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两江总督刘坤一病死于任上，清廷追封一等男爵，赠太傅，谥号"忠诚"。慈禧太后在懿旨里说他"秉性公忠，才猷宏远"，是"国家柱石之臣"，可就在几年前，甲午战败后，京城士人还流传着一副对联："卫达三呼冤赴菜市，刘坤一托病卧榆关"——卫达三是甲午战争中不战而逃被斩于菜市口的总兵，刘坤一则是节制关内外百余营的钦差大臣。
这副对联把刘坤一和临阵脱逃的败将并列，杀伤力极大。刘坤一听到后，花了三千两银子请幕友把下联改成"刘坤一拼命出榆关"，然后刊印数千份四处散发。
一个花重金改对联自证清白的人，一个被慈禧称为"忠诚"的封疆大吏，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这本身就是晚清官场最耐人寻味的悖论之一。
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咸丰五年办团练起家，跟着族侄刘长佑在湘军里摸爬滚打。他不像曾国藩那样有理学宗师的光环，也不像左宗棠那样以"今亮"自居，更不像李鸿章那样长袖善舞、纵横捭阖。
刘坤一的仕途是一步一个脚印熬出来的：教谕、知县、知州、按察使、布政使、江西巡抚，最后做到两江总督、两广总督。
在同治年间，他是湘军后期最具实力的代表人物，也是清廷用来平衡李鸿章淮系的重要棋子。可就是这个看似忠厚长者的"岘帅"，身上却背着一连串让人咋舌的争议。
最致命的争议来自他的私德。
光绪七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上折弹劾刘坤一，措辞极为尖锐："嗜好素深，又耽逸乐，比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彭玉麟与之筹议江防颇为掣肘。"
这道奏折直接断了刘坤一的两江总督职务，让他回家闲居了整整十年。
张之洞说的"嗜好"，指的就是抽鸦片。据广东道监察御史端良后来的弹劾，刘坤一"烟瘾颇大"。 刘坤一自己倒是辩解过，说"于此道本无积瘾，不过聊复尔尔"，又称"每遇出差，观瞻不便，业经戒除"。 可彭玉麟奉旨调查后的回奏虽然为他开脱，也只敢说他在"办公劳累之余，偶尔抽两口烟以提神"，等于变相承认了鸦片的存在。
除了鸦片，弹劾折里还说他"广蓄姬妾，稀见宾客，并纵容家丁，收受门包"。 这些指控刘坤一基本没敢正面辩白，可见并非空穴来风。
一个总督，白天抽大烟，晚上睡小妾，门丁还收红包，这副做派跟慈禧后来称赞的"操守为天下督抚第一"形成了荒诞的对照。
刘坤一的第二次重大争议发生在甲午战争。
光绪二十年，淮军在朝鲜和辽东一败涂地，清廷把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任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陆军百余营。
刘坤一接到谕旨后的第一反应不是慷慨赴任，而是惶恐推辞。他在奏折里诉苦："臣生长湖南，自效力行间，及服官各省，均在大江以南，于东北一切情形非所素悉，况现在关内外各军统将多不相习...加以衰老之躯，猝膺艰巨，万一贻误大局，关系非轻。"
这话说得实在，也暴露了他的底气不足。清廷不许，硬逼着他出关。到了山海关，刘坤一的表现堪称灾难。他自己后来承认："计自抵榆关，未离医药，夜则耿耿不寐，昼则忽忽若忘，驯至眠食日亏，起居无度，不梦而作呓语，不饮而有醉容，当躬每不自知，旁观为之失笑。"
一个钦差大臣，到了前线就像个梦游的酒鬼，这仗还怎么打？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日军在牛庄重创湘军主力，七占营口，九陷田庄台，湘军在辽河东岸全线溃败。 海陆两线全面崩溃，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
刘坤一虽然事后三次上奏反对和议，说什么"赔款割地后果严重，宋朝殷鉴凿凿"，但败局已定，他的"持久战略"在速胜派和主和派眼里不过是为无能找借口。
