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20日，北京，炮兵委员会向武汉军区及政委王平发出一封信，内容并不寻常：承认此前对王平的批判有错误，承认炮兵机关一些人曾配合“四人帮”制造问题，并表示道歉，要求肃清影响。
炮兵委员会与武汉军区属于平行的军队领导机关。按通常工作关系，平级单位之间很少因一名干部的问题专门致歉。更何况，王平当时已经离开炮兵机关。这封信之所以引人关注，正因为它涉及一场持续数年的政治风波，也牵涉军队整顿和平反工作的反复。
事情要从1975年春天说起。4月，长期未能正常工作的王平被任命为炮兵政治委员。那时的炮兵机关，历史遗留问题不少，干部群众中积压着大量申诉材料，许多人多年背着“问题”生活，工作和政治待遇都受到影响。
王平到任后，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一般事务上，而是把平反冤假错案摆在突出位置。有人来找他反映情况，他就组织人员核查材料，听取当事人说明，再依据事实和政策作出判断。
问题很快集中到前任炮兵政委陈仁麒任内的一些做法上。此前，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炮兵机关曾扩大打击范围，把一批干部和群众分别作为审查对象，甚至将本属人民内部的问题按敌我矛盾处理。
吴克华、欧阳毅、苏进、刘何等干部，都曾受到冲击。受到牵连的人员更多，数百人被错误处理。王平接触这些材料后，认为其中存在明显扩大化和混淆性质的问题，不能继续拖下去。
有一次，工作人员向他汇报平反进展，王平明确表示：“查清楚了，就要按事实办，不能因为过去定过案，就不敢改。”这句话未必复杂，却表明了他的工作态度：不以旧结论代替调查，也不把平反当成个人恩怨。
在王平主持下，炮兵机关陆续为干部和群众复查问题，恢复部分人的名誉，重新安排工作。仅几个月时间，就有二百多人得到平反或妥善处理。对当时的炮兵机关而言，这不是普通的人事调整，而是对既有结论的一次系统纠偏。
与此同时，军队整顿也在展开。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人推动军队解决“肿、散、骄、奢、懒”等问题，要求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正常秩序。炮兵机关的平反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进的，局面一度出现好转。
但变化来得很快。1975年9月，王平调离炮兵，张池明接任炮兵政委。到了年底，政治风向转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此前已经启动的平反工作随之出现反复。
有人把王平主持平反说成“翻案风的风源”，还指责他的讲话未经党委集体讨论，只代表个人意见。更严重的是，炮兵机关重新下发通知，宣布此前有关平反工作的文件作废。王平任内几个月的工作，几乎被整体否定。
欧阳毅等曾参与平反工作的干部，也再次受到牵连。王平本人虽然已经调离炮兵，却没有因此摆脱影响。炮兵机关继续整理材料，向“四人帮”方面揭发他的所谓问题，并把有关材料转给武汉军区，希望军区对王平作出处理。
这一步没有达到目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王平是长期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军区没有接受这份材料，而是原封退回。退回材料并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却至少挡住了进一步扩大打击的一个环节。
在那段时间里，王平仍被炮兵机关点名批判。值得一提的是，军队内部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做法，许多干部清楚，平反工作本身是依据事实展开的，不能因为政治口号变化，就把已经查清的问题重新颠倒。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军队和各部门开始清理此前的错误做法。原先主持炮兵工作的政委被撤职，相关材料也重新进入复查范围。经过核查，炮兵委员会承认，对王平的批判、诬陷和点名攻击均属错误。
信中明确表示：“对王平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同时承认，炮兵机关某些人曾紧密配合“四人帮”搞另一套，对王平进行诬陷，并表示“向王平同志道歉，肃清影响”。
一封致歉信，无法抹去多年造成的伤害，却说明问题已经严重到不能再用内部谈话敷衍过去。若没有武汉军区顶住压力，王平很可能再次被迫靠边站。1977年这次公开承认错误，正是对那场反复和失实批判的一次正式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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