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没睡过一个整觉，45岁大姐把36岁小伙的东西清出了门

凌晨三点十七分，我又醒了。枕头旁边那只胳膊沉甸甸压在我胸口，像根湿木头。我没动，眼睛瞪着天花板，那上面有一块巴掌大的水渍，是去年夏天暴雨时漏的，当时他说等天晴了找人修，到现在也没修。耳边的呼噜声一声接一声，又重又黏，带着烟味和夜宵摊上辣椒面的气息，往我鼻子里钻。

我轻轻地把他的胳膊挪开。他翻了个身，含含糊糊地嘟囔了句什么，又睡过去了。我坐起来，光脚踩在地板上，九月底了，瓷砖凉丝丝的。客厅没拉窗帘，对面那栋楼的感应灯一亮一灭，把茶几上的啤酒罐照得忽明忽暗。三个，六个，我数了数，九个空罐子歪七扭八地躺着，旁边还有半包没抽完的软白沙。

这是我连续第九十二天在凌晨醒来。算得清清楚楚，从他搬进来的那天晚上开始，我就再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第一天是兴奋，第二天是不习惯，第三天往后，就纯粹是被他吵的。打呼噜，磨牙，半夜起来上厕所把马桶盖重重摔下去，再就是开着手机看短视频看到睡着，声音调得小小的，却像蚊子一样嗡嗡嗡地钻进耳朵里。我说过几次，他笑嘻嘻地搂着我的腰，说姐，我改，我改。然后第二天晚上继续。

我四十五岁了，在城南的服装厂做了十二年缝纫工。这些年攒下的钱不多，但足够在这片老小区的六楼买下这套小两居。六十平，客厅和厨房连在一起，卧室刚够放一张一米五的床和一个衣柜。但这是我的房子，每一块瓷砖都是我用自己的工资贴上的，每一面墙的漆都是我自己刷的。自来水公司抄表的大姐来敲门，总要说一句，陈姐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啊。我就笑笑，说习惯了。

可这三个月，我再没觉得这房子大过。他的东西像水一样漫过来。先是鞋柜上多了三双运动鞋，后来卫生间的架子上摆满了他的洗面奶、剃须水、发胶，再后来阳台上晾起他的工装裤和格子衬衫，滴答滴答的水把我的绿萝都浇死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茶几，我本来习惯每天晚上擦一遍，干干净净的，现在就永远堆着打火机、烟盒、充电线、吃了一半的辣条、沾着红油的外卖盒子。

他叫刘洋，三十六岁，在城东的物流园开车送货。我们在小区门口的夜宵摊上认识的。那天我加班到晚上十点，饿得前胸贴后背，要了一碗炒粉，他就坐在隔壁桌，一个人喝啤酒。他主动给我倒了一杯，说姐，看你累的，喝点解乏。我本来不想理他的，可他笑起来有两颗虎牙，眼睛亮亮的，让我想起年轻时候厂里那个总帮我搬布匹的小伙子。后来他说他租的房子漏水，房东又不肯修，想临时借住几天。我说好。

几天变成了一星期，一星期变成了一个月。他倒是会说话，下班回来带两串烤面筋，或者拎个西瓜，姐长姐短地叫着。也帮我把煤气罐扛上楼，换过灯泡，修过一次水龙头。我心里头那点不自在，就被这些零零碎碎的好给盖过去了。厂里的姐妹问我，陈姐你是不是处对象了，我说没有没有，就是有个租客。她们就笑，说租客还能睡你屋里那张床？

我脸上发烫，心里也发烫。四十五岁了，丈夫走了快十年，女儿在省城念大学，一年回来两趟。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半夜胃疼起来找药吃。日子像没加盐的面条，淡得尝不出滋味。这时候忽然有个人在旁边打呼噜，磨牙，把脚丫子伸到我腿上蹭，我嘴上嫌弃，心里头居然不那么空了。尤其有时候他早上出门前，会在我额头上胡乱亲一口，带着牙膏的薄荷味，我闭着眼装睡，等他关门走了，才敢把脸埋进被子里笑。

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我忍够了。

起因是钱。昨天下午我发了工资，四千六百块，扣掉社保和房租水电，还剩三千出头。晚上我跟他商量，说下个月暖气费该交了，你能不能把这几个月的伙食费匀一匀，一个月算八百，三个月两千四，你给两千就行。当时他正躺在沙发上打游戏，头都没抬，说姐，我这月手头紧，下月再说。

我说上个月你也说下月再说。他就把手机搁下了，脸上还是笑着的，但眼睛里没笑意。他说陈姐，咱俩这关系，你跟我算这么清楚？我住你这儿，哪回我空着手回来过？西瓜不是钱？面筋不是钱？上回你那条裤子拉链坏了，还是我骑电动车载你去巷口补的。

