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去武汉，我二十三岁，刚学会给人装电脑，兜里没几个钱，嘴却比谁都快。
我去武汉不是旅游，是送货。
我们县城有个电脑城，老板接了一批二手光驱和内存条，让我跟车送到汉口。货卸完以后，司机老李说他要去找亲戚喝酒，晚上才回招待所。我一个人闲着没事，揣着二百多块钱，坐公交晃到了黄鹤楼。
那天是九月，武汉的热还没退干净。
我从公交车上下来，衣服后背全湿了。黄鹤楼门口人不少，有拿相机拍照的游客，有举小旗子的导游，还有一排摆小摊的。
我没舍得买门票。
那时候一张门票够我吃好几顿热干面了。我就在外头转，看墙，看树，看人。走到一处台阶边上，我看见一个姑娘蹲在遮阳伞下面，面前铺着一块蓝布，蓝布上摆着一摞摞光盘。
她卖的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电影碟。
封面很素，有的写着“会计入门”，有的写着“平面设计教程”，有的写着“普通话练习”，还有几张空白光盘，用透明袋装着。她旁边放着个小录音机，里面放着很轻的女声朗读，像是在念教材。
姑娘穿着一件灰色短袖，头发用一根黑皮筋扎起来，脸晒得有点红。她不怎么吆喝，只有人蹲下来的时候，她才慢慢介绍：“这个是电脑基础，这个是打字练习，这个有配套小册子。”
我本来只是好奇。
因为我在电脑城干活，见到光盘就想翻一翻。我蹲下去，拿起一张“Photoshop入门”，看了看背面。
姑娘抬眼看我：“要学设计啊？”
我说：“我会装系统，不会设计。”
她说：“会装系统也挺厉害的。”
她这话说得挺认真，不像敷衍。我那时候年轻，别人一句好听话就能让我飘起来。
我又拿起一张空白盘，问：“这个多少钱？”
她说：“三块一张，十块四张。”
我笑了一下，嘴欠的毛病就犯了。
我说：“光盘要，人也想要。”
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周围有两个游客正好听见了，回头看我。卖冰棍的大叔也停了手。那姑娘脸上的笑一下没了。
她没骂我，也没躲。
她把手里的小册子放下，盯着我看了几秒钟，问：“你再说一遍？”
我被她看得有点发虚，嘴上还硬：“开玩笑，别当真。”
她说：“你觉得好笑？”
我说不出话。
她把我手里的光盘抽回去，整整齐齐放回原处，然后把蓝布往自己这边拉了一下。
“光盘是卖的。”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楚，“人不是。”
我的脸一下烧起来。
我想站起来走，可腿像蹲麻了。旁边那两个游客也不看热闹了，走开了。卖冰棍的大叔咳嗽一声，低头数零钱。
我说：“对不起，我嘴欠。”
她看着我：“你叫什么？”
我愣住：“问这个干啥？”
“你刚才敢说，现在不敢报名字？”
我咽了口唾沫：“我叫赵成。”
她从旁边拿起一支圆珠笔，又撕了一小张包装纸，在上面写了三个字：赵成欠。
写完她递给我：“拿着。”
我没接。
她说：“不是欠钱，是欠一句像样的话。你要买光盘可以，先把这张纸拿着，记住你刚才说过什么。”
我那点嬉皮笑脸彻底没了。
我伸手接过那张纸，纸边很毛，圆珠笔字压得很重。
我说：“对不起，刚才那句话不好听。我不该那样说你。”
她低下头，把那张“Photoshop入门”拿起来，又抽了三张空白盘，装进袋子里。
“二十。”
我掏钱的时候手都不太利索，递过去一张二十。她收了钱，没再看我。
我拎着袋子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回头。
她已经开始招呼另一个客人了，语气还是淡淡的，好像刚才那场难堪只是从她摊前吹过去的一阵热风。
可我心里过不去。
我这个人从小就有个毛病，嘴快，脑子慢。
在家里跟我爸顶嘴，在电脑城跟顾客抬杠，跟同事开过火的玩笑。别人笑了，我就觉得自己有本事。别人沉脸，我就说“开不起玩笑”。
那天在黄鹤楼下，那个卖光盘的姑娘没哭没闹，只说了一句“人不是”，我反倒像被人扇了一巴掌。
晚上回到招待所，司机老李喝得满身酒气，躺床上打呼噜。
我睡不着，把那几张光盘拿出来看。
那张包装纸夹在光盘袋里，上面“赵成欠”三个字歪歪斜斜，却像钉子一样扎眼。
第二天上午，货款结清以后，老板打电话让我别急着回去，说武汉这边有个客户的电脑坏了，让我去帮忙看看，完事补我五十块钱。
客户在武昌一所培训学校。
