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喜筵、筏子、破棉絮里的流民，到坐轿的武官、换装的新军、殖民的市政牌，晚清到沦陷，日子在笑、在漂、在冻、在假装体面。
在20世纪中叶的香港，一场传统婚俗，中央的新郎官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斜挎绶带，脚蹬皮鞋，神情庄重地端坐在椅子上，手中还拿着类似婚书的卷轴。而身旁的新娘则身着上衣与长裙，略显羞涩地端坐着。
在新人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街坊邻里。他们的穿着中山装、工装或日常的便服，有人好奇张望，有人面带微笑，后排甚至还有人踮起脚尖，每个人的表情都鲜活而真实。右侧站着一位戴帽子的长者，脸上洋溢着质朴的喜气。
民国，兰州的黄河边，三个光脚丫的西北娃，坐在羊皮筏子上笑成了花。没有游乐园，没有充气蹦床，但这艘用竹子和羊皮气囊扎成的“浑脱”，就是孩子们眼里的豪华游艇！
晚清，一群在冬天里瑟缩的流民与乞丐。
衣不蔽体，鞋露脚趾，破棉絮像花瓣一样挂在身上。最扎心的是左边那个孩子，裹着一块不知从哪儿捡来的围裙御寒，眼神里没有孩童该有的光，只剩下冻饿后的麻木。
晚清，新军军官坐轿出行，几名身着军服、头戴大檐帽的士兵正抬着一顶简易的遮篷轿子，在野外的土路上跋涉，旁边还有持枪护卫随行。
清朝以“国语骑射”为立国之本，为了杜绝武官沾染汉人文官贪图安逸的习气、保持尚武精神，雍正、乾隆时期逐步完善并严格规定了旗员及武职官员不准乘轿的制度。
按照规定，武官无论品级高低，在任上出行一律应当骑马。如果擅自违制坐轿，轻则被督抚指名参奏、交部议处，重则直接革职。即便是位高权重的总兵、提督，除非年老体衰无法乘马并奏请皇帝特批，否则绝无坐轿的资格。
然而，到了晚清，随着八旗与绿营的彻底腐化，这项禁令早已名存实亡。许多武官嫌骑马辛苦，纷纷雇人抬轿，甚至动用本该操练的战兵来充当轿夫，朝廷往往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按理说，新军本该有更严明的近代军纪，但军官们依然保留了旧官僚“前呼后拥、贪图安逸”的做派。在野外行军或检阅时本该骑马甚至步行的军官，却舒舒服服地坐在轿子里，由下属兵丁抬着走。
清末，陕西陆军步队第二标军营的门楼，门楼上“陕西陆军步队第二标”的牌匾还透着清廷“新政”的威严。砖雕门楼混着西式拱窗，门口站岗的士兵也换上了近代军装——大清终于舍得砸钱搞现代化了。
甲午战争后，清廷旧有的八旗与绿营兵制腐朽不堪，朝廷遂决定效仿西方现代军事制度编练“新军”。陕西从1905年开始筹建，至1909年正式编组为“陕西陆军混成协”（相当于旅的编制，后定名为陆军第三十九混成协）。
混成协下辖步兵第一标、步兵第二标（“标”相当于团），以及炮营、马营（骑兵营）、工兵队和辎重队等，全协官兵共计四千余人。其中，第一标多由关中各县按标准征集的青年农夫和军校毕业生组成；而第二标则因招募困难，主要由旧有的练军改编而成。
可历史的讽刺在于，这支耗巨资、买洋枪、学西操练出来的“新军”，没过几年就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1932年，沈阳，“奉天市政公署”，门口交叉悬挂着两面伪满洲国的所谓“国旗”。门前还有身着制服的军人站岗，右侧设有岗亭，整体氛围透着日伪政权试图维持的“官方”秩序。
奉天市政公署的前身是沈阳市政公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接管了沈阳，并将机构更名。臭名昭著的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亲自出任首任伪市长，这里由此沦为日本侵略者操控奉天市政、实行殖民统治的核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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