我说那是两码事。他就坐起来了，说怎么是两码事，咱俩不是处对象吗？处对象你跟我算房租？我说我没跟你算房租，我跟你算的是饭钱。他忽然凑过来搂我的肩膀，嘴里喷着烟味，说姐，你别这样，咱俩好好过日子不行吗？等我攒够了钱，咱们换个大房子。

他每次不想回答我的时候，就说换大房子。可我来来回回就看见他往家里搬啤酒和烟，还有新买的球鞋，鞋盒子摞在衣柜顶上，四双了。他一个月跑物流怎么也有六七千，可他的钱花在哪里，我从没见过。上回他说他姐生病借走三千，上上回说车要保养又是两千，再往前，我都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给他转过两次账，一次五百，一次八百，他都说下月还。

昨晚我没睡好，翻来覆去到天亮。早上他出门的时候又在门口喊，姐，晚上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我没吭声。他大概以为我睡着了，带上门就走了。我在被子里睁着眼，闻着枕头上他的头油味，忽然觉得很累。不是那种加了一天班腰酸背痛的累，是从心里往外的，沉甸甸地往下坠。

上午我去厂里请了半天假，说我头疼。车间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看了我一眼说陈姐你这脸色确实不好，回去歇着吧，眼眶都黑了。我照了照更衣室的镜子，确实，眼睛下面是两团青，像被人揍了两拳。我把工服脱了叠好，骑电动车回家。

一路上我在想，三个月了，我有多久没在晚上十点前关灯，有多久没安安静静地看完一集电视剧，有多久没在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神清气爽。我本来血压就偏高，去年体检大夫让我注意休息，可这三个月我除了失眠，还因为着急上火牙龈肿了两回，嘴里起了三个溃疡，吃饭都疼。

到家的时候十点多，他那边的床头柜上还摊着没叠的衣服，我拿起来想帮他叠，闻到一股汗馊味。那一瞬间我忽然把手里的T恤扔在地上了。我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就好像心里有根绷了三个月的弦，咔嚓一下就断了。

我开始收他的东西。

先从衣柜开始。他的衣服不多，几件T恤，两条牛仔裤，一件薄夹克，我都叠好了塞进他带来的那个黑色旅行袋里。然后是鞋柜上的三双鞋，一双运动鞋底都磨偏了，我拿报纸包了包也放进去。卫生间里的瓶瓶罐罐，洗面奶、剃须水、发胶、牙刷、牙膏，我找了个塑料袋全部兜进去。茶几上的打火机、烟盒、充电线、耳机，一堆零碎，我统统扫进一个纸箱子里。厨房台面上还有他昨晚吃泡面没洗的碗，碗底结了一层油痂，我捏着鼻子洗了，擦干了，也塞进了纸箱。

最后是床头柜。抽屉拉开，里面有几张超市小票，一板吃了一半的感冒药，还有我的那根银项链。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我一直放在首饰盒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拿出来了，就随手丢在抽屉里，跟烟灰和打火机混在一起。我把项链攥在手心里，冰凉凉的，忽然鼻子就酸了。

他的东西其实没多少，一个旅行袋，两个纸箱，还有一个双肩包。我把它们全堆在门口，然后坐在沙发上喘气。十二点半，阳光从阳台照进来，地板上那些行李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茶几终于空了，我拿了抹布把上面的油渍、烟灰、辣条碎屑仔仔细细擦干净，擦到反光。电视柜也擦了，鞋柜也擦了，地板拖了三遍，拖把水换了两桶。卫生间的镜子我用玻璃水喷了又喷，刮得透亮，那些溅上去的牙膏点子终于不见了。

忙完这些已经两点多了，我浑身汗湿，坐在重新干干净净的客厅里，觉得这屋子又变回我的了。可我心里头空落落的，像被什么东西挖去了一块。我给自己倒了杯水，手抖得水都洒出来。

四点二十，我听见楼道里传来脚步声。他的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没转开——我把门反锁了。然后他敲门，喊姐，开门啊，我忘带门禁卡了。

我没动。他又敲，声音大了一些，姐，你在家吧？我从窗户看见你电动车在楼下。

我站起来走到门后面，隔着防盗门说，刘洋，你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在门口，你拿走吧。

门外安静了两秒钟。然后他笑了，说姐你别闹，开门，我给你带了烤红薯，巷口那家的，你最爱吃的。

我说你走吧，咱们就这样吧。

他这才听出我不是在闹。他把烤红薯搁在地上，声音变了，说陈姐你啥意思？好好的你撵我走？我说三个月了，我一天整觉没睡过，我受不了了。

他说那我可以睡沙发啊，我可以不打呼噜啊，你总得给我个机会改。我说你哪次改了？你说了九十二天改，你改了什么？他忽然急了，在外面踢了一脚门，说陈秀兰你别这样，咱俩不是说好了好好过吗？你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找个我这样的男人容易吗？