我背着工具包过去，走进机房，看见二十多台老电脑排成两排，显示器后头全是灰。一个戴眼镜的女老师把我带进去，说：“昨天刚装的教学盘，今天十台机器读不出来。”
我拆机箱，清光驱，换排线，一直忙到下午。
快结束的时候，门口有人敲了两下。
我抬头一看，手里的螺丝刀差点掉地上。
是黄鹤楼下那个卖光盘的姑娘。
她也认出我了，眉头轻轻皱了一下。
女老师说：“小孟，你来得正好，你那批光盘是不是有问题？这师傅正在查。”
姑娘走进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电脑：“盘是我刻的，但母盘没问题。”
我这才知道，她姓孟。
女老师问：“你们认识？”
她说：“昨天见过一面。”
我低下头继续装机箱，没敢接话。
后来查出来，不是光盘坏，是培训学校之前买的二手光驱老化，读刻录盘不稳定。女老师有点不好意思，说：“那辛苦你们俩了。”
姑娘没说什么，只把每张盘重新试了一遍，又在小本子上记录哪台机子读得慢。
她做事很细。
一张盘放进去，等几秒，点开文件夹，退出，再换下一张。她弯着腰，额头上有细汗。桌上有风扇，但吹不到她。
我从工具包里拿出一把小刷子，说：“光驱头能清一下，能多撑一阵。”
她看我一眼：“你懂这个？”
我说：“我在电脑城干活。”
她没再说话。
清到最后一台电脑时，教室里只剩我们两个。外头学生下课，楼道里吵吵嚷嚷。
我憋了半天，说：“昨天真对不起。”
她按了一下光驱弹出键：“你已经说过了。”
“但我觉得没说够。”
她把光盘取出来，放进袋子：“那你想怎么说？”
我站在机箱旁边，手上都是灰。
我说：“我以前总觉得一句玩笑没啥。昨天你那样看我，我才知道，有些话不是玩笑，是占人便宜。”
她动作停了一下。
我接着说：“你让我拿那张纸，我还留着。”
她看了我一眼：“留着干啥？”
“提醒自己。”
她把最后一张盘装好，小本子合上：“那你别只提醒一天。”
我点头：“嗯。”
她背起帆布包要走。
我说：“你叫小孟？”
她说：“孟秋。”
秋天的秋。
那是我第一次认真记住她的名字。
后来几天，我一直留在武汉。
客户那边的电脑问题比老板想的麻烦，上午修机房，下午去另一家公司装系统。晚上我回招待所，从司门口那边走，经过黄鹤楼附近，总能看见孟秋。
她还是摆那个小摊。
有时候卖光盘，有时候卖小册子，有时候帮人把MP3里的歌拷到空白盘里。她旁边总放着一个旧帆布包，包口露出几本教材。
我第三次经过的时候，她先看见我。
她说：“赵成欠，又来了？”
我脸一热：“你别老这么叫。”
她说：“那你把欠的还清。”
我问：“咋还？”
她指了指旁边一台坏了的便携DVD机：“帮我看看这个。修好了，那三个字少一个。”
我蹲下去拆。
那台DVD机是她用来试盘的，电源插口松了。我借了卖手机配件那摊老板的烙铁，焊了几下，勉强能用了。
孟秋拿出一张盘试，屏幕亮起来。
她说：“行，赵成欠，少欠一个。”
我问：“那现在叫啥？”
她想了想：“赵成。”
我松了一口气。
她忽然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不是害羞，也不是客气，是眼睛先弯起来，嘴角慢慢跟着弯。她笑起来的时候，脸上有个很浅的酒窝。
我那会儿心里动了一下。
不是昨天那种轻浮的动，是像手上沾了灰，突然有人递来一盆清水，你不敢乱碰，只想把自己洗干净一点。
我问她：“你一直在这儿卖盘？”
她说：“白天在培训学校刻盘、送教材，下午有空就出来摆摊。这里游客多，能多卖几张。”
“你自己会做那些教程？”
“会一点。我以前在学校学过半截，后来出来打工，就跟着老师傅学刻盘。”
她把零钱按面值分好，用皮筋捆住。
我问：“你多大？”
她看我：“问这个又想嘴欠？”
我赶紧说：“不问了。”
她哼了一声：“二十一。”
我说：“我二十三。”
“看出来了。”
“看出啥？”
“嘴比年纪小。”
我被她噎得说不出话。
从那以后，我每天傍晚都会去她摊边蹲一会儿。
有时候帮她搬折叠桌，有时候给她那台DVD机换线，有时候只是坐在旁边，看她跟客人说话。
她不爱多说废话。
有人问盗版电影，她说没有。有人问能不能便宜一半，她说不能。有男的故意逗她，她也不吵，只把东西收近一点，脸冷下来：“买盘说盘，不买让让。”
我听见这句话，心里总会紧一下。
因为我知道，我第一次也是那样的人。
有一天晚上下雨。
武汉的雨来得急，天刚黑，风一刮，遮阳伞差点翻了。小摊贩们都忙着收东西。孟秋的光盘怕水，她一边用塑料布盖，一边拿胳膊压着伞杆。
