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25日，兴安屯垦区四方台附近，东北军炮兵第三团第三连连长宁文龙带队巡查时，遇到四名形迹可疑的外来人员。搜查之后，士兵发现他们携带军用地图、笔记、报告和武器，身份很快浮出水面：这不是普通商旅，而是为日本搜集情报的间谍小组。
消息送到团部，副团长董平舆立即向团长关玉衡请示。关玉衡当时正在基层检查屯垦事务，听闻情况后马上赶回。这个案件看似发生在荒僻地区，实际牵涉东北军布防、边疆地理和中日关系，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给日本方面留下借口。
四名被捕者身份复杂。两人是日本人，一名俄国人，另一名是蒙古人。日籍人员中，中村震太郎是小组负责人，井杉延太郎负责协助。他们表面上借着采木公司活动，暗中却深入兴安地区，摸清东北军屯垦部署。
搜出的物品，远比普通间谍携带的东西齐全。三份地图分别为日文军用地图、中文军用地图和俄文地图，比例达到十万分之一。地图上标注着道路、驻地和地形，显然不是为了赶路使用。
两本笔记本也很关键。一本记录个人行程和日本方面派遣任务，另一本则写下他们到过哈尔滨、齐齐哈尔以及采木公司等地的情况。几份报告中，有沿途见闻，也有当地会议记录，内容涉及蒙旗、县域和屯垦区的实际情形。
更令东北军警觉的是三册表格。其中一册详细记载屯垦官兵数量、驻扎地点、粮草、营房以及枪炮口径；另外两册则涉及人口、矿藏、物产、风俗和民情。日本情报机关并非只盯着军队，他们对土地、资源和社会结构同样下功夫。
有意思的是，中村震太郎面对这些证据仍然拒不承认。他一会儿自称日本陆军军官，一会儿又改口说不懂中文，还拿出一张写有“东京黎明学会会员”的名片，企图把自己伪装成普通人员。
关玉衡懂日语，没有被这套说辞牵着走。他转而审问井杉延太郎，后者很快交代，两名日本人确实有军人背景，俄国人负责翻译俄文资料，蒙古人则承担联络任务。至此，四人分工基本清楚。
案情摆在面前，军官们却没有立即决定如何处置。有人主张秘密枪决，免得事情扩大；也有人认为秘密杀人迟早会被日本方面抓住把柄，倒不如先释放，再设法解决。关玉衡提出公开审讯，留下口供和证据，以免日后陷入被动。
讨论尚未结束，中村震太郎又在审讯中对士兵动手。关玉衡当场喝道：“捆起来，打！再不招，就毙了他！”中村不懂这句东北口音，却看懂了关玉衡拔出的战刀，态度顿时收敛。随后口供录下，但在画押时再次冲突，被士兵打昏。
公开审讯已经无法继续。关玉衡只得命宁文龙、王秉义将四人秘密处决，并把缴获的资料逐级上报。资料后来送到张学良方面，但东北军内部并没有得到明确公开指示。案件被压下去，日本方面却不肯就此罢休。
到了1931年8月，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九治郎借口寻找失踪人员，向东北当局施压。日本报纸随即制造舆论，先说中村等人携带鸦片，后又诬称他们是被东北军为抢夺鸦片而杀害，矛头直接指向关玉衡。
土肥原贤二也借机要求进入兴安地区“搜查”。关玉衡所属部队沿途设置岗哨，逐一查验证件，拒绝为其提供额外保护。土肥原贤二原想借机寻找尸体、收买当地人员，见戒备森严，只能悻悻返回。
日本方面随后反咬关玉衡“部队哗变”，东北当局为保全他，曾安排其离开东北。但关玉衡没有接受出走苏联的建议，而是秘密前往沈阳，拿着间谍证据与日本领事交涉。面对完整资料，林九治郎的强硬态度明显软了下来。
然而，案件已被日本军方当作扩大事态的工具。沈阳局势不断恶化，北大营附近冲突加剧。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随后进攻沈阳和长春。中村事件并不是日本侵略东北的根本原因，却成了日本人煽动舆论、寻找借口的一块踏脚石。
关玉衡后来化装离开沈阳，辗转来到北平。其弟弟被日军杀害，二妹夫死于狱中，母亲也因打击过重双目失明。他改名“国尔家”，继续参加抗日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关玉衡曾任黑龙江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1965年，他在北京病逝，终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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