我靠着门慢慢地蹲下去。他说得没错，不容易。可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口最软的地方。我听见他在外面喘粗气，说姐你开门，咱俩谈谈，你别一个人钻牛角尖。我不说话，就那么蹲着，看着门缝底下透进来的光。他的手从门缝底下伸进来，五个手指头张着，说姐你拉我一把，我求你了。

我盯着那五根手指头看了好久。那双手我熟悉，指节粗粗的，掌心有茧子，帮我拧过螺丝刀，帮我拎过米袋子，有回我发烧他还用那双手给我敷过凉毛巾。可也是那双手，三个月里往家里递了九十个啤酒罐、四盒软白沙、八双袜子的快递包装，还有数不清的外卖盒子。

我站起来，把门打开了。

他站在门口，脸上讪讪的，手里果然捧着一个烤红薯，用报纸包着。他往前递了递，说姐，还热的。我没接。我说你把你的东西拿走吧。

他看着门口那堆行李，脸色变了，说你真撵我？我说不是撵你，是请你走。他说有什么区别。我说区别就是我不想跟你吵，你安安静静走，咱俩以后见面还能点个头。他忽然提高了声音，说陈秀兰你讲不讲道理？我住这儿三个月，我亏待你了吗？你哪天晚上回来没口热乎饭吃？你那胃疼的毛病，不是我给你买的胃药？

我说我谢谢你的胃药，可我的房子不是你租的旅馆，我的床也不是你免费的旅店。他的脸涨红了，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势利，就惦记那点钱？我说我不惦记钱，我惦记我能不能睡个安稳觉，我惦记我的血压会不会爆，我惦记我那根银项链能不能好好地搁在我的首饰盒里而不是跟烟灰混在一起。

他愣了一下，随即恼羞成怒，说陈秀兰你个老女人，你以为你谁啊？要不是看你可怜巴巴的一个人，我稀罕住你这破六楼？没电梯，没暖气，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我站在那儿没吭声。他说的都是实话，这房子是旧，是破，可这是我的。我每个月还一千八的房贷，我一天站八个小时踩缝纫机，我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这六楼的每一级台阶我都爬了五年，下雨天渗水我自己拿桶接，灯泡坏了我自己搬梯子换。

他见我沉默，以为我服软了，语气缓下来，说姐，你别这样，我以后注意，我保证不打呼噜了，我明天就去看医生，真的。他说着伸手来拉我胳膊。我往后退了一步，把他的旅行袋拎起来递到他手边。我说刘洋，你走吧。

他看着我，虎牙没有了，眼睛里的亮光也没有了，就剩下一张憋屈的脸。他说你真要这样？我说嗯。

他一把抓过旅行袋，又弯腰拎起两个纸箱和一个双肩包，全挂在自己身上，像个逃荒的。他往楼下走了两步，又回头，说陈秀兰你会后悔的。我说也许吧。他说我他妈在外头随便找个女人都比你强，你一个半老徐娘，还端什么架子。我说那你去找吧。

他噔噔噔地下楼了。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是一楼防盗门咣当一声响，接着就安静了。我站在门口，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灭了又亮。地上剩下一只烤红薯，孤零零地躺在报纸里，已经凉了。

我把红薯捡起来，搁在鞋柜上，然后关上门，反锁。屋子里忽然静得像一潭死水。我走到卧室，床上还残留着他的味道，我把床单被套全部扯下来塞进洗衣机，倒了双倍的洗衣液。洗衣机转起来轰轰响，我坐在马桶盖上发呆。

晚上七点，天黑了。我没开灯，坐在黑暗里。手机响了两回，是他打来的，我没接。第三回是女儿打来的，我接了。她在那头叽叽喳喳地讲学校里的事，说妈你吃饭了没，我说吃了。她说妈你声音怎么哑了，我说有点感冒。她说那你多喝热水，盖好被子。我嗯嗯地应着，挂了电话以后把脸埋进膝盖里，眼泪终于没忍住。

我四十五岁了。我在这座城市活了四十五年，结了婚又守了寡，养大了女儿，买了自己的房子，每天在缝纫机前踩出一千条裤缝。我从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一个人扛煤气罐爬六楼。我以为我不怕孤独的。可这三个月我才知道，我怕的原来不是孤独，是以为不孤独了，结果更孤独。