我正好跑过去，帮她把伞扶住。
雨水砸在伞面上，哗啦啦的。她低头往包里装盘，手忙脚乱。
我说：“先把包给我。”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递给我。
我把包抱在怀里，又帮她把蓝布卷起来。等东西收完，我们俩都湿透了。
黄鹤楼那边灯亮着，雨里模模糊糊的。路边小吃摊升着白气，热干面的香味混着雨水味。
孟秋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忽然说：“请你吃碗面吧。”
我说：“我请你。”
她说：“少争。你修DVD机，我请面。”
我们躲到一家小面馆，坐在靠门的位置。她把湿头发拧了拧，水滴落在地上。老板端来两碗热干面，芝麻酱香得很。
她吃饭很慢，一筷子一筷子拌匀。
我吃得快，几口就见底了。
她看了我一眼：“你平时都这么吃？”
“干活的时候习惯了，吃慢了老板喊。”
她点点头：“我以前在刻录店也这样。”
我问：“你家不是武汉的吧？”
她说：“孝感下面一个镇上的。”
我没再问。
她却自己说下去：“我爸妈开小卖部，家里还有个弟弟。我出来不是因为家里穷得活不下去，是因为我不想一直守着那个小卖部。我想学电脑，想以后开个小培训班。”
我说：“你能行。”
她笑了一声：“你这话说得太快了，像卖膏药。”
我有点尴尬：“真心的。”
她用筷子扒了扒碗里的面：“真心也得慢点说。太快的话，不值钱。”
我记住了这句话。
那天雨停以后，我送她到巷口。
她租的房子在一栋老楼里，楼道黑，墙上贴满了小广告。她站在楼下，抱着帆布包，说：“赵成，你明天是不是回县城？”
我点头。
老板已经催了两次，说店里忙，让我回去。
她说：“那你路上慢点。”
我想说点什么，又怕说错。
最后我只是从口袋里摸出那张写着“赵成欠”的纸。雨天潮，纸有点软，边角皱了。
我说：“这个你要不要收回去？”
她看了一会儿，摇头：“你留着吧。欠没欠清，你自己知道。”
我把纸重新放进口袋。
她转身上楼，走了几级台阶，又回头说：“还有，以后喜欢谁，就好好说。别拿轻薄当胆子。”
那句话，比任何告别都重。
我回了县城。
电脑城还是老样子，门口摆着音箱，整天放流行歌。老板脾气急，顾客爱讲价，同事们抽烟打牌，嘴里没几句干净话。
以前我也跟着笑。
回来以后，我忽然笑不出来了。
有个同事看见女顾客弯腰看电脑包，吹了声口哨。我把手里的螺丝刀放下，说：“别这样。”
他愣了：“你装啥正经？”
我说：“人家来买东西，不是来给你说嘴的。”
他骂我有病。
我没吵，只继续装系统。
但从那以后，他在我面前收敛了一点。
我跟孟秋联系，是靠短信。
她没有手机，只有培训学校办公室的座机。她每周三晚上值班，可以接电话。我就攒着话，等周三打过去。
有时候电话接通，是女老师喊：“小孟，你电话。”
然后我听见她跑过来的脚步声。
她说：“赵成？”
我说：“是我。”
每次只说十来分钟。
她问我店里忙不忙，我问她盘卖得怎么样。她说现在买教程盘的人少了，很多人开始去网吧下载资料。她想考个成人大专，晚上在看书。
我说：“我给你找些电脑书寄过去。”
她说：“行，但别寄太贵的。我还不起。”
我说：“不用还。”
她沉默了一下：“赵成，我不喜欢欠人。”
我想起那张纸，笑了：“那算我欠你的。”
她也笑：“你欠的还挺多。”
那段时间，我每个月工资八百，除了吃住，剩下的钱不多。可我还是买了两本二手书，一本《计算机应用基础》，一本《网页制作入门》，用牛皮纸包好，寄到培训学校。
她收到后，周三打电话给我。
她说：“书很好。”
我说：“那你学会了教我。”
她说：“行，学费一碗热干面。”
我说：“成交。”
就这么一来一回，我心里越来越惦记她。
可我不敢再像第一次那样张口就来。
有天晚上，我妈问我：“你最近咋老往武汉打电话？”
我说：“认识个朋友。”
我妈把针线放下，看了我一眼：“姑娘吧？”
我没吭声。
我妈叹了口气：“姑娘好就好好处，别嘴上没把门。你爸年轻时候就这样，伤人不自知。”
我爸那年在外地跑车，很少回家。我妈提起他，声音总是淡淡的。
我忽然明白，嘴欠这东西，不只是惹人一时不高兴。它会一点点磨掉别人对你的信任。
年底，电脑城老板要去武汉进货，问谁愿意跟车。我第一个举手。
老板说：“你积极啥？”
我说：“想去看看行情。”
其实我是想见孟秋。
到了武汉那天，天很冷。我从汉正街出来，手里拎着给她买的围巾。不是贵东西，二十多块钱，灰蓝色，看起来干净。
我赶到黄鹤楼下，没看见她的摊。
