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面军二号人物的性格多火爆？一怒就打骂，参谋长、军长领教过|参谋长|红四方面军|陈昌浩

1967年7月30日，北京某处，一位61岁的老人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他曾是红军最大方面军的政治委员，手握八万兵马，地位仅次于张国焘，排名甚至在总指挥徐向前之前。然而离世时，身边没有战友，没有荣誉，没有追悼。他叫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总政委，一个在战火中崛起、在脾气中沉浮的复杂人物。

空降的政委，俯视的姿态

1906年，陈昌浩生于湖北汉阳。早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是当时中共党内留苏派的核心成员，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总指挥是徐向前，政委就是陈昌浩。两人的起点截然不同——徐向前是从副师长一路打出来的，一仗一仗攒下的资历；而陈昌浩从苏联回来直接空降政委，一步到位。

这种空降带来的不仅是职务，更是一种俯视的姿态。陈昌浩从一开始就以政治正确的代言人身份进入红四方面军，代表着当时共产国际和王明路线对基层红军的直接渗透。方面军成立初期，战绩确实亮眼——1932年初的商城潢川战役、3月的苏家埠战役歼敌三万余人。但问题也在这一时期埋下：留苏背景给了他超出能力的权力，而权力如果没有经验来驾驭，就很容易变成脾气。

骑马冲楼：参谋长也照抽不误

1933年，四川通江文庙。一匹高头大马正踩着木楼梯往二楼冲，楼梯板发出嘎吱嘎吱的断裂声。骑在马背上的年轻人面色铁青，手里的马鞭攥得咯吱作响——而在楼上瑟瑟发抖等着挨揍的，竟然是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倪志亮。

这事儿的起因荒诞得很。倪志亮在红四方面军本就是个出了名的“火药桶”，骂人是常态，警卫员犯点错，他真敢拔枪往人脚底下开火。那天他接起电话，对方语气也冲，他习惯性地就是一顿国骂。他哪里知道，电话那头正是陈昌浩。

陈昌浩是什么人？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的主。他二话没说摔了电话，带着卫队风驰电掣冲进指挥部。倪志亮这位让普通战士绕道走的“煞星”，此刻连躲都不敢躲，硬生生挨了陈昌浩一顿马鞭。后来还是隔院的张国焘被惊动赶来，才将陈昌浩止住。

这一幕特别生动——一位政委骑马冲上二楼，只为了抽参谋长一顿鞭子。它直接揭了红四方面军早期的底：这里不讲究温文尔雅，讲究的是绝对服从。陈昌浩能压住倪志亮这种骄兵悍将，靠的不是“政委”的帽子，而是比狠拼出来的硬气。

“你是日本特务”——参谋主任被关进班房

如果说抽倪志亮是脾气失控，那对舒玉章的处理就更加严重了。

1933年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发起营山、渠县战役。打完仗后，指挥部参谋主任舒玉章觉得红军和人家谈过互不侵犯协定，“不该打”；陈昌浩则强调缴了那么多枪、取得那么大胜利，“打不对吗”？两人争吵起来。没吵几句，陈昌浩一下就“炸”了——拍着桌子吼道：“你是个日本特务，在这里搞煽动，反对政治委员，来人，给我把他捆起来！”

徐向前怎么劝都不听，舒玉章硬是被关进了班房。徐向前后来说：“我对陈氏说‘我没有参谋主任不行’。要了几次人，他都不理。”后来，舒玉章以“反革命罪名”被杀害。徐帅评价舒玉章“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令人惋惜”。

群像：一个火爆将领扎堆的群体

陈昌浩并非孤例。在张国焘领导时期，红四方面军内部滋生了较为严重的军阀作风，不少干部都有打骂战士的陋习。王树声、倪志亮、余天云、何畏等将领都以脾气火爆著称。

余天云作为红31军军长，作战勇猛，但个人英雄主义严重，与多数人关系紧张。有一次行军途中，一个挑夫不小心挡住他的路，导致他的马受惊将他摔下。暴怒的余天云不仅对挑夫拳打脚踢，还开枪将其打成重伤，甚至残忍地枪杀了号兵。何畏同样性格刚烈，曾担任其作战科长的周希汉回忆说，何畏简直像个疯子，曾对他连开五枪泄愤。

正如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所评价的：陈昌浩“很能干，有才气，但年青火旺，盛气凌人”。这个评价，放在当时红四方面军不少将领身上，都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