他搬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屋子里热闹了。有人等我吃饭，有人跟我拌嘴，有人把臭袜子扔在沙发上然后嬉皮笑脸地捡起来。可这种热闹像水面的油花，看着花花绿绿的，底下还是凉的水。他没真正关心过我几点睡，没问过我为什么老是揉太阳穴，没注意到我把他买胃药的钱悄悄塞回他钱包。他要的是一张免费床，一口热乎饭，一个不说他的女人。而我想要的，不过是一个能让我踏实睡着的肩膀。

我想起结婚那年，我二十五，丈夫三十，我们挤在厂里的单身宿舍，床窄得翻身都难。可他每天晚上把胳膊给我当枕头，自己半边身子悬在床外头，一夜到天亮都不动。后来他走了，我在那张窄床上哭了整整一个月，可我从没失眠过，因为累到极致就昏睡过去了。反倒是这些年条件好了，床大了，一个人躺在正中间，反而睡不着了。

也许我需要的根本不是一个人躺在旁边。我需要的是被放在心上的那种安稳。可刘洋没有那种安稳。他给我的是烤红薯，是西瓜，是面筋，是嘴上的甜，是搂搂抱抱的暖。可这些东西像指间沙，握紧了反而漏得快。三个月，九十二天，我一天比一天空，一天比一天累。到今天晚上，我终于把沙子扬了。

十点多的时候我洗了澡，换上干净的睡衣。洗衣机里的床单被套已经烘干了，我铺上新换的床单，是浅蓝色的，上面有小碎花。我把枕头重新拍松，关了灯躺下去。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稳稳当当。隔壁楼有人吵架，声音远远地传过来，又渐渐低下去。楼下有猫叫了两声，也安静了。我翻了个身，面朝着窗户，月光从没拉严的窗帘缝里照进来，细细的一线，落在枕头上。

我以为我又要失眠了。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闹钟吵醒的。六点半，阳光已经亮了。我一睁眼就看见窗帘缝里那线日光变宽了，暖洋洋地铺在地上。我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感觉了一下——脑袋不昏，眼皮不沉，整个人像被从水里捞出来拧干了，轻快得不像话。三个月了，我第一次一觉到天亮。

我起床洗脸刷牙，对着镜子看了看，眼袋还在，黑眼圈也还在，可眼睛里那层蒙蒙的灰散了。我换好工服下楼，经过鞋柜的时候看见那只烤红薯还摆在那儿，已经瘪了。我想了想，还是拿起来扔进了垃圾桶。

骑电动车去厂里的路上，巷口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热气，油条在锅里滋滋响。我买了两个包子一杯豆浆，站在路边吃。九月底的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带着桂花的味道，不知道是哪家院子里的树开了。我把最后一口包子咽下去，拧上豆浆盖子，蹬开电动车支架。

昨晚他最后那句话还在我耳朵边上：陈秀兰你会后悔的。可我把车骑出去半条街，忽然发现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后悔的，是没早点把东西清出去。

到厂里的时候车间主任看了我一眼，说陈姐你今天气色好多了。我笑了笑，说昨晚睡得早。她拍拍我肩膀，说那就好，身体要紧。我坐到缝纫机前，踩下踏板，机器嗡嗡地转起来，布匹在针脚下走得稳稳的。阳光从车间的窗户照进来，落在我手背上，温温热热的。

手机响了一下，我掏出来看，是女儿发的微信：妈，昨晚梦见你了，你笑得好开心。我打了几个字回她：妈挺好的，你好好读书。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周末回来不？妈给你做红烧肉。

女儿回了个好，加三个感叹号。

我把手机搁回兜里，脚下一踩，缝纫机又响起来。窗外那棵梧桐树的叶子黄了边，风一吹哗啦啦地响。我想起昨天这个时候，我还在家里蹲着哭，觉得天要塌了。可现在太阳照样升起来，机器照样转，我还好好地坐在这里，手上有劲儿，心里有底。

四十五岁怎么了。四十五岁我还能一觉睡到天亮，还能踩得动缝纫机，还能给我的女儿做红烧肉。我的房子是旧了点，六楼是高了点，可每一级台阶都是我自己爬上去的。昨晚我终于在我的床上，我的枕头上，盖着我自己的被子，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整觉。梦里什么都没有，就黑沉沉的，软绵绵的，像小时候躺在晒过的棉被里。

中午吃饭的时候，厂里的小姐妹问我，陈姐，你家那个租客怎么好几天没见了？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说搬走了。她哦了一声，没再问。

阳光正好，食堂里的饭菜热气腾腾。我吃着吃着忽然笑了，把旁边的姐妹吓了一跳，说陈姐你笑啥。我说没啥，就是想起来，今晚终于能安安生生看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