那块台阶空着，只有一个卖明信片的男孩缩着脖子。
我问：“这里以前卖光盘的姑娘呢？”
男孩说：“你说小孟？她最近不咋来了，培训学校那边忙。”
我又跑去培训学校。
学校门口贴着招生广告，楼道里有人搬桌子。女老师认出我，说：“找小孟？她在里面。”
我走到机房门口，看见孟秋正站在讲台上，给十几个中年人讲怎么开关机。
她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扎得很低，手里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双击。”
她讲得很慢。
“鼠标不要怕，坏不了。点错了可以退回来。学电脑跟学骑车一样，开始都摇晃，多练就稳了。”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她比在摊前更像她自己。
下课以后，她抱着教材出来，看见我，整个人停住了。
不是那种被冒犯的冷住，而是眼睛一下亮了一下，又马上压下去。
她说：“你怎么来了？”
我说：“跟老板进货，顺便看看你。”
她看着我手里的袋子：“这是什么？”
“围巾。”
她没接：“为啥送我？”
我被问住了。
以前我可能会说“想你了”，说“看你冷”，说一堆半真半假的漂亮话。
那天我捏着袋子，老老实实说：“我喜欢你。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嘴快。想了好几个月才敢说。”
孟秋没说话。
楼道里有人经过，脚步声从我们旁边过去。她低头看教材，手指捏着书角。
我心跳得很快。
我接着说：“你要是不愿意，也没事。围巾你可以不要。话我得说清楚。”
她抬头问我：“赵成，你知道喜欢一个人要干啥吗？”
我说：“对她好。”
她摇头：“不够。”
我说：“不乱说话。”
她还是摇头：“也不够。”
我问：“那要干啥？”
她说：“要尊重她说不，也要等她慢慢想。”
我手里的袋子垂下来：“那你慢慢想。”
她看着我，忽然伸手把围巾接过去。
“我收下，不代表答应你。”
“我知道。”
“你也别一天到晚跑来堵我。”
“我不堵。”
“电话可以打，但别影响我上课。”
“好。”
她把围巾拿出来，在脖子上比了比，又很快塞回袋子里。
“颜色还行。”
我笑了。
她也笑了一下。
从那以后，我们算是在处对象，又不像别人那样热乎。
她忙着上课、摆摊、备考。我忙着修电脑、送货、攒钱。我们隔一周通一次电话，一个月写一封信。她的信写得不长，字很用力，每一笔都像怕别人看不清。
她在信里说，她不想太早结婚。
她想先把大专读完，想攒钱买两台像样的电脑，想办一个小班，教打字、办公软件、基础设计。
我回信说，我等。
写下“我等”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也发慌。
我们那边男的二十四五没对象，亲戚就开始催。我妈倒不催，只问我：“人家姑娘有主意，你扛得住不？”
我说：“扛得住。”
我妈说：“那就别一边说等，一边心里怨。”
这话说得准。
第二年春天，我又去武汉。
那时候手机开始便宜了，我买了个二手诺基亚，想送给孟秋。到了黄鹤楼下，我发现她的摊变了。
蓝布还在，但上面多了几张自己打印的课程表。
“零基础打字班，晚七点到九点。”
“办公软件入门，周末班。”
旁边还摆着几张教学光盘，封面是她自己做的，白底黑字，中间有个小小的键盘图案。
我拿起一张看，心里有点说不出的高兴。
孟秋从后面过来，手里提着一壶热水。
她看见我，说：“赵成，你来得正好。”
我以为她想我了，刚想笑，她把一张报名表塞给我：“帮我看看这个表格排版丑不丑。”
我笑僵在脸上。
她看出来了，嘴角弯了弯：“先干活，后说话。”
我坐在她摊边，拿笔帮她改课程表。
黄鹤楼外头人来人往，风吹得纸页哗啦响。她蹲在我旁边，看我画格子，偶尔问一句：“这里加粗好不好？这里写学费会不会太直？”
我说：“你这是开班，不是讨饭，学费就该写清楚。”
她点点头：“有道理。”
下午收摊，她带我去看她租的小教室。
那是居民楼二楼的一间屋子，十几平米，墙皮有点掉。屋里摆着四台二手电脑，两张折叠桌，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
她摸着电脑显示器，眼神很亮。
“这是我攒的钱买的。还欠培训学校老师一台的钱，慢慢还。”
我说：“我帮你装系统。”
她说：“不用你白帮。你帮我装，我请你吃饭。”
