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5年，刘邦率诸侯联军攻入彭城，名义上共有五十六万人。大军声势极盛，可几天之后，项羽仅带三万骑兵杀回，汉军便遭遇惨败。所谓“半路被老头拦下，劝全军穿白衣”的故事，流传极广，却不能直接当作《史记》《汉书》中的原始记载。
这段传说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并不是毫无根据。楚汉相争时，刘邦确实打出过“为义帝发丧”的旗号，也确实把讨伐项羽包装成一场替楚怀王报仇的战争。只是“白衣老人”这一细节，更像后世讲史者对政治策略的形象化加工。
事情要从项羽分封天下说起。
秦朝灭亡后，项羽凭借巨鹿之战的威势成为诸侯盟主。公元前206年，他主持分封，把刘邦封为汉王，赶往汉中；关中之地则分给秦朝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这个安排既有防范刘邦的考虑，也埋下了新的矛盾。
刘邦原本按照楚怀王的约定，先入关中者可以称王。可项羽不愿兑现这项承诺，还把刘邦放到偏远的巴蜀、汉中。表面看，刘邦失去了关中；实际上，项羽也因此失去了不少诸侯和旧部的信任。
更严重的问题，是义帝熊心的结局。
熊心起初只是项梁拥立的楚怀王，项梁死后，他逐渐掌握了名义上的最高权力。项羽分封之后，又把义帝迁往长沙。此后，项羽暗中命人将其杀害。史书对具体执行者和过程记载并不完全相同，但义帝之死与项羽集团脱不了关系，这一点成为刘邦最容易利用的政治突破口。
刘邦从汉中出来后，采用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部署，迅速夺取关中。随后，他联合魏王豹、河南王申阳、韩王信等势力，把矛头指向项羽。檄文中反复强调，项羽杀害义帝，已经失去诸侯共戴的资格。
这里面的关键，不是白色衣服本身，而是“名分”。
在先秦以来的政治观念中，君主即使没有实际权力，也代表秩序与合法性。义帝被杀，给了刘邦一个现成的口实。刘邦没有把自己说成单纯争夺天下的诸侯，而是把战争说成“为义帝复仇”。这一步很高明，也很现实。
至于那位拦路老人，正史没有明确记载其姓名，也没有可靠证据证明他曾在洛阳附近劝刘邦全军穿白衣。民间故事往往喜欢把复杂的谋略归结为一个神秘人物的一句话。传说中的老人可能是谋士形象，也可能只是后人为了突出“师出有名”而安排的角色。
假如把这段对话还原成故事，大概会是这样：
“兵多，未必能胜项羽。”
“那该如何？”
“义帝被害，天下皆知。为他发丧，诸侯才有共同的旗号。”
这几句话未必真的说过，但它准确点出了刘邦的处境。论单兵作战和临阵决断，刘邦远不是项羽的对手。刘邦能依靠的，是萧何的后勤、韩信的谋略、张良的判断，以及把各方力量组织起来的能力。
公元前205年，项羽正在齐地作战，刘邦趁机率联军东进，攻占彭城。五十六万大军进入楚都后，胜利来得太快，军队秩序随之松弛。史书提到汉军在彭城大肆搜掠，刘邦也沉浸于胜利之中，给了项羽突然反击的机会。
项羽闻讯后，挑选三万精锐骑兵，从萧县一带迅速南下，直扑彭城。双方兵力悬殊，却没有改变战局。楚军利用汉军拥挤、混乱和缺乏戒备的弱点发动突击，汉军很快溃败，死伤惨重，许多人被赶入泗水、谷水。
刘邦仓促逃走，途中连自己的家人也难以顾全。夏侯婴驾车护送，才使他脱离险境。那场战斗证明，五十六万人并不等于五十六万人的战斗力，庞大的数字如果没有统一指挥，反而可能成为行动迟缓的负担。
有意思的是，彭城大败并没有让刘邦此前的政治宣传完全失效。项羽赢得了战场，却没有解决诸侯对分封不满、对义帝被杀的疑虑。刘邦则把失败解释为暂时受挫，继续坚持讨伐“不义”的旗号，并在荥阳、成皋一线重新整顿兵力。
从这里看，“穿白衣”即便只是传说，也寄托着真实的历史逻辑：战争不只是刀枪相见，还要回答“为何而战”“谁有资格号令天下”。项羽长于用兵，却屡次在分封和处置义帝的问题上失分；刘邦战场上屡遭挫折，却善于把对手的错误变成自己的政治资源。
后来韩信平定北方，彭越袭扰楚军粮道，英布倒向汉王，刘邦的力量逐渐超过项羽。公元前202年，垓下决战结束，项羽自刎于乌江。那位白发老人是否真的出现，史书无法替他作证；但“为义帝发丧”确有其事，而它在楚汉战争中留下的影响，远比一件白色丧服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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