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北京史家胡同，李宗仁请沈醉到家中见面。此时的李宗仁已经回到祖国，沈醉也经过改造获得特赦。两位曾站在对立面的人，面对面坐下，谈的却不是旧日政争，而是一桩差点改变国民党最高权力格局的秘密行动。

事情的引子，是沈醉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蒋介石准备暗杀李宗仁的阴谋》。李宗仁读完后，立即意识到，文章作者不是道听途说，而是当年行动的实际参与者。于是，他托人邀请沈醉，希望把这段多年未解的疑团问个明白。

沈醉讲得很详细。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不久，国民党军队接连失利，南京内部人心惶惶。沈醉当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突然接到毛人凤密电，要求他立即回南京。成希超亲自到车站接人，并把他带到保密局专供高层议事的“诚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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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接待规格不寻常。

毛人凤随后告诉沈醉，蒋介石已经交代，要对李宗仁采取行动。原本负责此事的是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但叶翔之长期主持内勤，缺乏实际行动经验，蒋介石认为不够稳妥，便改调沈醉主持。

沈醉并非普通特务。早年在上海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任职时，他曾因破案和抓捕盗匪出名，后来得到戴笠重用。军统内部，他以枪法好、办事果断、善于保密著称。戴笠死后，沈醉还曾冒险进入解放区寻找飞机失事的线索，因此获得蒋介石注意。

不过，沈醉的处境也有另一面。毛人凤掌握保密局后，他从局本部的重要职位被调往云南。此次突然奉召回南京，对他而言既是危险任务，也像是一次重新得到重用的机会。

蒋介石接见沈醉时，并没有直接说出李宗仁的姓名。沈醉后来回忆，蒋介石谈到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认为“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处理，还要求他做好准备，随时完成任务。整段谈话没有留下书面命令，却让沈醉清楚知道，目标就是李宗仁。

这种刻意留下模糊空间的做法，正是国民党特务系统处理敏感事务的惯常方式。口头授意，层层转达，执行者心知肚明，上级却尽量不留下能够追查的文字。蒋介石是否亲自说出“暗杀李宗仁”几个字，沈醉没有听到；但他后来始终认定，这项行动源自蒋介石的决定。

行动组很快成立。毛人凤让沈醉与叶翔之负责部署，又安排秦景川、王汉文作为助手。秦景川在看守系统中长期执行处决任务，王汉文有江湖经历，三人都被认为适合承担高风险行动。

他们拟定的方案并不只有一种。李宗仁若在南京公开活动，便寻找机会近距离射杀；若乘车或乘火车离开，则派车辆追踪；若准备乘飞机，则在机场附近设置监视点，及时报告行踪。行动组甚至准备了备用车辆、武器和联络暗号，等待蒋介石发出最后指令。

值得注意的是，沈醉后来提到，枪弹中曾被注入毒物，旧书摊也被用作掩护点。这些细节未必都能由独立档案逐项核实，但它们至少说明，行动组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了相当具体的谋划。

蒋介石为何对李宗仁下此狠手？两人的矛盾，不是一次选举造成的，而是二十多年权力竞争积累的结果。桂系长期反对蒋介石，李宗仁又有抗战名将的声望和地方军政基础。对蒋介石而言，这样的政治人物一旦进入中央权力核心，就可能成为无法控制的对手。

1948年3月，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选。蒋介石曾以党内提名、职位宜由文人担任等理由加以阻挠，但李宗仁最终以1438票当选。次日，李宗仁携郭德洁到蒋介石官邸拜访，夫妇二人等候约半小时，蒋介石夫妇才出现。礼节上的冷淡，背后是权力关系的急剧恶化。

更复杂的是，蒋介石一面防范李宗仁，一面又试图利用他收拾残局。1949年1月4日，蒋介石到傅厚岗李宗仁住处，希望他出面主持和谈。李宗仁没有答应。几天后，蒋介石又派张群、吴忠信劝说，仍未能如愿。

此时，暗杀计划仍在等待命令。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精锐损失惨重，白崇禧手中的桂系部队又成为蒋介石必须顾忌的力量。局势逼迫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李宗仁随后就任代总统。随着权力安排改变，沈醉主持的行动没有真正实施。

1949年9月，毛人凤在昆明见到沈醉时，还曾提起这件事。沈醉后来回忆，毛人凤说蒋介石常常后悔当时没有动手。这样的说法属于沈醉的回忆，反映了特务系统内部的判断，但不能简单等同于一份正式命令原件。

1966年的会面中，李宗仁听完经过，沉默许久。他说：“我和蒋先生换过帖，没想到他竟准备除掉我。”郭德洁随后提到，蒋介石夫妇曾建议他们乘坐“美龄号”专机。她担心飞机另有风险，沈醉却表示，自己当年确实准备过击落李宗仁座机的方案。

李宗仁当即提醒她不要在没有证据时下结论。沈醉也承认，直到那次谈话，他并不知道宋美龄是否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关于宋美龄“参与暗杀”的说法，来自郭德洁当场的怀疑和沈醉的补充，并没有成为沈醉亲自掌握的事实。

这场谈话没有留下更多结果。沈醉告辞时，李宗仁仍坐在客厅里抽烟。对他而言，真正令人震动的并不只是某一个刺杀方案，而是曾经的政治盟友，早已把彼此的关系看成了你死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