京城士人那副"托病卧榆关"的对联，就是这时候传开的。刘坤一怕这副对联传到宫里，花三千两银子让人改成"拼命出榆关"，然后大量印刷散发。 这种危机公关的手段，与其说是维护名誉，不如说是做给朝廷看的姿态——毕竟，一个钦差大臣要靠改对联来证明自己没有装病，本身就够讽刺的。
回到江南后，刘坤一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号称"卧治江南"。 这四个字成了他后半生的标签。言官看不过去，弹劾他"左右用事"，说两江政务实际上被他的亲信幕僚把持。光绪帝专门下诏告诫他"不可偏信，振刷精神，以任艰钜"。 刘坤一的回应是多次称病请退，清廷不准。这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状态，让当时不少有识之士摇头。李鸿章对他的评价就很刻薄，说他"怠于理事，长于趋时"。 这话一针见血——刘坤一确实不是那种事必躬亲、雷厉风行的干吏，他的长处在于看准风向、顺势而为。
可就是这个"长于趋时"的刘坤一，在洋务问题上却长期摇摆不定。
早年他在江西巡抚任上，对铁路、电线这类新事物持坚决反对态度。光绪六年，刘铭传奏请修铁路，刘坤一上折反对，理由是修铁路会妨碍民间生计，造成挑夫和运河船家失业。 他还说过一句大实话："洋务有何把握？能支持一件则一件，能支持一日则一日而已。" 这种消极敷衍的态度，跟李鸿章、张之洞的积极进取形成鲜明对比。直到甲午战败后，他的思想才发生根本转变，开始支持修铁路、开矿、变法，晚年还和张之洞联名上了《江楚三折》，成为清末新政的先声。但这种转变与其说是思想觉醒，不如说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亡羊补牢。
说到同僚评价，刘坤一的人缘颇为复杂。
翁同龢对他印象极好，日记里记载："此人朴纳有道气，迥非时流所能及"，还说"岘庄谈时事，至于挥涕，吾侪独不能出亦言乎？此人具有深识远见"。
张之洞虽然弹劾过他，但后来也称赞他"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有古名臣风"。
可这些正面评价大多集中在他的"大节"——比如反对废黜光绪帝时那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比如庚子年倡办"东南互保"保全了半壁江山。这些关键时刻的担当，确实需要勇气和定力。
但负面评价同样来自重量级人物。
除了李鸿章的"怠于理事，长于趋时"，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里记载得更直白："多内宠，嗜鸦片，及督江督粤，治事多懈，台谏交章劾之，屡罢仍起，终于两江总督。"
辜鸿铭把他比作英国的威灵顿公爵，说他"缺乏知识修养，甚至还不如李鸿章斯文"，"终其一生都保持了那粗率耿直的作风，说起话来调门极高，操着湖南方言"。 这种评价看似褒扬他的军人本色，实则暗讽他粗鄙少文、缺乏政治智慧。
更辛辣的是当时流传的另一副对联："土产有三，驴子臭虫候补道；制军无二，杀人见客绝代公。" 这副对联把刘坤一治下的江南说得乌烟瘴气，候补道比驴子和臭虫还多，而刘坤一本人除了杀人就是见客，毫无作为。
刘坤一临终前，家产不过"中人产"，在晚清督抚中确实算得上清廉。 他当粤督时捐过十五万两银子办洋务，死时没有田产积蓄，这在当时腐败成风的官场里算是异类。
可清廉不等于能干，忠诚不等于有为。
他的一生，是晚清无数中层官僚的缩影：靠军功起家，靠资历熬上去，在关键岗位上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私德有亏却大节不亏，最终被时代推着走，偶尔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发出一点光亮，却终究照不亮整个帝国的暗夜。
他死后，清廷给了他极高的哀荣，可那副"托病卧榆关"的对联，以及他花三千两银子改对联的窘迫，才是这个人最真实的写照。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