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2000年4月23日王春所失踪。

案件送到刑侦支队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天，派出所查不出头绪就移交上来，刑侦支队民J查看案卷时皱着眉头，建材生意的老板连人带车一起消失了，店不乱、钱不缺、账本还在，这不是跑路的路数。

刑J查看了监控，2000年的昆明街头很少有监控，只有几个主要的路口有，镜头对着主干道，模拟信号，画质模糊，看不清车牌，王春所那辆白色的桑塔纳出了店门口那段路后再没有被任何镜头拍到过。

查了收费站，有纸质的记录，那天下午四点左右出城往西郊方向走的，那辆桑塔纳，之后没有再回来。

查了通话记录，王春所手机最后一条通话是当天下午两点左右打给一个工地包工头的，之后没有再打过电话，手机关机。

刑J又跑到王春的店里，店里的人员说，老板那天走的时候和平时没什么两样，穿旧夹克，开车是自己的，去工地看看，店员说：“老板走时还回头说了句‘晚上不回来’，”只此一句。

刑J问：他有没有说过最近有人找过他，或者提到要见谁？

店员摇头说没有，老板话不多，只有在生意方面才会多说几句。

刑J又去了一趟王春所家，他老婆哭得眼睛肿着，把王春所的账本拿给刑J看：同志你看，他的账本全在这儿，他走的时候账本没带，他要是自己想走的话不会不带账本。

刑J翻了翻账本，账记的非常详细，每一笔都有日期、金额和备注，最后一笔是4月23日中午记的一笔进账，金额为三百二十元，备注为瓷砖，李老板。

刑J把账本合上，说：“账本你先收着，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

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那本账本一眼，心里想，把账本看得比命还重的人，不会自己消失的，此人有八成的可能性出了事。

一个人，开着车，出了城，再也没有回来，车子没找到，人没有被找到，手机关机了。

刑J将案卷合上，说先把手机号进行布控，他一开机我们就能知道他在哪里。

2000年手机定位技术刚刚开始，移动通信基站可以把手机信号锁定在基站覆盖的范围之内，一个基站负责几公里内的信号，再细，就无法定位了，关机之后，手机不会对基站作出反应，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等他开机。

刑J将王春的手机号码报给电信部门进行布控，布控的意思是，只要这个号码一开机、一通话，电信就会通知J方，根据基站能查出手机在哪一片区域。

布控做好了。然后，是等。

一天，两天，半个月，一个月，手机一直没开机，值班室布控单被压在玻璃板下面，偶尔有民J整理桌面的时候翻出来看一下又放回去，时间久了谁也不把它当回事了，只有布控单上这个号码，孤零零地躺在纸上等待它的响起的一天。

刑J队的案头上堆积着许多案件，失踪案不是最重要的，布控在那里挂着，不需要人守着，有动静就会响，但大家都明白：一个连手机都没开的失踪者，多半凶多吉少。

案卷在柜子里，放了一个多月。

52天，2000年6月14日午后时分。

刑J支队值班室的电话响了。

电信部门来电告知，你们布控的那个号码开机了，昆明市区，刚打了三分钟的电话，然后又关了。

值班民J腾地站起来，他问定位在哪里？

电信那边说：还在分析基站数据，初步判断是西山区一带。

那三分钟通话录音电信部门录了，监听耳机中传出来的不是他预期中的那些，没有接头、暗语，也没有商量事情，耳机里全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

一个男人说，老板我有一部摩托罗拉翻盖手机，九成新，你看能卖多少钱？

另一个声音：翻盖的，能卖个好价，你拿过来我看看货。

男人，三百五，行不行？

另一个声音，看过货再说，你来店里。

男人：行。我一会儿到。

电话断开了，三分钟完成一笔买卖，普通的典当生意。

但是布控的号码在这通电话中，亮了52天以来的第一次。

值班民J挂断电话，拿起帽子就往外走，他边走边喊，有情况了，布控的号码开机了。

三分钟通话，时间窗已关闭，但是基站留下了痕迹，民J到电信部门获取基站数据，定位的结果就是西山区一条街，那一片是商铺集中地，再细分就分不开了。

民J把那片地图铺开看，商铺聚集区，店铺、当铺、手机店、修理铺等一应俱全，他们一家家开始检查。

排查属于笨方法，也是最稳妥的方法，民J穿上便衣装作买东西的人，一店一店的进去，当铺问：收不收手机？手机店问有没有翻盖的摩托罗拉？修理铺问修不修手机？转了一圈也没头绪。