我说：“我们之间还算这么清？”
她转过身，看着我。
“赵成，越是亲近，越要算清楚。不然以后吵架，就会有人把付出拿出来当绳子。”
我怔了一下。
她说得很平静，可我听得心里一沉。
我知道她不是防我，她是在给我们俩留体面。
那天晚上，我给四台电脑装系统。她在旁边擦桌子、贴课程表、整理插线板。屋里灯不太亮，窗外有小孩放学的声音。
装完最后一台，已经十点多。
我坐在椅子上揉眼睛。她递给我一瓶汽水。
“辛苦了。”
我说：“孟秋，我想以后来武汉。”
她手停住：“来干啥？”
“找个电脑维修的活，离你近点。”
她没马上说好。
她坐到另一把椅子上，认真问我：“是你自己想来，还是为了我来？”
我说：“都有。”
她说：“那你想清楚。你来了武汉，房租贵，活不好找，你妈在老家也会惦记。别为了感动我，把自己的路走窄。”
我有点急：“我不是一时冲动。”
她看着我：“你以前一时冲动，说过什么，还记得吗？”
我脸一下热了。
那句话又回来了。
光盘要，人也想要。
隔了这么久，她第一次主动提。
我低下头：“记得。”
她说：“我不是翻旧账。我是想告诉你，话说出口容易，日子不是一句话。你要来武汉，可以，但别拿我当唯一理由。”
我那天没再争。
回县城以后，我想了整整一个月。
我把电脑城的活、武汉的工资、房租、来回路费都写在本子上。问了几个同行，又托客户打听。最后找到一家武昌的小电脑维修店，工资一千二，比县城高一点，但住要自己解决。
我妈听完，说：“你想好了就去。”
我说：“你一个人在家行吗？”
她笑了：“我又不是七老八十。再说你不去，心也不在这儿。”
我去了武汉。
不是为一句喜欢去的，是带着铺盖、工具箱和几百块钱押金去的。
孟秋来车站接我。
她站在人群外面，脖子上围着那条灰蓝色围巾。春天已经不冷了，她围得有点热，额头出了汗。
我说：“你不热啊？”
她说：“怕你看不见。”
我心里软了一下。
我在武昌租了个小单间，床板硬，窗户对着别人家厨房。白天在维修店上班，晚上有空就去孟秋的小教室帮忙。
她的班一开始没人报名。
课程表贴出去半个月，只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阿姨学打字，拼音也不熟，半天找不到字母。孟秋一点也不烦，握着她的手教她放在键盘上。
我在旁边修主机，看得心里踏实。
后来学员慢慢多了。
有饭店收银员，有小卖部老板，有准备找工作的姑娘，还有两个刚下岗的大叔。孟秋讲课不花哨，但耐心。她说：“不会没关系，来这里就是学不会的东西。”
这话后来被她写在门口的小黑板上。
我们也吵过。
最大的一次，是因为我爸。
我爸在外面跑车欠了钱，突然回家，找我妈要。我妈不给，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是儿子，得帮他还。那时候我手里刚攒了三千块钱，准备和孟秋一起买两台二手液晶显示器。
我心烦，一连几天不说话。
孟秋问我，我不说。
她也不逼，只把饭放在桌上。
后来我爸直接打到维修店，骂我白眼狼。我气得摔了电话，晚上去小教室，脸色难看得吓人。
孟秋正在给学员上课，见我来了，只看了我一眼。下课后，她关上门，问：“出什么事了？”
我说：“家里的破事。”
她说：“说。”
我憋了半天，说了。
她听完，问：“你想给吗？”
我说：“不想。他这么多年没管过家，凭啥一回来就要钱？”
她说：“那就不给。”
我说：“可他是我爸。”
孟秋看着我：“是爸，不是债主。你愿意管他吃住看病，那是你的选择。他自己欠的糊涂账，不该拿你的日子填。”
我烦躁地抓头发：“你说得轻巧。别人会戳我脊梁骨。”
她声音也重了点：“赵成，你不能一边恨他，一边又照他的规矩活。”
我愣住。
她继续说：“你要真决定给，我陪你慢慢挣回来。你要不给，就把话说清楚。别把气撒在我这里，也别拿沉默让我猜。”
那天我第一次明白，孟秋的温柔不是软。
她有自己的线。
我给我爸打了电话，说我不会替他还赌桌上的债，但他要是没饭吃，可以回家，我和妈每个月给他生活费。电话那头骂得很难听。
我没骂回去，只说：“你骂完也一样。”
挂电话的时候，我手抖得厉害。
孟秋倒了一杯水给我。
我说：“我是不是挺没用？”
她说：“不是。你是在学着不被一句‘我是你爸’牵着走。”
那晚我们坐在小教室里，外面下着小雨。四台电脑的指示灯一闪一闪，像几个不肯睡的小眼睛。
我忽然说：“孟秋，我们结婚吧。”
她正在擦键盘，手停住。
这话我不是第一次想说，但第一次说出口。
