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浙江岱山。一位中年男子站在定海女子小学旧址附近，久久没有离开。他叫李铁映，是金维映唯一的儿子。此时距离母亲远赴苏联，已经过去四十多年，而他对母亲的印象，几乎只剩下家人口中的几句描述。
金维映1904年出生于浙江岱山高亭。家境贫寒，父亲金荣贵在客店做事，收入只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年幼时，她曾被送到宁波亲属家中寄养，后来回到定海读书。学校里的爱国教育，在这个渔港姑娘心中埋下了改变命运的种子。
她原名金爱卿，后来改名金志成。这个名字并非偶然，金维映早年确实想过当教师。她相信，读书能够让普通人摆脱愚昧，也能让女性不再任人摆布。中学时期，她多次参加学生运动，性格也从安静坚韧，逐渐变得果断强硬。
1924年，金维映到上海探望同学，接触到瞿秋白、项英等进步人士。大城市的见闻，加上革命思想的影响，使她意识到，单靠课堂教育很难解决社会根本问题。1926年10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定海从事工人和盐民运动。
发动群众并不容易。许多工人担心失去饭碗，不敢加入工会。金维映没有急着训斥他们，而是先让自己的弟弟金水定站出来，以亲属身份参与其中，再通过熟悉盐场情况的人逐步做工作。她懂得一个道理：群众运动不能只靠口号，还要有人带头，更要让人看到实际行动。
父亲经营的公民招待所，也成为地下联络的重要掩护。金荣贵识字不多，却知道女儿做的事情有风险，仍为一些同志提供食宿，替组织保存文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定海、宁波一带接连搜捕共产党人，金维映也曾被捕，关押期间遭到审讯和殴打，但始终没有透露组织情况。
获释后，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有人劝她留在家中，至少先把身体养好。金维映却对父亲说：“我要去上海。”父亲明白，这不是去做普通教员那么简单。沉默许久后，金荣贵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动身？”这句话背后，是一个普通父亲对女儿选择的理解和支持。
到上海后，金维映一面教书，一面寻找组织，后来进入女工夜校工作。她讲文化，也讲妇女解放和工人权益；下课后还和女工们唱歌聊天。她没有把自己摆在高处，而是用日常语言解释复杂道理，因此很快赢得信任。上海的妇女工作，也成了她革命经历中极重要的一段。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斗争形势骤然恶化。金维映奉命转赴中央苏区，途中与邓小平同行。两人装扮成商旅，金维映还梳起发髻，扮作商人妻子，以躲避盘查。长途跋涉中，他们相互照应，逐渐产生感情。抵达瑞金后，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金维映负责妇女工作。
她不是只坐在办公室里布置任务。下乡发动妇女、组织生产，甚至带着武器随队行动，都是她的工作内容。一次执行军事任务时，炮火在附近炸响，警卫员催她撤离，她却说：“我不在前面，谁在前面？”这类话未必每次都被完整记录，但她长期深入基层、参与战地工作的事实，确实留下了“女中豪杰”的评价。
1933年，邓小平与金维映因工作和感情等原因分开。金维映随后进入中央组织部，担任组织科长，并与李维汉相识。两人结为夫妻后不久，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金维映是走完长征的少数女红军之一，途中生下儿子李铁映。行军条件极端艰苦，孩子无法随队，只能交给当地农民段世章抚养。
这个决定，对母亲而言并不轻松。孩子出生不久便被迫分离，金维映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革命队伍能够保存下来。长征结束后，她的身体因长期跋涉和产后缺乏休养而恶化，缠足旧伤也反复发作。1938年，经组织安排，她与蔡畅等人前往苏联学习并治病，李铁映当时只有两岁。
临行前，金维映嘱托李维汉，要把孩子接回来，让他读书成人，也给父亲留下书信。遗憾的是，这次分别竟成永诀。1941年，苏德战争期间，德军空袭莫斯科，金维映在轰炸中遇难，年仅37岁。她没有等到孩子长大，也没有机会再回到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李铁映逐渐知道母亲的姓名和经历，却始终缺少完整的线索。1983年，他到浙江岱山寻找母亲生活过的痕迹；1987年，又终于见到舅舅金水定。一个是失去姐姐多年的老人，一个是从未见过母亲的儿子，两张相似的面孔相对时，往事才有了可以落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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