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白桦林，最后一批知青离开，有人把一本日记埋在了树下|北大荒|日记|林子|白桦树|知青点

1977年10月，北大荒白桦林边的知青点，就剩我一个人没走。那天早上，窗户上结了一层白霜，我把一本蓝皮日记，塞进了最大的那棵白桦树底下。

我是最后一批返城的。

其实那批知青点，原本有二十多号人。北京来的、上海来的、天津来的，啥地方都有。刚来的时候，一个个脸嫩得能掐出水，看见耗子都能叫半天。后来冬天天太冷，北大荒的雪能没过膝盖，烧炕、吃高粱米、挑水时井沿上那层薄冰，慢慢也就习惯了。

那本日记，是我插队第三年买的。蓝皮硬壳，巴掌大小，纸页发黄。没写啥大事，就记些日常的零碎。每天睡前写几行，有时多，有时就一句“今天太累，不想动”。

1974年4月15日，晴。今天开春，老连长教我们翻地。我手心磨出三个泡，晚上偷偷哭了一鼻子，不敢让人听见。

1974年冬天，记了一件事。村里老王头家媳妇难产，半夜知青点几个男知青轮流背着人往公社卫生院跑。雪太深，脚陷进去拔不出来，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了铺在地上，让女人躺过去。孩子最后保住了，取名“雪生”。那孩子现在也该五十多了。

1975年秋收，连队搞劳动竞赛。我们女知青一组，割豆子比赛。我那时候年轻，不服输，一天割了八垄，晚上腰直不起来，是隔壁屋的秀芬给我揉了半宿。秀芬是上海人，说话软糯，干活却狠。后来她先返城了，走之前塞给我一块手帕，上面绣着两只鸭子。她说，等她回了上海，让我一定要写信。我写了，可她那边搬了家，信又退回来了。

日记里还夹着一片白桦树皮。1976年秋天，我跟几个知青去林子里砍柴，看见一棵白桦树被雷劈了一半，皮翻出来，露着白白的芯子。我抠了一小块，拿回宿舍当书签用。那树皮薄得像纸，上面有浅浅的眼儿，像是谁拿针扎的。

为啥要把日记埋了呢？

返城那天，我心里乱得很。一方面想家，想我爸我妈，想城里的电灯和柏油马路；另一方面，又觉得这八年不能就这么带走。带走吧，怕回到城里看了难受；扔了吧，又舍不得。想来想去，就挖了个坑，把日记和那块手帕、那片桦树皮，一块包进一个铁盒子里，埋在了白桦树下。

我在树前站了很久。风一吹，白桦叶子哗啦哗啦响，像在跟我说话。我没哭，就是嗓子眼发紧。

回城以后，我进了纺织厂。后来嫁人、生子、下岗、再就业，日子像水一样流过去。我没跟家里人提过那本日记，不是不想提，是不知道怎么提。有时候半夜睡不着，会突然想起北大荒的月亮，特别亮，亮得能照见人影。

2017年，我六十三岁。儿子开车带我跟老伴回老家转了一圈，又顺便去了趟北大荒。一路上我都没怎么说话，心里既怕那地方变太多，又怕它一点没变。知青点早没了，原来的土坯房塌成了土堆，只剩几棵白桦树还在那儿站着。

我凭着记忆，找到当年那棵最大的白桦树。树粗了不少，皮还是那种白，带着黑道道。我用随身带的小铲子，在树根旁边挖。挖了大概一尺深，铲子碰到了一个硬东西。

铁盒子锈得不成样子，一掰就开了。

里面最上面是那块手帕，鸭子已经泛黄，线头也松了。桦树皮还在，只是更脆，轻轻一碰就裂。日记本的蓝皮褪成了灰蓝色，纸页有点潮，字倒是还能看清楚。

我坐在树根上，一页一页翻。翻到我二十三岁那年写的一句话：

“今天返城，我把八年埋在这里。等哪天老了，再回来挖。”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老伴在边上问我想啥呢，我说没啥，就是风太大，迷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