她没笑，也没躲，只问：“你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她说：“我还没想好。”
我心里一沉。
她把抹布放下，坐到我对面：“赵成，我喜欢你，也知道你这两年变了很多。可我不能因为你帮我、等我、来武汉，就觉得自己必须嫁给你。”
我说：“我没这么想。”
“你嘴上没这么想，心里有没有一点？”
我说不出来。
她看着我：“你看，你沉默了。”
我低下头。
她说：“我不是拒绝你。我是想等小教室稳定一点，等我大专考完，也等你在武汉站稳。结婚不是把两个人绑一起取暖，是两个人都能站着，再一起往前走。”
我当时有点难受。
可我没像以前那样用玩笑遮过去，也没冷脸走人。
我说：“那你想等多久？”
她说：“一年。”
我问：“这一年里，我们算什么？”
她说：“算认真处着。你可以等，也可以不等。你有权利选。”
我看着她，突然想起她很早以前说过的话。
要尊重她说不，也要等她慢慢想。
我说：“我等。”
这一年过得很慢。
孟秋的小班终于有了固定学员，后来又租下隔壁半间屋子，多摆了两台电脑。她成人大专考上了，录取通知书拿到那天，她站在黄鹤楼外头给我打电话，声音里全是笑。
我赶过去，看见她摊子还在。
蓝布上摆的光盘少了，更多的是课程卡和手写的报名单。她说：“现在光盘不好卖了，但我舍不得一下收掉。就是靠它起家的。”
我拿起一张空白盘，笑着问：“这个还卖三块？”
她瞥我一眼：“你要买？”
我说：“要。”
她说：“几张？”
我看着她，心里突然酸了一下。
那年第一次在这里，我也是蹲在这个摊前，拿着光盘，张嘴就伤人。如今我站在同一个地方，想说的话很多，却知道每一句都要稳稳落地。
我说：“买一张，留着记账。”
她问：“记什么账？”
我从钱包里拿出那张旧包装纸。
纸已经又黄又软，“赵成欠”三个字淡了不少，但还看得见。
孟秋愣了一下，伸手要拿。
我没躲，递给她。
她展开看了很久，眼圈有点红，却笑了：“你还真留着。”
我说：“留着呢。”
她问：“现在还欠吗？”
我说：“欠。欠你一句谢谢，欠你一句正经喜欢，欠你教我把人当人看。”
她低下头，手指在纸边上摸了摸。
旁边有游客问课程，她把纸小心折起来，放进自己包里，然后照常招呼人。等游客走了，她才看着我说：“赵成，我一年想完了。”
我心一下提起来。
黄鹤楼外头很吵，有卖水的喊声，有孩子哭声，有导游举着喇叭介绍。可那一刻，我好像只听见她的声音。
她说：“可以结婚。”
我站在那里，好半天没动。
她皱眉：“你傻了？”
我点头：“有点。”
她笑了：“那去买空白盘吧。我要把报名资料备份一下。”
我也笑了。
我们结婚没有大排场。
在武昌租的饭馆里摆了四桌，请了我妈、她爸妈、几个朋友和她的学员。孟秋穿一件红色外套，头发盘起来，显得比平时成熟。
我妈拉着她的手，说：“我们家赵成以前嘴不好，以后他要是又犯，你就骂他。”
孟秋说：“阿姨，他现在改了不少。”
我在旁边插嘴：“还得继续改。”
她看我一眼：“知道就好。”
那天敬酒的时候，有个远房亲戚喝多了，拍着我肩膀说：“你小子行啊，黄鹤楼底下买光盘，买回来个媳妇。”
桌上有人笑。
我脸一下沉了。
孟秋端着杯子，没说话。
以前我可能也跟着笑，把难堪混过去。可那天我放下酒杯，说：“叔，这话不合适。光盘是买的，人是她自己愿意嫁的。”
亲戚愣了愣，有点下不来台：“我就开个玩笑。”
我说：“玩笑也得分人。”
饭桌安静了几秒。
我妈赶紧打圆场，让大家吃菜。孟秋在桌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
我以为她嫌我扫兴。
她却小声说：“这次不欠。”
我鼻子一酸，差点在婚宴上掉眼泪。
婚后的日子不算轻松。
我们住在小教室附近的一间一居室里，厨房小得只能站一个人。早上她去上课，我去维修店。晚上回来，她改作业，我焊主板。屋里常年有锡焊味、洗衣粉味和热干面的芝麻酱味。
我们也会因为钱吵。
她想买投影仪，我觉得太贵。我要换电动车，她说还能骑。吵到最后，谁都不说话，一个洗碗，一个擦桌。
但我们有个规矩。
不拿难听话扎对方。
有话当天说，实在说不动，就写纸条。
这个规矩是孟秋定的。
她说：“人过日子，最怕顺手伤人。顺手多了，心就破了。”
后来她的小培训班越做越稳，名字叫“秋成电脑培训”。
这个名字是她取的。
我说：“怎么不叫孟秋培训？”
她说：“你不是也在里面修电脑吗？”
我说：“那为啥不叫成秋？”
她说：“难听。”
我服气。
我们有了女儿以后，日子更碎。
