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山西垣曲，一支刚刚组建不久的部队正在重新搭建指挥班子。陈赓面前摊着地图，副司令员韩钧和参谋长刘忠坐在一旁。此时的豫北、晋南局势紧张，部队既要准备作战，也要迅速完成整合。韩钧没有急着谈职务，而是盯着地图看了很久。
他很清楚，职务安排不能只看惯例。副司令员通常协助军事指挥，参谋长则负责作战计划、通信、情报和组织协调。可在这支新部队里，若让两个人完全按照旧规矩分工，未必能把各自的长处发挥出来。
韩钧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办法：由刘忠更多承担前线指挥，自己则把精力放在司令部运转、作战计划和后勤协调上。换句话说，就是让参谋长多带兵打硬仗，让副司令员承担部分参谋长的工作。
这个建议并不是临时起意。韩钧出身于山西闻喜，1912年出生，青年时期曾在北平求学。上世纪30年代，他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因参与示威被捕入狱。狱中环境恶劣，他仍坚持斗争，后来经过营救才获释。这段经历使他熟悉文字、组织和协调工作，也养成了遇事多想一步的习惯。
抗日战争爆发后，韩钧没有继续留在单纯的知识分子圈子里，而是转入军队工作，参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组建。决死队早期成分复杂，既有学生和青年，也有旧军队中的官兵，训练、装备、思想整合都不容易。韩钧先后承担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工作，在长期战斗中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
1940年，相关部队编入八路军序列。此后，韩钧又在晋绥地区和陕甘宁边区承担过军政协调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岗位看似不在前线，却牵涉部队调动、粮秣运输、地方关系和作战衔接，要求办事者既懂军事，又能处理复杂的行政事务。韩钧的长处，正是在这里逐步显现出来。
1944年，豫湘桂战场形势恶化，太行、陕北等地开始向豫西发展力量。韩钧奉命进入豫西地区工作，面对的是人员不足、物资匮乏和地方情况复杂等难题。他不仅要组织武装，还要设法打通交通和物资渠道。对一支处在发展阶段的部队来说，能不能站住脚，往往不只取决于一场战斗。
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迅速变化。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扩大，陈赓奉命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韩钧被安排担任副司令员，刘忠担任参谋长。两人的经历不同，能力侧重也不一样，这反而为重新分工提供了基础。
刘忠长期在部队一线工作，熟悉基层官兵，善于研究战术和地形，面对紧急战况能够迅速作出判断。韩钧则更擅长把分散的信息集中起来，形成较完整的作战方案，并把部队、地方和后勤各方面衔接起来。韩钧曾明确表示，刘忠适合到前面指挥部队，自己留在指挥机关，更有利于发挥作用。
陈赓对此没有拘泥于“副司令”和“参谋长”的固定分工。用人不能只看名义，更要看实际效果。对于正在战场上经受考验的第4纵队来说，谁更适合冲在前面，谁更适合统筹全局，必须由战斗来检验。
随后，第4纵队在晋南、晋西南等地连续作战。闻夏战役、同蒲铁路沿线作战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攻防行动，都对部队的协同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刘忠更多出现在前线，组织部队穿插、迂回和攻坚；韩钧则在指挥机关反复核对敌情、路线、弹药和通信安排。
战场上，许多问题并不显眼，却直接影响战斗结果。部队什么时候出发，哪一处需要佯动，伤员如何转运，粮食和弹药能否及时送到，这些都不是一句“勇敢作战”可以解决的。韩钧承担的，正是把这些细节拧成一股绳。
有一次，围绕作战部署，身边人问他是否需要把前线任务交给副司令员。韩钧的回答很直接：“能打的人到前面去，能统筹的人把后面理顺，别把位置坐死了。”这句话未必是正式记录中的原话，却准确体现了他的用人观和分工意识。
陈赓的指挥风格，也给这种安排留下了空间。他重视实战，敢于把干部放到最需要的位置上，同时又要求指挥机关保持清醒和严密。韩钧与刘忠一前一后，形成了互相补位的关系。陈赓掌握全局，前线有人敢打，后方有人能算，部队的战斗力由此得到充分释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由于韩钧熟悉军政协调和城市接管工作，中央抽调他参加北平方面的相关工作。北平接管牵涉军队、地方、交通、文教和社会秩序，任务繁重而细碎，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慎，都可能影响城市稳定。
进城后，韩钧承担了大量组织协调事务，白天参加会议，夜间处理文件，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遗憾的是，积劳成疾使他的身体迅速恶化。1949年5月，他在北平病逝，年仅37岁。
韩钧去世时，新中国尚未成立。他没有等到开国大典，也没有参加后来授衔。可是，在第4纵队最需要重新组合力量的时候，他主动要求调整分工，把自己放到最适合的位置上，也把刘忠推向了更能发挥专长的前线。那张垣曲地图上的分工安排，成为陈赓军事用人中一个颇有代表性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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