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苏区，陈毅正在医院养伤。外面的部队已经开始集结，担架、马匹和文件不断向指定地点转移。周恩来抽空赶来，带来的不是探病消息，而是一项关系生死的安排：中央机关即将出动，陈毅因腿伤无法远行，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周恩来没有绕弯子，直接告诉他，中央决定由项英、陈毅等人留下，组成中共中央分局，继续领导中央苏区的武装斗争。陈毅听完，只回答了一句：“没有意见。”
这句话看似平静，分量却很重。参加长征，意味着离开被敌军重重包围的中央苏区；留下来，则意味着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清剿。伤势严重的高级干部被留在后方，身边又缺少正规部队支援，谁都明白，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留守”。
陈毅并未停留在医院里等待命令。很快，他忍着伤痛，躺在担架上赶到中革军委驻地，想把情况问清楚。博古见到他后，先表示慰问，又解释中央的考虑：“本来想把你抬走，但你在江西工作多年，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都熟悉，留下来更能开展工作。”
这番话点出了关键。陈毅长期在江西从事革命工作，担任过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对地方党组织、红军部队和群众关系都比较熟悉。项英虽然担任重要职务，但到中央苏区的时间较晚，实际主持地方游击战争的经验相对不足。
当然，事情并不只是因为一条伤腿。陈毅此前对一些军事指导上的做法持有不同意见，在党内斗争中也受到过排挤。长征出发时，他没有被列入转移队伍，既有身体原因，也有组织安排和复杂背景。对这一点，陈毅心里不会没有判断，但他没有把个人得失摆在任务之前。
当时，留给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约有1.6万人，另有大批伤病员无法转移。中央分局肩上的任务，是掩护主力撤离，牵制敌军，保护苏区留下的革命力量，并在敌军占领后转入游击战争，寻找重新发展的机会。
纸面上的任务已经艰巨，实际处境更为凶险。主力撤走后，敌军很快加强封锁，苏区原有的交通、粮食和情报网络受到破坏。部队不能集中行动，机关不能固定驻扎，伤员也难以安置。今天还在山里，明天就可能遭到包围，命令常常要靠交通员冒险传递。
有人私下议论，认为把负伤的高级干部留下，恐怕“九死一生”。陈毅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在他看来，革命队伍不能只在顺境中讲服从，越是困难，越需要有人留下来维系组织。只要苏区的火种没有彻底熄灭，主力将来就还有重新联络和发展的可能。
转入游击战后，陈毅和项英不断变换驻地，在赣南、粤北一带穿行。部队被打散过，粮食断绝过，联络中断过，敌军也多次根据踪迹展开围剿。陈毅的伤势尚未完全恢复，却要处理部队转移、干部团结、群众掩护等事务，很多时候只能在简陋山洞或密林中部署行动。
1936年冬，陈毅在梅岭一带被敌军围困，前后达20天。山路被封，搜索逐步逼近，突围希望十分渺茫。就在这样的处境下，他写下《梅岭三章》，其中“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一句，并非书斋里的豪言，而是困境中对生死的直接回答。
梅岭突围后，南方游击队仍在艰难坚持。陈毅没有把这段斗争看成中央红军长征的附属插曲，而是把它当作另一种形式的战略行动：主力远征在外，留下的部队便承担保存组织、牵制敌人和等待转机的责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改编，原先分散在山岭中的队伍重新汇聚，成为新四军的重要基础。陈毅当年作出的“留下”决定，也由此连接起中央苏区突围、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新四军组建之间的一段关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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