孩子夜里哭，孟秋白天还要上课。我下班回来抱孩子，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有一次女儿发烧，我急得乱转，嘴里埋怨孟秋：“你怎么没早点发现？”
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
孟秋抱着孩子，脸一下白了。
她没吵，只说：“赵成，你现在是急，不是有理。”
我站在客厅里，手足无措。
我走过去，把孩子接过来，说：“对不起。我不该怪你。咱们现在去医院。”
那天夜里，医院走廊里全是人。女儿趴在我肩上睡着，孟秋靠着墙，眼睛红红的。
我说：“我又欠了。”
她摇头：“你及时还了。”
我低声说：“以后我再急，也不把你当出气口。”
她看了我一眼：“记住就行。”
孩子慢慢长大，光盘慢慢没人要了。
街上卖碟的摊子一个个消失。大家都用U盘、网盘、手机。黄鹤楼下也不让随便摆摊了，孟秋把最后一批光盘收进纸箱，放在培训班仓库里。
有天她整理东西，翻出那块蓝布。
蓝布已经洗得发白，边角起毛。她铺在桌上，摸了摸，说：“那时候我每天蹲在上面，一蹲就是几个小时。”
我说：“累吧？”
她说：“累。但心里有奔头。”
我看着那块蓝布，又想起那天下午。
那个二十三岁的我，蹲在她摊前，拿轻薄当胆子。
我说：“你当时真不怕我？”
她笑了：“怕啊。”
我心里一紧。
她说：“所以我才让你报名字。人一有名字，就不容易继续装混。”
我愣了一下：“你那时候就这么想？”
“是啊。”她把蓝布叠起来，“我一个姑娘摆摊，总得有点办法。”
我半天没说话。
原来我以为那是我们故事的开始，对她来说，也可能是一场需要应对的冒犯。
她看出我的心思，说：“赵成，我后来愿意认识你，不是因为你说了那句话。是因为你知道错，还真的改。”
我点点头。
她又说：“人都会犯蠢。可不是每个人都肯把蠢劲儿收回去。”
那天晚上，我把那张写着“赵成欠”的包装纸拿出来。
它被孟秋夹在一本旧教材里，保存得比我想象中好。她说不如扔了吧，都这么多年了。
我说：“别扔。”
她问：“还留着干啥？”
我说：“给我自己看，也给以后女儿大了看。让她知道，别人一句玩笑让她不舒服，她可以当场说不。也让她知道，她爸年轻时候不是个多好的人，是慢慢学的。”
孟秋沉默了一会儿，把纸重新夹回书里。
女儿上初中那年，有次放学回来，气鼓鼓地把书包摔在沙发上。
我问她怎么了。
她不说。
孟秋给她倒了杯水，坐在旁边等。过了好一会儿，女儿才说，班里一个男生总拿她名字开玩笑，还说“喜欢你才逗你”。
我手里的遥控器一下攥紧了。
我差点站起来说去学校找他。
孟秋看了我一眼，示意我别急。
女儿说：“我今天跟他说了，我不喜欢，你再说我就告诉老师。他还笑我开不起玩笑。”
我坐在旁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敲了一下。
我问她：“那你想怎么办？”
她说：“明天他再说，我就去找班主任。”
我说：“爸支持你。”
她抬头看我：“你不觉得我小题大做？”
我摇头：“不舒服就是不舒服。玩笑不是谁嘴快谁说了算。”
女儿看了我一会儿，点点头。
那天晚上，孟秋从书柜里拿出那张旧纸，给女儿看。
女儿念：“赵成欠？这啥？”
我脸有点热。
孟秋笑着说：“你爸年轻时候欠下的账。”
女儿来了兴趣：“欠钱啊？”
我说：“比欠钱难还。”
我把那年去武汉、黄鹤楼下、姑娘卖光盘、我嘴欠说“光盘要，人也想要”的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女儿听完，嘴张得老大。
“爸，你以前这么讨厌啊？”
我点头：“是。”
她又问孟秋：“妈，你当时为啥没拿光盘砸他？”
孟秋笑得不行：“舍不得，光盘还要卖钱。”
我也笑。
笑完以后，我认真跟女儿说：“所以你记住，别人让你难受，你不用先替他解释。你可以直接说不。一个人真尊重你，会听得懂。”
女儿把那张纸还给我：“那爸你后来怎么还的？”
我看向孟秋。
她坐在灯下，头发里已经有几根白的。她还是像很多年前一样，做事安静，眼神清亮。
我说：“还了一辈子，还没还完。”
孟秋把纸收起来，嘴上说：“少来这套。”
可她眼角是笑的。
再后来，培训班转成了社区老年电脑课。
年轻人不来学打字了，来的都是退休叔叔阿姨，学用智能手机、挂号、缴水电费。孟秋讲课还是慢，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