排查到第三天的时候，有人发现了一个信号源。

一家典当行。

那家典当行，就在街角，门面不大，橱窗里放着几件旧家电、几块手表，玻璃上贴了两个字“典当”，门口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营业时间，民J进的时候柜台后面站着一个人，三十多岁，瘦，脸色发黄，穿着一件旧衬衫，袖口卷起，他正低头看账本时进来的人抬头询问：典当吗？

民J说：看看，你们这里，收手机吗？

那人说：收。什么手机？

民J说：摩托罗拉的，翻盖式的，九成新。

那人说，翻盖的能卖个好价，你带了吗？

民J说：没带。改天。

那人说：行。改天来。

民J从典当行出来，在街对面站了一会，他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就是这家，信号源就是这家店。

当天下午，抓捕组就到达典当行门口，带队的民J先进入典当行，其他人在典当行前后门把守。

民J进去时候，柜台后面的人，正在低头看账本时，忽然发现穿着制服的人进来，脸上出现一丝怔愣，然后马上堆起笑容问：同志来办什么事？

民J说：你，跟我们走一趟。

那人说：同志，我做生意的，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民J没有多说什么，他们搜查了柜台和后面的仓库，从柜台下面的一个抽屉中找到一部手机，黑色的、摩托罗拉牌翻盖式的，九成新的。

民J把手机拿起，按了一下，屏幕亮了。

号码，正是王春所的。

柴国利，男，黑龙江佳木斯人，26岁，典当行是他一个老乡开的，在这里帮他看店，姘头名叫张卫华，在店里，民J把张卫华也带走了。

柴国利说：这手机，是我捡的。

民J说：捡的？在哪捡的？

柴国利说，记不得哪条街，捡了，想卖出去换点钱。

民J把手机装进证物袋，他没有再问了，想着先回去查清楚这个手机是怎么到这个人手里的。

那天晚上刑侦支队的灯亮到很晚。

办案的民J将这些连成一条线，线的一端是一个手机，另一头是失踪的人，他们画了又画这条线，在纸上只留下两个问号：手机怎么到了他手里？他又是谁呢？

他们查了柴国利的底。柴国利，男，黑龙江佳木斯人，26岁，在昆明无固定职业、无暂住证、无正当营生。他经常去的地方是几个老乡开的店铺。典当行的老板姓郑，也是佳木斯人。民J问郑老板：柴国利什么时候来你这儿的？郑老板说：来了几个月了，民J问：他平时和谁来往？郑老板说，他认识的人很多，都是同乡，我不清楚。

民J又问张卫华，张卫华也是佳木斯人，二十多岁，跟柴国利姘着，她说的和柴国利一样，手机是他捡的，想卖掉换钱。

民J问：在哪里捡到的？什么时候捡到的？

张卫华说不知道，他说是街上捡的，我相信他。

两人说法一致，但是民J心里明白，越是口径一致越是事先商量好的，一个捡来的手机为什么关机52天？一个捡到手机的人为什么会恰好在手机开机的三分钟内人在典当行？

除非那部手机一直都在他手里，关机是为了躲避，开机是为了出售。

那么王春所呢？他的手机是怎么到了柴国利手里的？他的人又在哪儿？

办案民J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想，正想着，一个年轻的J察开口了：你们说王春所会不会已经死了？

审讯室里，安静了一下。

老民J说：别瞎说。没有证据。

但他心里也这么想。

他们不知道，这条线会带出多大的事情。

他们不知道，这部手机牵着一个团伙，也牵着两年前的一桩冤案，两年以前有个J察叫杜培武，由于这起案件被判处死刑，后又被改判为死缓，至今仍在服刑。

他们知道这个案件有眉目了。

柴国利被带进审讯室时，已经到晚上九点。

审讯室里一盏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写着八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柴国利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盯着桌面，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还是那句：

那部手机，是我捡的。

办案民J望着他，没说话，他想这个人不简单，他背后还站着别人。

他想着，得好好跟他聊聊。

那天夜里审讯室的门关了一夜，走廊里偶尔可以听到里面传来的水杯碰桌子的声音，守夜的民J换了两次班，天快亮的时候，门就开了，走出审讯的J官脸上没有疲倦，眼睛里有什么在闪着光。

那一夜柴国利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一句话不说，他就像一座冰山一样，露出水面的部分只是一角，水面之下还压着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