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北京西花厅，周恩来把陈小鲁叫到身边，谈的不是家事，而是他的去向。那一年，陈小鲁还在读书，却被安排到东北部队锻炼。临行前，周恩来叮嘱他：“到了部队，好好干，不要把去向告诉别人。”

这次谈话，改变了陈小鲁此后的人生轨迹。出身于将门，并不等于可以避开艰苦环境。恰恰相反，在那个特殊年代，家庭背景往往意味着更高要求，能不能经受住普通战士一样的生活，成为一道必须回答的考题。

陈小鲁到部队后，吃住训练都与战士相同。连队里难得的荤菜，不过是海蛎子炒鸡蛋，他没有挑剔；下田劳动时，手掌磨出血泡，也只是咬牙坚持。有位老干事发现他的手握锹处全是血泡，追问之下，他还想遮掩：“没事，还能干。”

衣服破了，就自己缝补。两年时间，他随身带来的100元只花掉16元，主要用于牙膏、肥皂。由于当时没有正式编制，连队没有领取他的津贴和口粮，团政治部得知情况后，才补发了困难补助，并重新给他发了一套军装。

这种经历并非偶然。陈毅对子女要求严格，很少允许孩子提出特殊要求。陈小鲁上初二时，学校想请父亲为运动会题词，他犹豫了很久也不敢开口。陈毅看出儿子的心思，主动问明缘由，随后说：“儿子的要求，只要合理，就应该办到。”

第二天，题词交到了陈小鲁手里。陈毅还特意告诉他，如果不满意，可以重新写。对一个平日里不敢轻易提要求的孩子来说，这件小事比一件礼物更有分量。父亲的严格，并不等于冷淡，许多时候，管教和疼爱只是表现方式不同。

陈小鲁在北京四中读书时，结识了粟裕的次子粟寒生，两家子女因此有了往来。将门之间的交往，并不是刻意安排出来的政治联姻，而是共同生活环境下逐渐形成的友情。孩子们一起读书、来往，长辈之间也因此更加熟悉。

陈毅的病情，却让这个家庭很快遭遇巨变。1971年，陈毅腹部出现异常，入院后原以为是急性阑尾炎，手术中才发现真正病因是靠近肝曲部位的结肠癌。原定的普通手术被迫临时调整，医生紧急补充器械、药品和血液，手术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要求医院调集力量抢救。陈毅一度能够进食，甚至吃下烧鸭，这让周恩来十分高兴。可是检查结果并不乐观，病变已经严重，并出现转移的可能。病房里的希望与现实交织在一起，医护人员只能尽力延长治疗时间。

1972年1月6日深夜23时55分，陈毅病逝。1月10日，八宝山礼堂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到场悼念，见到张茜时，他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周恩来主持追悼仪式，宣读悼词时几度哽咽。

陈毅去世后，张茜独自承担起照料家庭的责任。她身体本就不好，长期操劳又使病情加重。1974年春，张茜病重卧床，粟裕与夫人楚青多次前往探望。粟裕与陈毅既是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也是多年相知的朋友，两家人在困难时期相互照应，并非一句客套话。

有意思的是，粟裕的女儿粟惠宁与陈小鲁，正是在这样的家庭交往中逐渐产生感情。两人通信、接触，关系日益稳定。到了张茜病情恶化时，他们把决定结婚的消息告诉了母亲。

当时张茜因气管切开无法说话，只能用眼神和眨眼回应。她没有长篇叮嘱，也没有留下复杂仪式，只是在得知儿子的婚事有了着落后，终于露出认可的神情。对一个病重的母亲而言，孩子能够找到相互扶持的人，已经是极大的安慰。

同年，陈小鲁与粟惠宁成婚。陈毅、张茜都已不在，婚事由两家亲友共同操持。婚后，陈小鲁一度住进岳父粟裕的故居。两家人的关系，也从父辈的战友情谊，延续到了下一代的家庭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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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后来没有沿着父亲的道路进入显赫岗位。有人曾劝他换一份更重要的工作，他回答得很平静：“谢谢，我在这里挺好。”这种选择，与他早年形成的性格有关。他知道父亲的名声既能带来便利，也会形成压力，真正能站稳脚跟，仍要靠自己的判断和担当。

1991年，陈小鲁转业并进入商界，后来还从事国际战略研究等工作。对于家庭声望带来的帮助，他并不回避，但也不把它当成个人成就的全部。他曾表达过一个朴素看法：偶尔做成一两件事不难，持续把事情做好，靠的是做人。

2018年2月28日，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亚抢救无效去世，终年72岁。两家儿女的婚事，早已成为陈毅、粟裕两位老战友家庭关系中一段具体而真实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