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8日，中南海毛泽东的卧室里，医护人员围在病床旁。毛泽东病情危重，时而昏迷，时而短暂清醒。每次醒来，他都提出要看书或文件。当天，他先后清醒11次，也读了11次，累计阅读约2小时50分钟。下午4点37分，他读了7分钟后再次昏迷。次日凌晨，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细节。对毛泽东而言，书本并非闲暇时的消遣，而是思考问题、判断形势、处理事务的重要工具。即使到了生命末期，能够拿到书，仍意味着头脑尚在工作，仍在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读书并不具备优越条件。1913年至1918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常到湖南省立图书馆阅读。后来他回忆，自己曾坚持半年时间，每天前往图书馆，从清晨开始学习。

那段时间，他读亚当·斯密、达尔文、卢梭、斯宾塞，也读欧美各国的历史、地理、法律和文学。中国传统典籍同样没有被放下，从先秦诸子到二十四史，从唐诗宋词到近代思想家的著述，都在他的阅读范围之内。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把“博览”理解为看得多、记得多就算完成。读书必须同现实发生关系。湖南第一师范时期，他曾列出经、史、子、集等七十七种书目，认为有志于学问者不可不读。这种近乎严格的自我要求，后来一直保留着。

长征途中，阅读条件更为艰苦。红军缺粮少药，常常要翻雪山、过草地，还要躲避敌军追击。毛泽东有时躺在担架上看书，饿得难受时，便让身边人员炒些麦粒，一边吃，一边翻阅马列著作。

有人发现，行军轻装时，他可以少带生活用品，却舍不得丢掉书。书箱很重，搬运不便，可书中有他正在研究的问题，也有他随时需要查考的理论。对他来说，这些书并不是附属品，而是行军途中不可缺少的“思想装备”。

到了延安，毛泽东集中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曾对身边同志说，哲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自己在这方面掌握得还不够，需要下功夫补课。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延安采访时，曾遇到这样的情形：毛泽东得到几本哲学新书后，临时把谈话推迟，连续几晚专心阅读。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再紧迫的工作，也不能完全取代思考；而新的理论材料一旦出现，他又会立即抓住。

毛泽东读书有一个鲜明习惯：不动笔墨，往往不算真正读过。书页上常见横线、竖线、圈点、问号，也有写在页眉和空白处的批语。他不是被动接受作者的观点，而是在书页上不断追问、辨析和反驳。

青年时期研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他留下了大量批注。赞同处写“此话甚精”，不赞同处则写下“诚不然”。这种读法并不追求把书本供在高处，而是把阅读变成一场面对面的讨论。

延安时期，他阅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摘录了三千多字，还专门写信请作者核对，并提出自己的疑问。书读到这里，已经不只是积累知识，而是把别人的观点拆开、比较，再放进中国革命的实际环境中检验。

他读历史，也不是为了罗列朝代和人物。毛泽东反复阅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关注其中的政治得失、用人之道、战争胜败和社会变化。一本书换一个角度，往往就会读出不同的问题。

1958年3月，毛泽东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刚抵达便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等地方文献，随后又查阅都江堰和灌县的资料。了解一个地方，既要听现实情况，也要查历史根脉。这种“向书本调查”的方式，体现了他处理问题时的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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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菊香书屋的藏书逐渐增多，卧室、办公室、休息室甚至饭桌旁，都能找到正在阅读的书。外出开会或视察时，工作人员常要按书单准备材料。火车、轮船和飞机上，也常有他翻书、批阅的身影。

晚年，他尤其重视中国古代文史。读《红楼梦》，不只看文学结构，也考察其中的家族兴衰和社会关系；读史书，则从政治、军事、经济、组织和民族关系等角度反复推敲。一本书读几十年，并不意味着原地重复，而是随着阅历和问题变化，重新寻找答案。

1975年，毛泽东因白内障手术一度无法正常阅读，便让工作人员为他读书。视力稍有恢复，他又继续阅读。到了1976年9月8日，病床上的11次清醒和11次阅读，成为这套习惯的最后记录。

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前一天那短短7分钟的阅读，没有特殊仪式，也没有刻意安排，只是他一生生活方式的自然延续：书放在身边，醒来便读，直到再也无法睁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