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姨的院子

三姨住在城郊，一个快被城市遗忘的地方。车开不进去，我下了公交还得走二十分钟，穿过一片拆了一半的城中村，路过几家收废品的铺子，再拐进一条窄得只能过人的巷子。

巷子尽头，就是三姨的院子。

门是虚掩的。我推开时，铁门发出很响的一声“吱呀”，像在咳嗽。

“三姨——”

没人应。

院子不大，扫得倒是干净。石榴树底下落了一层黄叶，也没有人踩过的痕迹。只有墙角晾着两件洗得发白的衣裳，干透了，被风吹得轻轻晃。

我走进去，堂屋的光线一下子暗下来。一股老人身上特有的味道扑过来，混着药膏和樟脑球的气息。三姨坐在那把旧藤椅里，脚边搁着一碗已经凉透的稀饭，米粒沉在碗底，凝成了一团。

“三姨。”

她慢慢抬起头，眼睛浑浊得像隔了一层毛玻璃。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颤巍巍地站起来：“是小川啊……你咋来了？”

“来看看您。”

她笑了，露出几颗稀疏的牙：“好，好。来得好。你坐，我给你倒水。”

她要去够桌上的暖水瓶，手抖得厉害。我连忙接过来：“我自己来。”

水倒出来，漂着几片陈年的水垢。她有些不好意思：“这水还是前天烧的，你甭喝那个，给你钱，你去巷口买瓶好的。”

她在身上摸了半天，从裤腰里抠出一个旧手帕包着的小卷，一层一层展开，里面是几张揉得皱巴巴的零钱。她抽出最大的一张，十块，塞给我。

“大热天的，跑这么远，买瓶冰水喝。”

我攥着那张钱，没动。

她又催我：“去啊。”

“我不渴，三姨。”

她把钱又往回推了推，最后叹了口气，重新包起来，塞回裤腰里。动作很慢，像在完成一件顶要紧的事。

我帮她热了稀饭，又把带来的水果洗了切好。她吃得很慢，嘴蠕动着，偶尔有米粒从嘴角漏出来。我递纸巾，她摆摆手，用袖口抹了一下。

“你妈还好吧？”她问。

“挺好的。”

“上月她来看我，说腰疼，这毛病得治，别拖。”她说着，颤巍巍地站起来，从柜子里摸出一小瓶药酒，“这个你给她带回去，我让隔壁老王头配的，管用。”

我接过来。药酒瓶子很小，却沉甸甸的。

“别老一个人待着，去广场上转转，跟人聊聊天。”我尽量把声音放轻松，“我看那边新开了个老年活动中心。”

三姨沉默了一会儿，手搭在膝盖上，慢慢地说：“去过。人家都笑话我。”

“笑话你什么？”

“笑话我……脏。”她低下头，盯着自己枯树枝一样的手，“说我身上有味儿。我洗了，真的洗了，可还是有。后来就不去了。一个人待着也挺好。”

她说“挺好”两个字的时候，脸上居然真的露出了一丝笑。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三姨是家里最漂亮的，会唱戏，会做一桌子好菜。每年过年，我们几个孩子都抢着去她家，因为她给压岁钱最多，笑起来声音像银铃。那时候她的院子不这样，院子里种满了花，一到夏天，红的粉的开成一片。

后来三姨夫走了，两个儿子一个去了南方，一个出了国。再后来，儿子们回来过一次，为了房子。大儿子要卖，小儿子要分，两个人站在院子里吵。三姨坐在门槛上，一声不吭地听。

第二天，大儿子走了，小儿子也走了。院子里只剩下三姨一个人。

从那以后，那扇铁门就很少再打开了。

我陪她坐了一个下午。她断断续续地说话，声音沙沙的，像秋风吹过干枯的树叶。说她上月摔了一跤，不敢跟人说，自己在地上躺了半个钟头才爬起来。说隔壁巷子老李头前几天死了，死了一天才被发现，怕得要命。说眼睛越来越不行了，看什么都是重影。

“小川啊，”她忽然叫了我一声，“你说人老了，是不是都这样？”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

她又自顾自地说：“我不怕死。就是怕……死在屋里没人知道，臭了，给人家添麻烦。”

我别过头去，假装看院子里的石榴树。

天快黑的时候，我起身要走。她非要送我，拄着根旧拖把改造的拐杖，一步一步挪到门口。

“下次来，别买水果了。”她说，“你能来，比什么都强。”

我点点头，转身走进那条窄巷。走了几步，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

三姨还站在门口，身子倚着门框，那件灰扑扑的旧衣裳几乎和门洞的阴影融在一起。她没有挥手，只是静静地望着我，像一棵被风吹斜了的老树。

我加快脚步，几乎是逃一样地走出巷子。到了马路上，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亮得刺眼。

我站在路边，站了很久。

然后掏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

“怎么了？见到你三姨了？她怎么样？”

“挺好的。她让我给你带瓶药酒回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哑，“周末咱俩一块去看看三姨吧。”

那天晚上，我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望着窗外来来往往的车流，脑子里一直是三姨站在门口的样子。车灯从她身上扫过，又很快地掠过，谁也不为谁停留。

我忽然想，我老了以后，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守着一个空院子，一扇虚掩的门，和一个永远凉透的碗。

到那时候，会有人来看我吗？

会有人知道，我曾用尽一生的力气，养大过两个孩子，把所有的花都种在了夏天吗？

车到站了。我站起来，忽然觉得那张十块钱还在口袋里，硌得心口生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