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江西宁都，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等人，率部举行起义。参加起义的官兵约1.7万人，携带枪械两万余件。对于当时兵力、装备都十分紧张的中央苏区而言，这不是普通的部队投奔，而是一次改变红军力量格局的大事件。
第26路军的底子并不差。它原属西北军系统，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收编，名义上归入中央军序列，实际上始终被当作“杂牌”。1931年以后，这支部队被调往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作战，既不熟悉当地环境，又长期缺粮少药，官兵伤病不断。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许多西北军官兵强烈要求北上抗日。第26路军曾未经批准向北移动，却被蒋介石方面拦截，并以停发军饷相威胁，迫使部队返回宁都。兵无斗志，将领之间也逐渐意识到，继续替南京方面进攻红军，既难以取胜，也看不到出路。
这时，赵博生等人开始秘密酝酿行动。赵博生是中共地下党员，董振堂、季振同和黄中岳等将领，则有着强烈的西北军背景。几个人的经历不同，判断却慢慢靠拢：与其在内战中被消耗，不如把部队带到真正抗击旧军阀和反动势力的道路上。
起义之后，部队被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下辖红十三军、红十四军和红十五军，原有建制没有被彻底打散。这种安排很有现实考虑。1.7万名官兵刚刚转变立场，若立即大规模拆分，容易造成指挥混乱，也不利于稳定军心。
红五军团的战斗力，很快在作战中得到检验。赵博生于1933年1月8日在江西南城附近长员店战斗中牺牲，年仅36岁。他率部牵制数倍于己的敌军，为红军主力实施伏击争取了时间。起义仅一年多，最重要的军事骨干便倒在了战场上。
季振同和黄中岳的结局，则带有更深的悲剧色彩。起义后，苏区内部对原国民党军官始终存在戒心，外界又不断有人试图拉拢他们。季振同曾收到旧部和旧关系送来的信件，通常都会主动向组织报告，甚至当面拆阅，并没有证据证明他策划叛变。
1932年，赣州战事失利后，季振同一度提出到苏联学习。他向萧劲光解释，自己既有畏难情绪，也希望通过学习摆脱“旧军阀出身”的阴影。这个请求经过报告后曾获同意，事情却在随后发生变化。
保卫机关侦办案件时，有人把红十五军使用的同兴旅社说成秘密联络地点，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因此被牵连，形成所谓“季、黄谋叛案”。毛泽东审阅判决时认为疑点太多，指出二人是宁都起义的重要领导者，即使有过失，也不应轻率处死。后来判决改为监禁。
遗憾的是，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季振同、黄中岳仍在瑞金叶坪被杀害。萧劲光多年后回忆，凭借自己与季振同的接触，没有发现他主动进行秘密反水活动。毛泽东到延安后也曾多次表示，杀掉季、黄是不应该的。这两位干部若能活下来，红五军团的指挥层面或许会是另一番面貌。
董振堂承担了更长时间的重任。季振同离开后，他成为红五军团重要领导者。长征期间，红五军团多次担任后卫。国民党军追击红军时，往往避开主力，专门攻击队尾，担任后卫意味着行军最慢、接敌最多、伤亡也最重。
有一次，部队催促后卫赶快跟进，董振堂只回了一句：“中央机关没有过去，五军团不能走。”这类话未必是完整史料中的原话，却准确反映了红五军团的任务性质：不是争功，而是用自己的伤亡掩护中央机关和大部队脱险。
1935年懋功会师后，红五军团编入左路军。张国焘坚持南下后，部队被带往川康边地，后来又编入西路军。1937年1月，董振堂在甘肃高台作战中牺牲。西路军失败有复杂的战略、兵力和后勤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名将领的个人选择，但董振堂忠实执行命令、坚持守土作战，确实错过了突围机会。
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授予大将的条件并不只看某一场战役的贡献，还要综合革命资历、长期职务、建军和战争时期的领导岗位，以及当时仍在世的实际影响力。红五军团的几位核心人物中，赵博生战死，季振同和黄中岳被错杀，董振堂又牺牲于西路军。能够一路走到授衔年代的高级干部，已经没有了。
所以，红五军团没有产生开国大将，并不是这支部队地位不高，更不是官兵战功不足。它在中央红军最困难的阶段承担了最危险的任务，却因主要将领过早牺牲或蒙冤离世，失去了继续积累资历和职务的机会。军衔名单留下的是结果，宁都起义真正改变的，却是中央红军此后能够坚持下去的力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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