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一岁的老刘头,是村里最后一个还在种旱烟的老汉。

他蹲在门槛上,把那片晒得焦脆的烟叶放在掌心搓,碎末子掉了一地。

他耳朵有点背,可眼睛好使,隔着老远就看见三叔家的院门大敞着,一台崭新的摩托车横在当院。

一个剃着板寸的后生正围着那车打转,那是三叔家的小儿子。

三婶端着个搪瓷盆出来泼水,水泼出去老远,落在摩托车轱辘边儿上,溅起点泥星子。

她冲着那后生喊,声音尖利,像是哨子,说你爹躺屋里一上午了,水都没喝一口,你去瞅瞅。

后生头也没回,拿袖子擦着车座子,回了一句,我又不是大夫,瞅有啥用。

三婶没再说话,把盆子往墙角一搁,进了屋。

村里人都知道,三叔病了。

查出来是肺癌,快半年了。

县城医院的片子拍了,药拿回来一盒一盒的,摞在床头柜上,可人还是眼见着往下塌。

原先一百六十多斤的汉子,现在撑不起一件褂子,锁骨那儿窝下去两个坑,喘气的时候胸口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

三婶早上跟隔壁李嫂借了二百块钱,去镇上诊所请了个大夫来看。

大夫看了看片子和化验单,把三婶叫到灶房,说得很明白,没多少日子了,医院也不用再去,白花钱。

临走给开了几支白蛋白,让在家里打,好歹吊着点。

三婶把大夫送出去,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布兜子,里面是那几支白蛋白

她没直接进屋,先去了堂屋。

堂屋里光线暗,三叔靠在躺椅上,身上搭着一床薄被,那双原先扛过石头、砌过墙的手,此刻瘦得像鸡爪子,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黑泥。

三婶把布兜放在桌上,从里面拿出一支药,又找了根棉签蘸了酒精,走过来把三叔的袖子往上撸。

三叔没睁眼,只是喉咙里咕噜了一声,像是答应了,又像是难受。

三婶的动作很熟练,针头扎进去推药,不到一分钟就完事儿。

她收拾针管的时候,顺嘴提了一句,说镇上棺材铺的老周,前几天问过,说店里新到了几口柏木的,料子不错。

要不,哪天去看看。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高,像是在商量晌午吃啥。

三叔眼皮动了动,半天,从嘴里挤出两个字,随你。

三婶把东西收好,洗了手,换了件干净衣裳,就出了门。

她先去村口的代销点赊了一包烟,然后往镇上去。

棺材铺在镇子西头,门脸不大,里面堆着半成品的木料,刨花味儿混着油漆味儿,呛人。

三婶进去的时候,老周正在锯一块板子,看见她来了,停了手里的活,拍了拍手上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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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婶也不多话,绕着那几口成品棺材走了一圈,最后停在一口没上漆的柏木棺材跟前,伸手敲了敲,说这口,多少钱。

老周报了个数,三婶皱了皱眉,说这价添点都能买个拖拉机车斗了。

两个人蹲在门口一堆刨花边上,讲了半天价。

最后三婶说,我先付个定钱,回头你给拉家去,上不上漆的再说。

老周答应了,三婶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卷钱,数了又数,都是十块二十块的票子,凑了个整,递给老周。

三婶从棺材铺出来,没急着回家,又拐去了镇上唯一那家卖活禽的铺子,买了一只老母鸡。

回到家,三叔还在躺椅上躺着,姿势都没变。

三婶去灶房把鸡杀了,拔毛剁块,塞进瓦罐里,抓了一把枸杞丢进去,搁在煤炉上炖。

后院里那口棺材下午就送到了,几个壮小伙子用板车拉来的,咣当一声卸在院子角落里。

三婶出来看了一眼,让往棚子底下挪挪,别淋了雨。

那小儿子从摩托车上下来,围着棺材转了一圈,伸手推了推,棺材纹丝不动。

他问他娘,买这干啥,又不急。

三婶正在剥蒜,头也不抬地说,早晚的事,省得到时候抓瞎。

你爹一辈子好强,临走得有口像样的家什。

晚上,鸡炖好了,三婶盛了一碗,端到三叔面前。

三叔摆摆手,说吃不下。

三婶把碗搁在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来,拿手背试了试三叔的额头,不烫。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给你二伯打了电话,让你去他那儿住几天。

