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九江前线，张发奎面对日军海陆空协同进攻，下令部队边打边撤。这个决定让一支伤亡惨重的军队避免了整体覆灭，却也使他很快丢掉了手中的兵权。
九江一战，张发奎并非没有守城的意志。问题在于，日军沿长江推进，舰炮、飞机和地面部队相互配合，守军装备落后，补给困难，阵地很难长期支撑。蒋介石要求死守，张发奎却判断继续固守只会徒增伤亡，于是采用逐级阻击的办法撤出九江。
有人劝他：“命令是委员长下的，不能擅自后退。”
张发奎回答：“军队不是摆在地图上的符号，不能拿几万人去填一个守不住的口子。”
这句话未必是当时原话，却能说明他的用兵取向：重视战场实际，不愿为了服从命令而牺牲部队。可在蒋介石看来，擅自撤退不仅是战术判断，更触碰了最高统帅的权威。张发奎随后被免去职务，陈诚的指挥体系也没有成为阻挡这一决定的理由。
这场冲突，折射出两人之间长期存在的不信任。
张发奎是广东籍将领，北伐时期已经声名显赫。1926年北伐展开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率部参加汀泗桥、贺胜桥等战斗。第四军连续作战，敢于硬碰硬，逐渐打出了“铁军”的名号。
当时的蒋介石虽然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真正可以完全掌握的核心力量，主要还是黄埔系统部队。张发奎拥有战功、资历和地方军队影响力，这样的将领可以合作，却很难让蒋介石彻底放心。
1927年，国民党内部的宁汉分裂使军事力量重新站队。武汉方面需要依靠张发奎所属部队，南京方面则掌握着蒋介石的嫡系力量，并得到新桂系支持。张发奎一度站在武汉一边，但局势变化很快，南昌起义又使他的处境更加复杂。
南昌起义发生于1927年8月1日，起义部队中有不少将领和官兵曾在张发奎麾下任职。起义爆发后，张发奎奉命调动部队应对，原有的军事关系由此彻底破裂。他既无法继续作为武汉方面的可靠支柱，也不可能重新获得蒋介石的完全信任。
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并不是没有政治判断，而是不擅长把军事关系转化为政治资本。他看重部队、战场和军人之间的信义，却低估了派系斗争的残酷程度。在南京与武汉对峙之时，他没有像一些人那样迅速寻找新的靠山，结果很快失去主动。
此后多年，他虽然仍是国民党军界的重要人物，却长期被置于一种“能用而不敢重用”的位置。蒋介石担心他重新掌握粤军，也担心他凭借旧部和资历形成独立力量。因此，张发奎常常有名望，却难以获得与名望相匹配的实际权力。
抗战全面爆发后，情况发生变化。面对日本侵略，张发奎多次要求上前线。他清楚自己过去的政治选择使蒋介石有所戒备，但国家危急，军人不能只顾个人得失。蒋介石最终重新启用他，让他承担战区和兵团指挥任务。
这次任用带有明显的现实色彩。国军高级将领数量有限，张发奎既有北伐经验，也熟悉粤军系统，确实是能够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人选。只是蒋介石给予他的信任始终有限，任用与防范几乎同时存在。
九江撤退后，张发奎受到处分，个人声望也受到冲击。对一名曾经统率“铁军”的老将来说，被上级越级撤职当然难堪。但他没有因此离开抗战指挥体系，而是在武汉会战后期又被任命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两广方向的防务。
这个职位看起来权力很大，实际却并不完整。广东是张发奎的旧地，他多少还能调动地方力量；广西则有白崇禧和桂系长期经营，军事、财政、人事都拥有自己的系统。名义上的战区司令长官，面对地方实力派时常常需要反复协调。
白崇禧重视抗战，也要保存桂系部队实力。张发奎夹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许多命令不能直接落实，很多部署必须先行商议。战区内部并非没有抗日意志，却存在指挥权分散、军队各有打算的现实难题。
因此，张发奎后来被人称作“张公百忍”。这个称呼并非单纯赞美他的性格，也包含了他在军政夹缝中的处境：有战功而缺乏中央信任，有职务却未必能够完全调兵，有意见也常常需要退让。
蒋介石说他缺少政治头脑，未必完全没有依据。张发奎确实不善于经营派系，也没有建立一套能够长期保护自己的政治网络。但若把他的失势简单归结为能力不足，同样失之片面。北伐、内战和抗战交织在一起，个人选择往往被复杂的权力格局反复放大。
张发奎的特殊之处，正在于他既是国民党军中的旧式实力派，又在抗战中愿意接受比自己资历更浅的将领节制；既有强烈的军人荣誉感，又不得不一次次吞下被削权、被调离和被牵制的苦果。九江撤退之后，他失去的只是一个职务，未能改变的则是蒋介石对他的根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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