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16日清晨6时许，故宫博物院珍宝馆的保管员来到养性殿。门扇下端的一块玻璃已经破碎，西间展厅的陈列柜也被砸开。
清点结果令人不安：一套共14页的赤金册少了8页，另有金质佩刀、小刀等文物失踪。金册每页长约23厘米，刻有满文，末页带有“康熙廿年上仁宪皇太后徽号金册”等汉字。它不是普通黄金制品，而是记录清代宫廷典礼的实物档案。
更反常的是，现场没有什么复杂工具，也没有所谓身怀绝技的飞贼。盗走这些国宝的，只是一名不到20岁的中学生武庆辉。
从案发到被抓，他在外面活动了近三个月。更严重的损失已经发生：部分金册被剪成碎片，当作普通黄金卖掉，再也无法恢复原貌。
### 一把钳子，撬开的不只是展柜
珍宝馆位于故宫东北部宁寿宫区域，1958年7月1日正式开放。清宫旧藏中的金银器、玉器、印玺、佩刀被集中陈列，参观者可以近距离看到过去深藏宫禁的文物。
这正是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昔日为皇室独占的珍宝，开始向广大人民开放。然而，开放也给安全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武庆辉是山东寿光人，原为寿光中学学生。1959年夏天，他因病休学来到北京，住在永定门外的姐姐武桂生家中。治病期间，他曾进入故宫参观，在珍宝馆见到大量金器后产生盗窃念头。
此后，他再次进宫查看地形，选定养性殿，留意进入、藏身和逃离的路线。
8月15日，武庆辉带着书包、手电筒和钳子买票进入故宫。闭馆清场时，他躲进养性殿附近的厕所，避开工作人员检查。晚上8时左右，他翻墙进入养性门院内，踹破养性殿后门下端的玻璃，再用钳子砸开陈列柜。
被盗的包括赤金册8页、带有“天下太平”字样的古钱及包袱皮，还有金质佩刀、小刀等物。约一小时后，他循原路离开养性殿，最终从东华门逃出故宫。
这套作案办法并不高明。武庆辉没有精密设备，也没有同伙接应，利用的只是清场、值守和门禁之间的空隙。
当时，故宫夜间保卫力量有限，一些区域缺少专人巡查。院内还有多家外单位临时借住，人员出入较为复杂。作为重要关口的东华门，也未能及时发现这个背着赃物离开的年轻人。
第二天早晨，破碎的玻璃才把案件暴露出来。
### 金册离开故宫，只剩下黄金的价钱
武庆辉得手后回到姐姐家，把其中两页金册交给姐姐。随后，他带着其余赃物返回山东寿光。
在故宫的展柜里，金册是清代典章制度、文字书写和金属工艺的共同载体；到了武庆辉手中，它却被看成可以拆散出售的黄金。
1959年9月，武庆辉先后两次剪碎部分金册，将11两多的碎金变卖，所得赃款990余元。他用钱购买收音机和衣物，又给兄长、姐姐分送了一部分。
最令人痛惜的后果由此产生。黄金还能称重计价，金册承载的历史信息一旦被剪断、熔毁，却无法重新制造。案件造成的损失，不只是少了多少两黄金，而是完整文物被永久破坏。
随着碎金陆续出手，武庆辉越来越担心事情败露。11月9日，他携带剩余赃物和约400元现金离开寿光，准备前往新疆躲藏。
列车到达天津时，乘务人员发现他没有车票，身上却带着在当时堪称“巨款”的现金和刻有文字的碎金，随即将他交给公安机关。
天津公安人员展开审查，北京警方也带着故宫现场提取的指纹、足迹等材料赶到天津。经过比对，现场指纹与武庆辉相符；他携带的碎金，也被确认来自被盗金册。
公安人员随后赶往寿光。在武庆辉家中，警方起获尚未变卖的金册、佩刀等赃物，其姐姐武桂生也被依法抓获。
案子破了，赃物大部追回，可那些已经被剪碎出售的部分，无法恢复到案发前的完整状态。
1960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国宝罪判处武庆辉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武桂生因窝赃分赃等行为，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这起案件后来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故宫盗宝第一案。它之所以被长久记住，不在于窃贼手段多么神秘，而在于一个并不复杂的办法，竟穿过了当时的层层宫门。
### 三年后，警报声先于盗贼传出
案件发生后，故宫博物院重新检查安全制度。院方增加保卫人员，设置夜间值班岗位，加强闭馆净场；一些重要区域加栓加锁，小件文物被撤下或改用复制品陈列，报警设备也开始安装。
这些调整很快经受了第二次检验。
1962年4月16日傍晚，河南舞阳人孙国范潜入珍宝馆，又一次闯进养性殿。他打破陈列柜，盗走“皇后之宝”金印、“广运之宝”墨玉印和7件金质酒杯。
地点还是养性殿，手法仍是藏匿、破窗、砸柜。与三年前不同的是，他刚刚动手，报警器便发出信号。
新设的夜间值班人员听见警报后，故宫警保部门迅速调集40名警卫控制珍宝馆周边，并报告北京市公安机关。随后，军警200余人封锁故宫四门，在宁寿宫区域展开搜索。
孙国范携带的文物重量很大，行动受到拖累。他试图翻越九龙壁后的大红墙逃走时被抓获，所盗金印和金器全部追回。
第二起案件反过来解释了第一起案件的分量。1959年的失窃不是一个孤立的刑事案件，也是一次沉重的安全警报。它迫使文物保护从依靠宫墙、门锁和人工清场，逐步转向夜间值守、制度管理与技术报警相结合。
武庆辉最终没有带走那些追回的珍宝，但被剪碎的金册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口。所谓“第一案”，真正的含义不仅是第一名窃贼闯进展厅，更是新中国成立后，开放中的故宫第一次为文物安全付出如此直接的代价。
如果站在1959年的条件下，一边是让更多普通人走进昔日宫禁、共享民族文化遗产，一边是收紧开放范围、优先确保珍宝万无一失，你会怎样权衡？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
参考资料：
① 故宫博物院《珍宝馆被盗案》，院史档案资料
②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政法卷·公安志》，北京出版社，2003年
③ 穆玉敏《新中国故宫盗宝第一案》，《档案春秋》2006年第9期
④ 李蒙《故宫珍宝馆里的五起盗宝案》，《人民公安》2010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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