛泽东汇报，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按照郑位三的历史贡献，给予相当于副总理级别的生活待遇，工资定为行政三级。
这个安排在当时十分罕见。郑位三虽然没有名义上的职务，却享受了副总理级待遇，既体现了国家对老同志的照顾，也说明中央并没有用“是否在职”来衡量一名革命者的全部价值。
据有关回忆，他得到的收入相当一部分用于帮助困难群众和烈士家属，自己生活依旧俭朴。郑位三于1975年7月去世，终年73岁。1992年，中央在有关纪念和评价材料中，肯定了他为党和革命事业作出的不可磨灭贡献，并称赞他大公无私、忠于人民。多次当选中央委员，也是组织对这位鄂豫皖根据地创建者的持续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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