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前后，上海租界一带，郑苹如已经被卷入一场极其危险的抗日行动。她接近的不是普通商人，而是汪伪特务机构的重要人物丁默邨。后来，张爱玲把这段往事写进《色戒》，王佳芝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可文学形象与历史中的郑苹如，并不是同一个人。
电影留下的印象太深，许多人便顺着王佳芝的命运去理解郑苹如：漂亮、年轻，被安排接近汉奸，最终因情感动摇而失败。这个框架很有戏剧性，却遮住了一个关键事实——郑苹如并不是被临时推到前台的普通女学生，她有自己的家庭、教育和判断，也早已形成了明确的抗战立场。
郑苹如出生于1918年，父亲郑钺曾留学日本，母亲木村花子是日本人。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她从小接触中日两种文化，也接受了较完整的新式教育。郑钺本人具有革命思想，对女儿的要求并非只在读书识字，而是希望她能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这与王佳芝的身世差别很大。小说中的王佳芝从家庭关系中感到被抛弃，参与行动带有明显的情感补偿色彩；郑苹如则是在相对稳定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她并不需要通过某个男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两人的外貌、年龄和处境或许存在可供文学借鉴的部分，内在动力却不能混为一谈。
郑苹如少年时期结识王汉勋，两人感情深厚。王汉勋毕业于中央航校第二期飞行科，抗战爆发后投身空军。分别时，他曾向郑苹如表示，等赶走日本侵略者，就回来与她结婚。这样的约定，不只是恋人之间的安慰，也反映出那个时代许多青年对“先有国、后有家”的真实选择。
王汉勋参战后，郑苹如没有停留在等待之中。她捐献钱物，帮助慰问牺牲航空人员的家属，还通过社交活动接触日本军政人员，搜集与传递情报。有关她掌握汪精卫集团动向的说法，在相关回忆与史料中屡有提及，但具体情报范围仍应结合档案辨析，不能把传闻一概写成确证。
她后来奉命接近丁默邨，利用对方好色而又自负的弱点，试图为抗日方面获取情报并寻找刺杀机会。丁默邨是“七十六号”的重要人物，长期参与镇压抗日力量，警惕性很高。郑苹如所面对的，是一个随时可能翻脸的特务头目，而不是可以靠感情改变立场的普通男子。
一次行动安排在她家附近，未能成功。后来，她又设法把丁默邨带到皮货店。埋伏人员已经就位，枪手也在附近，但丁默邨察觉异常，迅速离开。车辆及时接应，枪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丁默邨最终逃脱。
行动暴露后，丁默邨仍试图让郑苹如解释。郑钺曾劝女儿离开上海，寻找王汉勋，不必再冒险。据相关记载，郑苹如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认为自己仍有接近丁默邨的机会。她带着手枪赴约，准备亲自完成刺杀。
这件事最能说明她与王佳芝的区别。王佳芝在小说中不断把亲近、体贴误认为爱情，最终在关键时刻放走易先生；郑苹如即使知道丁默邨可能对自己有好感，也没有因此改变任务目标。她接近对方，是为了抗战需要，不是为了寻找情感寄托。
遗憾的是，最后一次行动依旧失败。郑苹如被捕后关押在七十六号，后于1940年2月在上海被秘密处决，年仅二十二岁。有关她在狱中的言行，后世记录不尽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她没有因被捕而承认所谓“感情纠纷”之外的真实任务，也没有把同伴轻易牵连进来。
郑苹如遇害四年后，王汉勋也在抗战期间执行任务时牺牲。两人的婚约没有等到兑现，留下的书信、照片和亲友回忆，成为这段历史中少数能够触摸到的私人痕迹。
《色戒》写的是人在欲望、恐惧与选择之间的摇摆，郑苹如经历的却是一名抗日情报人员在敌占区承担的现实风险。把她简单看成王佳芝的现实版本，既低估了历史人物，也混淆了小说的表达方式。她不是为了某段关系走上险路，而是在明知可能无法生还的情况下，仍把刺杀丁默邨视为必须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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