我从维修店出来，跟她一起干。
黄鹤楼我们很少去了。
不是不想去，是忙。偶尔路过，游客比当年更多，台阶修过，摊贩换了一茬又一茬。没人再蹲在蓝布后面卖光盘，连“光盘”这个词都显得旧了。
有一年秋天，女儿考上大学，要去外地。
送她前一天，她说想去黄鹤楼看看。
我们一家三口坐公交过去。
我站在黄鹤楼外头，忽然有点恍惚。树比当年粗了，路比当年宽了，周围多了很多卖文创的小店。可我还是能一眼认出当年那块台阶的位置。
孟秋也看见了。
她走过去，站了一会儿。
女儿拿手机拍照，问：“妈，你当年就在这儿摆摊？”
孟秋说：“差不多。”
女儿又问：“爸当年也在这儿犯傻？”
我咳嗽一声：“给你爸留点面子。”
孟秋说：“就在这儿。”
女儿笑得直不起腰。
我站在她们旁边，看阳光落在台阶上，心里一点也不觉得丢人了。
因为那件丢人的事，后来成了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道坎。
我跨过去了，才有了后来的家。
女儿拍完照，跑去买水。
我和孟秋并排站着。
她忽然问我：“赵成，你当年要是我骂你一顿，你还会回来吗？”
我想了想：“可能会躲远。”
她说：“那我当时算便宜你了。”
我说：“是。”
她又问：“后悔不？”
我知道她问的不是那句话。
她问的是这些年，跟着她在武汉吃苦，租小房子，攒钱买电脑，日子过得紧巴，值不值。
我说：“不后悔。”
她看着远处的人群，轻轻嗯了一声。
我说：“就是有时候想起来，还想抽当年的自己。”
她笑了：“别抽了。抽坏了还得我陪你看牙。”
我也笑。
女儿拿着三瓶水回来，递给我们。
她说：“你们俩站这儿干啥，像拍老年婚纱照。”
孟秋拍了她一下：“没大没小。”
我拧开水，喝了一口。水有点凉，顺着喉咙往下落。
那一瞬间，我突然很想感谢当年那个没有转身就走的孟秋。
她没有把我一句坏话当成我的全部，也没有因为后来喜欢我，就假装那句话没伤人。她一直让我记着，喜欢不能从冒犯开始，亲近也不能靠轻浮换来。
我也感谢自己后来没有继续装糊涂。
人这一辈子，会说很多错话。有人说完就过去了，有人说完还要别人别计较。可真正要紧的，不是别人能不能原谅你，是你能不能从那句话里看见自己有多差劲。
看见了，才有机会改。
女儿开学后，家里安静下来。
孟秋把她的房间收拾了一遍，旧书、旧校服、旧发卡都装进箱子。我在客厅修一台老电脑，主机嗡嗡响。
她忽然从房间里叫我：“赵成，你过来。”
我走进去，看见她手里拿着一个透明光盘盒。
里面放着一张空白盘，盘面上用黑笔写着：秋成第一版课程备份。
我笑了：“这你还留着？”
她说：“当然。这可是当年你帮我刻的。”
我拿过来看，光盘边缘有点发黄。
她又从书里抽出那张“赵成欠”，放在光盘盒里。
我问：“放一起干啥？”
她说：“一个是我起家的东西，一个是你起家的东西。”
我说：“我起家靠这张破纸？”
她看着我：“不然呢？”
我想了想，点头：“也对。”
她把光盘盒合上，放进抽屉最里面。
晚上睡觉前，她关了灯，屋里只剩窗外一点路灯光。
她突然说：“赵成。”
我说：“嗯？”
她说：“其实那天你说完那句话，我第一反应是真想收摊走人。”
我翻过身看她。
她继续说：“后来让你报名字，是因为我想，要是你再胡来，我就喊旁边摊主记住你。没想到你真道歉了。”
我说：“幸好我道歉了。”
她说：“是幸好你后来一直记得。”
我伸手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凉，手背上有细纹，掌心有做家务磨出来的硬茧。可我握着，还是觉得踏实。
我说：“孟秋，那句话我欠你一辈子。”
她轻声说：“那就一辈子慢慢还。”
我没再说话。
窗外有车开过，光从墙上一晃而过，又暗下来。
我想起那年去武汉，黄鹤楼下人声嘈杂，一个姑娘蹲在蓝布后面卖光盘。我蹲下去，嘴欠说了句混账话，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其实差点错过一生。
光盘要，人也想要。
后来我才懂，人不是你想要就能要。
人得尊重，得等，得用日子去配得上。
那张光盘还在，那张欠条也还在。
它们放在同一个盒子里，一个记着孟秋从哪儿开始，一个记着我从哪儿开始学会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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