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江西赣州,81岁的丁盛从深圳乘飞机返乡,陪同他的有老伴和三个子女。这趟行程看似寻常,机票却不是老人自己承担,而是儿女与战友共同凑钱购买。多年以后,这件小事仍被人提起,原因不在于一张机票,而在于一位曾经身居高位的将领,晚年为何连出行费用都要家人筹措。
丁盛1913年出生于江西于都,土地革命时期参加红军,长期在军队基层和野战部队任职。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在华东、中南等战场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第54军军长,后来又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这样一位有着长期军旅经历的高级将领,生活轨迹在1977年发生了明显变化。
这一年,丁盛被免去职务。此后,他不再享有原来的职务待遇,家庭生活也随之收紧。1982年,有关方面作出政治结论,丁盛免于起诉、退出现役,按团职干部待遇领取生活费,数额为每月150元。这个标准放在当时并非完全无法维持,但与他过去的身份相比,差距已经十分明显。
还要看到一个具体问题。丁盛的户口在南昌,实际生活却在南京,计划经济时期各地物资供应与户籍关系密切,粮油、副食品等都要凭相关凭证购买。户口与居住地不一致,日常开销便多了一层麻烦。钱少是一回事,买东西不方便又是另一回事,两件事叠在一起,生活自然显得拮据。
他的老伴每月也有一定生活收入,子女参加工作后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因此一家人并非无处安身。只是,过去那种由组织保障、出行有人安排的生活已经结束。很多看起来不大的开支,例如看病、买药、乘车和探亲,落到家庭账本上,都需要精打细算。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物价水平不断变化,原有生活费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据相关回忆,丁盛每月收入后来约为200元,仅靠这笔钱很难承担全部日常花销。老部下得知情况后,曾不时寄来钱物。有人邀请他到天津、济南、武汉、重庆、成都、桂林等地走走,往返交通、住宿和吃饭,也往往由老部下提前安排。
有一次乘火车,丁盛舍不得购买软卧。买硬卧又担心自己年纪大,爬不上最上层铺位。对普通人来说,这或许只是一次乘车选择,对曾经担任大军区司令员的人而言,却能看出生活处境已经发生了多大变化。
赣州之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行。路程并不算远,但丁盛要带着老伴和三个孩子同行,机票总额约一千元。按照当时的家庭收入,这不是一笔轻松的支出,于是儿女和老战友一起凑钱,才解决了交通问题。
抵达赣州后,一行人住进招待所。消息传开,原第54军的一些老部下来探望。赣州接待方面的范科长也是从第54军转业的干部,他联系了不少老同志,安排座谈和聚餐。丁盛当时并不认识范科长,便说:“你参军的时候,我已经不在第54军了。”
范科长回答:“虽然没有一起工作,但入伍时就知道您是老军长。”在老部下的记忆里,丁盛曾强调部队训练和作风,这些往事成为他们认识这位老首长的最初来源。几十年后,大家终于见面,谈的已不只是军旅往事,还有老人当下的生活。
席间,老同志们关心他的出行费用,问这些花销能不能报销。丁盛没有把话说得复杂,只说:“到我的儿女那里报销。”这句话传开后,大家才更清楚地知道,老人这次出门并不宽裕。
因此,赣州方面在接待时没有收取饭费,住宿费用也作了照顾。所谓“吃饭免单、住宿打折”,并不是特殊排场,而是老部下和地方接待人员对一位老首长的实际帮助。这样的安排,既有情分,也有对其生活困难的体谅。
回到于都后,丁盛去看望一位90岁的姐姐。姐姐希望弟弟多住几天,但子女没有同意。丁盛晚年曾多次因心脏病发作住院,身体状况并不稳定,家人担心长途奔波和乡间居住会增加风险。临行前,他给姐姐留下了一些钱和药品,随后返回赣州住了两天,才回到深圳。
1995年,丁盛的生活待遇有所调整,被安置到军队干休所居住。对他而言,住进干休所不只是住所变化,也意味着医疗、生活照料等方面获得了更稳定的安排。那段漂泊和处处计算开支的日子,至此才逐渐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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