成都那边暖和,也热闹。

三叔眼睛睁开一条缝,看着房梁,半晌没说话。

三婶又说,二伯说了,让你去,他陪你在锦里转转,看看戏。

三叔嘴角动了动,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叹气。

他说,老二现在混得好了,我这副样子去,给他添堵。

三婶说,自家兄弟,说什么添堵。

我已经跟你二伯说好了,过两天他来接你。

三叔没再吱声,算是默许了。

我二伯是九八年的大学生。

这事儿在我们老刘家,乃至整个村子里,都是数得着的荣耀。

那时候大学生金贵,二伯考上省城的大学,全村都放了鞭炮。

三叔那时候刚二十出头,正是力气最大的时候,他二话没说,把家里唯一那头耕牛牵到集上卖了,钱全给了二伯当学费。

他自己则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去了山西的矿上,下井挖煤。

那几年,三叔每个月寄回来的钱,一大半都贴补给了二伯在学校的花销。

二伯也争气,毕业后留在成都,一步一步扎下了根,现在听说是在一家大公司里管技术,具体干啥,村里人说不清,只知道他住着楼房,开着轿车,是个人物。

三叔从来没跟人提过这些,只是偶尔喝多了酒,会拍着桌子说,我们家老二,那是真出息。

二伯是在第三天下午到的。

开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身上沾了不少泥点子,一看就是跑了远路。

他下车的时候,村里好些人都站在路边看。

二伯穿着夹克,头发梳得齐整,跟当年走的时候判若两人。

他进了院子,看见角落里的那口棺材,脚步顿了一下。

他没问,直接进了屋。

三叔靠在床头,看见二伯进来,挣扎着想坐起来。

二伯赶紧上前两步按住他,说哥,你别动。

三叔看着他,眼眶有点发红。

二伯坐在床沿上,握着三叔的手,那手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两个人就那么坐着,谁也没先开口。

过了好一会儿,三婶端了杯水进来,放在桌上,说老二,你哥这几天精神还行,就是吃不下东西。

二伯点了点头,说,我带了些营养品,还有医院开的药,在车里,回头拿进来。

他在屋里待了大概半个钟头,出来的时候,眼眶是红的。

他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口棺材,看了很久。

三婶在旁边择菜,也没说话。

傍晚的时候,二伯跟三婶说,明天一早我带我哥走。

三婶说行,我把东西收拾收拾。

那一晚上,三婶把三叔换洗的衣服叠好,装进一个蛇皮袋里。

又把家里攒的几百个土鸡蛋,装在一个纸箱子里,让二伯带回去。

二伯说不用,三婶说拿着,城里鸡蛋没这个香。

第二天天刚亮,二伯就把三叔搀上了车。

三叔穿着件干净的蓝布褂子,头发也被三婶拿梳子蘸着水梳平了。

他坐在后座上,脸贴着车窗,看着自家那扇院门,看着门口那棵老槐树。

三婶站在车外,把那个蛇皮袋放进后备箱,又把纸箱子塞进去,使劲儿压了压。

她跟二伯说,路上开慢点,你哥晕车。

二伯应了一声,发动了车。

车子拐出村口的时候,三婶还站在那儿。

春天的太阳刚升起来,照在她身上,影子拉得老长。

她看着那辆车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柏油路的尽头。

李嫂从隔壁过来,问她说,真让老三去成都了?

三婶嗯了一声。

李嫂又说,那棺材,就搁院子里?

三婶说,搁着吧,早晚用得上。

三叔在成都待了七天。

这七天里,村里人都在议论,说老三这回是享福了,二伯带着他吃了啥玩了啥。

三婶每天照常喂鸡、扫地、做饭,只是话比以前更少了。

第七天傍晚,二伯的车又开回来了。

这次车停得很急,刹车的声音在村口都听得见。

二伯下车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

他打开后车门,三叔被两个男人架着扶下来,比走的时候更瘦了,眼睛深深塌陷下去,像是只剩下一口气。

三婶从屋里跑出来,看着这阵仗,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把堂屋的门板卸下来铺上褥子,让人把三叔抬进去。

二伯站在院子里,喘着粗气,额头上全是汗。

三婶忙完了,走出来,看着二伯,说,怎么了?

