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秋，陕西五丈原，诸葛亮病重之际，蜀汉大军面对司马懿坚守不出的魏军，真正棘手的并不是眼前的战事，而是主帅死后，谁能把这支军队完整带回成都。
诸葛亮很清楚，魏延能打，却未必肯退；杨仪能办事，却没有统领全军的威望。两个人一旦争起来，魏军只需顺势追击，蜀汉多年积攒的北伐家底就可能毁于一旦。
后世常说，诸葛亮临终前留下费祎这枚“暗桩”，专门收拾魏延、杨仪。这个说法很有戏剧性，却不能当作严格史实。费祎并非秘密特务，诸葛亮也没有留下“除掉二人”的明确遗诏。他真正留下的，是一套牵制人事、稳定军队的安排。
费祎之所以被信任，靠的不是神秘身份，而是处事能力。
此人早年便受到刘备集团重视。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把费祎与郭攸之、董允并列，称他们“良实，志虑忠纯”。这几句话并非泛泛夸奖，而是说明费祎属于可以参与宫中机要、替刘禅处理政务的人。
费祎最突出的本事，是能让彼此看不顺眼的人坐在一起说话。魏延性情刚烈，杨仪心高气傲，两人在军中长期不和，争吵几乎成了惯例。魏延仗着军功不肯低头，杨仪则以文书、军政才能压人一头，谁也不服谁。
有一次，魏延与杨仪争执，几乎拔刀相向。费祎赶忙挡在二人之间，说道：“军国大事未定，何苦先伤同僚？”这类调停未必能改变两人的性格，却能让冲突不至于当场失控。
孙权也曾看出蜀汉内部的隐患。费祎出使东吴时，孙权故意冷落蜀使，观察他的反应。费祎没有失态，反而以机智言辞应对，令孙权刮目相看。酒宴上，孙权直接议论魏延、杨仪，说诸葛亮死后两人恐怕会生变，费祎一时竟难以回答，还是董恢替他解围。
这段记载说明，魏延与杨仪的矛盾并非后来突然出现，而是早已被蜀汉高层和东吴使者看在眼里。诸葛亮若毫无防备，反倒不合情理。
魏延确实是蜀汉难得的将才。他在汉中经营多年，刘备曾破格任命他为汉中太守。诸葛亮北伐期间，魏延多次领兵取胜，阳溪之战击败费瑶、郭淮，第四次北伐时又在卤城一带击破魏军。说他是蜀汉第一猛将，并不夸张。
但魏延的问题同样明显。他敢打敢冲，常有奇谋，却不愿受人节制。诸葛亮没有采纳子午谷奇谋，不代表不重用魏延，而是担心一旦孤军深入，后勤和退路都无法保障。魏延的勇气是战场上的利器，也可能变成军队失控的根源。
杨仪则是另一种人才。他长于筹划、调度和粮运，诸葛亮每次出兵，军中营垒、粮道、文书，多由杨仪安排。蜀道艰险，北伐军能屡次进退有序，杨仪的功劳不能抹去。
遗憾的是，杨仪缺少容人之量。他认为自己功劳、资历都在蒋琬之上，理应接替诸葛亮，却没有意识到丞相不仅要会办事，更要能协调群臣、安抚将领。能力强而心胸窄，往往比能力不足更危险。
诸葛亮死后，魏延拒绝撤军，认为“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不愿接受杨仪调度。费祎前往试探他的态度，魏延把心中不满全部说出。费祎随后离开，向杨仪报告。魏延恼怒之下烧毁栈道，并率部阻击杨仪，局势迅速从争执变成内战。
王平在阵前斥责魏延，魏延部众很快离散。魏延逃往汉中，最终被马岱追杀。根据《三国志》记载，他并没有投降曹魏的明确行动，更像是因争权和意气用事走向绝境。把他描绘成脑后长反骨的奸臣，是小说加工。
杨仪虽然赢了，却没有成为蜀汉新的核心。诸葛亮生前已经安排蒋琬接掌政务，费祎、董允相继辅政。杨仪对此极为不满，后来口出怨言，甚至说若当初率军投魏，岂会落到这般地步。此言传入朝廷后，他被贬往汉中，最终自杀。
费祎在其中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称他“整死两大奇才”，仍然过于夸张。魏延之死源于军令冲突和个人选择，杨仪之死则发生在失势之后，二人的结局并不是费祎一人策划的结果。
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诸葛亮没有把蜀汉交给最能打或最会办事的人，而是交给更稳妥的蒋琬、费祎等人。蒋琬执政时期重视休养，费祎执政时也不赞成姜维频繁发动大规模北伐，蜀汉因此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
诸葛亮死于234年，蜀汉灭亡于263年，中间相隔29年，若按整年计算，通常可说将近30年。费祎于253年在宴会中被魏国降人郭修刺杀，姜维随后逐渐失去约束，北伐次数增加，国力消耗也随之加重。
所以，费祎不是隐藏在朝堂里的“特务”，而是诸葛亮看重的一位平衡型政治人物。他没有魏延的赫赫战功，也没有杨仪的精密才干，却懂得什么时候劝阻，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把危险的言语送到该听见的人耳中。对人才已经凋零的蜀汉而言，这种能力，往往比一场战役的胜负更能决定政权还能撑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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