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在中华帝国漫长的笞杖史上，有一个问题其实很早就出现了：人的皮肉之苦，究竟值多少钱？
到了明清时代，我们会在公案小说、司法档案和民间笔记中不断看到这样的场景：犯人要挨板子，便赶紧托人送银子、送“礼”；银子送到了衙役手里，板子便可能打得轻一些。于是，原本属于国家刑罚的身体痛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竟然有了价格。
但是，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两千年，就会发现，“拿钱换板子”并不完全是后世衙门里的灰色交易。早在汉朝初年，它甚至曾经堂堂正正地写在法律里面。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中有一条非常有意思的规定：“吏、民有罪当笞，谒罚金一两以当笞者，许之。”意思并不复杂：官吏或者百姓犯罪，按照法律本来应该受到笞刑，如果本人提出请求，愿意缴纳罚金一两来代替这顿笞打，法律允许。
“许之”两个字尤其值得注意。这不是负责行刑的吏役偷偷收钱，也不是犯人走后门找关系，更不是官府临时开恩，而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一种刑罚转换方式。该挨的笞，可以不挨；该受的皮肉之苦，可以折算成一两罚金。换句话说，至少在汉初的法律世界里，人的身体已经具有了某种可以被国家计算、衡量和兑换的意义。
当然，汉初的“罚金以当笞”，绝不能与明清时代贿赂皂隶、买通行刑者混为一谈。一个是法律明文允许，一个是执行环节可能产生的权力寻租。但是，从“杖政史”的长时段来看，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一条非常值得追踪的线索：只要国家选择用击打身体的方式实施惩罚，就必然会出现一个问题——这种身体痛苦能不能被转换？
汉初法律给出的回答是：可以。
更有意思的是，笞刑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孤零零的刑罚。它可以与其他刑罚发生转换，也可以作为某些较重犯罪在特定条件下的替代处罚。《二年律令·具律》还有规定：“其有赎罪以下，笞百。”对于某些依法可以适用赎罪以及其他特定情形的人，法律规定可以笞一百。这里的笞，已经具有明显的替代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秦汉法律制度的研究也指出，《二年律令》中笞与赎、耐、城旦舂等刑罚之间存在相当复杂的转换关系。
这也提醒我们，不能简单拿唐以后“笞、杖、徒、流、死”的五刑体系去套秦汉。
秦代时间很短，留下来的完整法律材料又有限，但睡虎地秦简已经可以证明，笞罚在秦的国家治理中确实存在，并且已经被用于行政考课和处罚。到了汉初，《二年律令》保存的材料更加丰富，笞刑如何适用、如何替换、如何与罚金发生关系，也就看得更加清楚。因此，与其机械地争论“秦代笞刑究竟是不是后世意义上的正刑”，不如从杖政史角度观察一个更实际的问题：至少从秦汉之际开始，国家已经把击打人的身体纳入了制度化治理。
而一旦进入制度，板子就必须有规矩。它不只是规定“打不打”，还要规定“为什么打”、“打谁”、“怎么替代”，甚至还要规定“打死了怎么办”。
《二年律令·贼律》中就有一条很耐人寻味的规定：“诸吏以县官事笞城旦舂、鬼薪白粲，以辜死，令赎死。”也就是说，官吏因为公务笞打正在服劳役刑的城旦舂、鬼薪白粲，如果造成受刑人在法定责任期限内死亡，行笞的官吏要承担“赎死”的法律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者对此条的解释，也是将其置于约束基层官吏殴笞刑徒的制度背景下考察。
这条材料尤其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在当时人的实际经验中，笞从来不是什么象征性的“小惩大诫”。打得重了，是会死人的。
于是便出现了中国笞杖制度一个延续两千年的基本矛盾：法律可以把笞规定为较轻的刑罚，人的身体却不会因为法律说它“轻”，就真的觉得它轻。
几十下、上百下落在身上，究竟是疼痛、伤残还是死亡，不只是由法律规定的数字决定，还取决于刑具、部位、力道、执行者以及受刑人的身体状况。后来历代不断出现有关行刑轻重、受杖伤亡、违法拷打的规定，其制度上的远源，在秦汉时期已经隐约可见。
所以，“罚金一两以当笞”看起来只是一条不起眼的汉律，背后却藏着一个很大的历史问题。
国家既然可以把身体当作处罚对象，也就会进一步计算这种身体痛苦；既然可以计算，就可能出现折算；既然可以折算，就会逐渐形成刑罚、身份、财富之间复杂的关系。
有钱，可以依法交一两罚金免去笞刑；没有钱，便只能用皮肉来偿还。
这样看来，两千多年前的一两金与一顿笞之间，已经出现了一架看不见的天平。
中国历史上“板子值多少钱”的故事，也许正可以从这里讲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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