不是说好好的?

二伯没说话,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烟子从他鼻子里喷出来。

他使劲儿把烟头摁灭在墙上,才开口说,我哥早就知道了。

三婶靠在门框上,没说话。

二伯接着说,到了成都第二天,我陪他在楼下遛弯,他突然跟我说,他看见棺材了。

他说他知道自己没几天了,这辈子没啥遗憾,就是惦记那棺材钱,怕你把自己逼得太狠。

他说那白蛋白一支顶好几斤猪肉,扎他身上都是糟蹋。

三婶的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睛看着院子里那口棺材。

二伯又说,他死活不肯去医院,说死也要死在家里。

我拗不过他,只好送他回来。

三婶站了一会儿,转身进了灶房,水龙头被她拧开,哗哗地冲在铁盆上。

她背对着二伯,说,你哥这个人,一辈子刀子嘴豆腐心,什么都替别人想,就是不替自己想。

当天夜里,三叔就走了。

走得很安静,像是睡着了一样。

三婶给他换寿衣的时候,发现他贴身口袋里装着一百块钱,崭新的,叠得方方正正。

三婶把那钱抽出来,捏在手里,那张钱上还带着三叔的体温。

她看了一会儿,把钱揣进了自己兜里。

院子里那口棺材,第二天就上了漆,黑漆漆的,在太阳底下发着光。

出殡那天,村里人都来了。

二伯披麻戴孝走在最前面,哭得站都站不稳。

三婶反倒一滴眼泪没掉,她忙前忙后招呼来客,给帮忙的人递烟,发毛巾。

棺材下葬的时候,李嫂站在三婶旁边,听见她喃喃地说了一句,棺材买了,你二伯也见了,你该走的,留不住。

办完三叔的后事,二伯在老家多待了两天。

他帮着三婶把院子的杂草锄了,又把屋里屋外清扫了一遍。

走之前,他塞给三婶一个信封,里面是厚厚一沓钱。

他说,嫂子,这钱你拿着,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三婶没推辞,接了信封,随手放在电视机旁边,说,你回去好好上班,别操心家里。

二伯走了以后,三婶把信封拆开数了数,不多不少正好一万块。

她把钱用一张旧报纸包好,塞进了衣柜最底层那件棉袄的袖子里。

然后她去了趟镇上,把欠代销点的钱还了,又去棺材铺,把剩下的尾款结了。

回来的路上,她买了二斤五花肉,回到家,在灶房里烧了一锅红烧肉。

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香味飘了满院子。

她盛了一碗,摆在堂屋的桌子上,又往桌上放了双筷子,对着空荡荡的屋子说,他爹,吃饭了。

村里人都说三婶命硬,男人走了,连泪都没掉几颗。

可只有李嫂知道,头七那天晚上,她路过三婶家院子,听见里面有人在哭,压着嗓子,呜呜的,像是憋了很久。

她没进去,悄悄走开了。

后来有人问三婶,当初干嘛非得让三叔去成都那一趟,又折腾回来。

三婶正在院子里喂鸡,手里那把玉米粒子撒出去,黄澄澄的落在泥地上。

鸡们扑棱着翅膀围过来,啄得飞快。

三婶拍了拍手上的碎末子,说,他这辈子就惦记他兄弟,不让他见最后一面,他心里过不去。

那棺材是给他买的,可走之前能让他心里没疙瘩,比啥都强。

日子还是照样过。

院子角落的棺材没有了,空出来一块地方,三婶在那儿种了几棵辣椒。

摩托车还停在那儿,小儿子不怎么骑了,车座上落了一层灰。

三婶每天还是起得很早,去菜地里摘菜,回来做饭,喂鸡,收拾屋子。

只不过有时候吃饭,她会多摆一双筷子,然后自己再拿下去。

没人知道她心里想什么,也没人问她。

只是有一次,村里有个年轻媳妇跟婆婆吵架,跑来跟三婶诉苦。

三婶听完,半天没言语。

最后她拍了拍那媳妇的手背,说了句,一辈子长着呢,有些债,活着的时候还清了,走了才安生。

那媳妇没听懂,三婶也不再多说,起身去收晾在院子里的衣裳了。

风把衣裳吹得哗哗响,她在风里显得更单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