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北京，有关部门在查阅云南起义档案时，重新注意到一份沉封多年的手令。落款人是沈醉，内容并不复杂：要求所属军统人员停止抵抗，交出武器，拥护卢汉起义。正是这份材料，使沈醉的身份认定出现了变化。
此前，他一直被作为战犯关押。许多人以为，这位军统要员会顽抗到底，至少不会轻易交代问题。没想到，沈醉被押入监所后，很快作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决定：把自己的经历、罪行以及掌握的情况，尽可能完整地写出来。
他的交代并非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对于军统内部的组织关系、人员往来和一些案件，他也没有刻意回避，甚至补充了别人不愿提及的内容。这种态度，在当时被认为比较少见。
沈醉不是普通特务。他长期在军统系统中任职，熟悉国民党内部的运转，也了解共产党对俘虏、投诚人员和起义人员的政策。因此，他很清楚，隐瞒未必能改变处境，主动交代反而可能为自己争取重新安排的机会。
但事情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简单。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沈醉被派往云南，担任保密局云南站负责人。表面看，这是一次任用；实际上，却带有明显的监视性质。蒋介石希望控制云南局势，保密局交给沈醉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盯住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必要时甚至准备采取暗杀行动。
当时的云南，已经不是一块可以轻易掌控的地方。卢汉与中央的矛盾不断加深，地方军政力量各有打算。毛人凤担心沈醉一人难以控制局面，又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等人前往云南。后来，徐远举、周养浩和沈醉等军统人物相继聚集昆明，彼此之间却并不信任。
他们互相防备。
这种局面恰恰符合毛人凤的控制方式。几股力量相互牵制，谁也无法独断专行，但云南的内部裂痕也因此越来越深。
有一天，沈醉接到通知，要到卢汉家中参加会议。他马上意识到，事情可能已经到了危险关头。去，或许有去无回；不去，则等于当面表明拒绝，连缓冲余地也没有。
临行前，他对副站长交代：“如果我没有回来，档案要处理，人员不要盲目营救。”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让部下保存实力，不能把整个组织拖入死局。
沈醉最终还是去了卢汉家。到达之后，他与李弥、余程万等人一起被扣留。卢汉没有立即处决他们，而是做工作，希望这些军政人员认清形势，支持云南脱离国民党政府控制。
在压力之下，沈醉等人在拥护起义的通电上签了字。随后，沈醉还向云南各地军统人员发出手令，要求他们不要抵抗，听从起义安排。单看这份手令，他确实具有推动部下停止抵抗的作用。
遗憾的是，这并不代表他当时已经真心接受局势。沈醉等人仍在谋划反扑。蒋介石命令空军轰炸昆明后，他们曾趁乱发动袭击，但行动很快失败。卢汉方面稳住了昆明局面，沈醉也由此被作为战犯关押。
这段经历解释了一个关键问题：他虽在起义通电上签字，也曾向部下下达停止抵抗的命令，但此前又参与过反扑，所以最初不能简单按照起义人员处理。
关押期间，沈醉没有拿那份手令为自己辩解。他明白，自己当时的拥护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若只强调这一点，反而容易被认为是在推卸责任。于是，他选择承认问题，接受审查和改造。
他在监所中写交代材料十分积极。身体有眼疾和痔疮，仍参加缝纫、理发、挑送饭菜等劳动，很少发牢骚。工作人员发现，这位过去掌握特务系统的人，学习态度和日常表现都比较稳定。
1960年，沈醉被列入第二批特赦人员名单。在当时获得特赦的军统高级人员中，他是较具代表性的一人。不过，特赦并不意味着历史责任被抹去，而是对其服刑表现和改造情况作出的处理。
后来，他还曾在特殊时期再次被关押，直到1972年才离开秦城监狱。第二次关押期间，工资一度停发。出来以后，他没有直接提出补发，只在谈话中提到工资中断的情况。相关人员了解后，按规定为他补发了此前停发的款项。
1975年，沈醉以统战对象身份参加有关座谈活动。此时的他已经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部门从事工作，与杜聿明、王耀武等人共同整理史料，撰写回忆文章。1980年，经过重新调查审核，他早年签署起义通电、发布停止抵抗手令的事实得到确认，身份才正式转为起义投诚人员，待遇也相应调整。
这件事的转折，并不在于沈醉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而在于档案、行为和政策共同构成了最终判断。他没有用一句“我曾经起义”掩盖此前的反扑，也没有在被俘后继续沉默到底。1996年3月18日，沈醉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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