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沪参加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让我再次想到了我的上海籍语文老师。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从农村到城里读高中。所谓的城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城市，而是一个被废弃的古县城——崞阳镇。
从我居住的乡村到这个小镇有五里路，要穿过铁路线，经过一个旧式车站和一个火车装卸货物的平台，旁边总是停着一列车皮，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要么戴着粗帆布制作的连肩帽，肩扛沉重的麻包，头歪着将其紧紧压在肩膀上，从车皮上把货物搬运到货运站台；要么就是挥舞着大铁锹，把煤台上大堆大堆的煤炭，扔向火车的运煤车厢。他们都是村里最有力气的劳力，每当从站台上走下来，沿着铁路线两侧的小路回家，肩上总是扛着大铁锹，连肩帽是他们特有的制服，防止让煤尘和杂物漏入衣领里。人们看见他们，总是以羡慕的目光反复打量，就像突然遇见了来自外星的宇航员一样，他们是力量、青春和崇高劳动的象征。
通过土崖之间一道大坡，就可以看见宽广的护城河、一座古代的石桥和高大的城墙。我的中学就在穿过城门之后的转弯处，据说这里曾经是古代县衙所在，一进门迎面还可以看到几座古代建筑，现在是老师们备课的地方。实际上，来到学校之后才发现，很多老师都带着“原罪”，有些出身于地主或资本家家庭，他们讲课都谨小慎微，说话的时候声音很低，走路的时候很少昂着头大步疾走。学校安排的课程较少，很多时间用于学工学农，接受劳动教育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语文老师，是一位身材瘦小的女老师，穿着一身发黑的旧衣服，同学们相传，她出身于上海的一个资本家家庭，曾是一家著名报纸的副总编辑，因为言论错误，被发配到这里的一处苗圃农场“劳改”，校长专门把她调来让她教书育人。消息灵通的同学说，她不会做饭和料理家务，每隔一个月都要把穿脏了的衣服打包，邮寄回上海，然后洗好后再寄来，还会寄来很多糕点和几箱罐头等食品。有一次，我去她的备课室兼寝室的一个小房间请教问题，她特别高兴，让我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她坐在床铺上，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交谈。
屋子里充满复杂的气味，光线黯淡，只有一扇小窗户，糊着报纸，我坐了一会儿才适应了这个小环境。现在我记不起当时说了什么，但有一点印象深刻，她的上海口音很重，尽管她努力向普通话靠拢，但仍需要我仔细辨别她所说的每一个词和句子的发音。实际上她也是这样，我操着本地方言，她反复问我，你重说一次，说得慢一点，我没有听清你的话。这种交流的效率很低，各自输出的信息密度小，表达每一个问题都要耗费两倍时间。她问我，你读过什么书？我照实回答，说了那个时代的农村所能看到的书籍，主要是描写革命主题的小说。我还说看过一些古代小说，比如说《聊斋志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还有一些没有封面的，纸页发黄，不知道是什么书。并告诉她，都是竖排版、繁体字的，很多字不认识，要不断查字典，遇到看不懂的，就请教村里的一个老先生，他是我本家的七大爷，也是我父亲的私塾老师。
她专心致志地听我说，然后低声说，这些书要看，有机会也要读一些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说着她用外语朗诵了一段话，我一点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说，我是用俄语给你读契诃夫的小说《草原》里的一段话，他的小说太好了，有几种中译本，翻译得很好，语言很优美，你要看看。她从紧挨着床铺的小书架底部，抽出一本书，是契诃夫小说中译本。她说，你要看《草原》，这是他最好的小说。她把这本书递给我，嘱咐我说，你一个人看，不要让别的同学知道。离开她的小房间，阳光十分刺眼，我眯着眼走出房门，回头看她，她站在门口，光明和黯淡之间，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一个瘦小的发暗的轮廓，夹在坚硬的门框之间，我仍能感受到她柔和的目光抚摸着我迈开的脚步。
这是我阅读的第一本外国书，契诃夫《草原》中的优雅抒情的语言和淡淡的情节，一个孩子跟着他的舅舅离开熟悉的家乡，带着好奇和忧伤，草原和孩子彼此向对方敞开和坦露自己。几乎没什么中心、没什么故事情节，少得可怜的几个人物，也几乎是无目的的散漫而自然的表达，都让我心生感动。我在课余时间坐在空阔的操场一角，背后是残留的城墙和墙上的树木野草，而我在偷偷阅读一本来自异邦的小说，一次又一次，有一段时间，我差不多能背诵其中的很多段落。但我知道，过些时候，这本书将归还给我的语文老师，这将是一次充满感伤、依依不舍的离别。
原标题：《张锐锋：与一本书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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