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下旬，上海杨树浦自来水厂附近，几名便衣侦察员正在街边巡查。一辆自行车由远处疾驰而来，车上男子戴着墨镜，穿褐色短袖，神情看似平静，动作却十分紧张。
他不时抬手看表，还不断观察四周。临近厂门时，一辆运货卡车突然驶出，他急忙刹车，身体向前一栽，墨镜也掉在了地上。
意外只发生在一瞬间。
一名熟悉封企曾外貌的侦察员，盯着那张刚刚抬起的脸，立即认出了目标。他没有马上动手，而是故意提高声音喊道：“封大哥，我找你好苦啊！”
男子明显怔了一下，捡起墨镜便想转身逃跑。几名侦察员随即从不同方向扑上去，将他牢牢控制。有人掀开他的衣襟，发现里面藏着手枪。
“封企曾，你被捕了！”
这个藏在上海市区的军统特务头目，就这样因一次自行车事故，暴露在公安人员面前。可这场抓捕的背后，是一张已经悄悄收紧的侦察网络。
封企曾并不是普通潜伏人员。1949年国民党军政人员撤往台湾前后，毛人凤曾交给他一项任务，要求组织人员潜入上海、浙江一带，搜集情报，建立电台，并伺机对华东地区党政军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实施暗杀破坏。
这项行动后来被称为“萤火虫行动”。据相关案情材料，暗杀名单涉及陈毅、张承宗、刘晓、朱学范、荣毅仁、刘靖基等人。封企曾被任命为军统苏浙特别情报站负责人，手中配有枪支、电台和船只。
他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上海老同学身上。这个人曾在解放前被胁迫参加过军统外围组织，虽然没有直接实施严重破坏活动，却参加过有关会议。上海解放后，他一直担心自己的历史问题，迟迟不敢向人民政府说明情况。
封企曾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他从宁波方向寄出挂号信，要求对方“报告上海各界动态”，并联络所谓“党国同志”。信里的措辞十分露骨，既有威胁，也有诱骗。
这封信让收信人陷入恐惧。他害怕政府追查，也害怕封企曾报复，最终留下遗书投进黄浦江。遗孀整理遗物时，发现了那封信和遗书，随即将材料交给公安机关。
有意思的是，封企曾以为这封信能成为伸向上海的第一根触角，结果却成了侦查机关追查他的线索。
与此同时，封企曾派助手颜学明潜入上海，藏身于城隍庙附近的协昌商行。商行老板李锦春表面上待人和气，做生意还常给穷苦顾客添一点货，因此在邻里间留下“善人”的名声。
但这种伪装并没有逃过公安机关的注意。解放初期，上海仍有不少潜伏特务，城隍庙一带人口密集、商铺繁多，既便于藏身，也方便接头，早已被列为重点侦察区域。
颜学明不敢轻易架设电台，只能装扮成渔民，在杨树浦一带打探消息。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和嵊泗群岛，封企曾一伙从海上退往台湾的通道受到影响，他们因此更加急于在上海采取行动。
6月中旬，行动组副组长刘锦田奉命进入上海，准备以“自首”名义摸清公安机关的侦查情况。他化名方建平，穿着破旧衣服，故意摆出一副受苦人的模样，还交代了一些公安机关早已掌握的情况，企图以真假掺杂的方式蒙混过关。
审讯人员没有立即揭穿，而是任由他表演。等其说完，调研科长突然点破身份：“刘锦田，不要再演了。”
刘锦田企图否认并寻找逃跑机会，但门外的公安人员早已守候。当晚突击审讯后，他交代了颜学明的活动线索。6月23日，水上公安人员在黄浦江下游定海附近海面检查渔民通行证时，将伪装成渔民的颜学明抓获。
两人的供词逐渐拼出了封企曾的藏身和联络关系。封企曾已从小洋山转移到上海松江一带，寻找报务人员，准备重新架设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系。
公安机关随即在松江展开搜捕。封企曾经验老到，察觉风声后，穿上军装，带着伪造证件，借用摩托车混入上海城区。正因为他提前脱身，侦查人员不得不重新寻找他的联络点。
7月28日上午，协昌商行门口出现了一名卖赤豆冰棒的妇女。她没有进店，只是远远看了一眼信报箱上的铜锁，随即转身离开。这个动作极其细微，却被埋伏在附近的侦察员看在眼里。
她很快被控制。公安人员从冰棒箱夹层中发现密写纸条，内容指向杨树浦，暗示“叔”处境危险。经过排查，杨树浦自来水厂一名新来的业务员进入视线：此人自称松江人，四十岁上下，独身，沉默寡言，每天早出晚归，与同事几乎没有交往。
这些细节，与普通业务员的生活习惯并不相符。
侦察人员连续守候。第二天傍晚，那个戴墨镜、骑自行车的男子终于出现。卡车拐出厂门，自行车突然摔倒，封企曾的真实面目也随之暴露。
随后，公安机关乘势搜捕，缴获美制长短枪十五支、电台两部及报话两用机一部。参与“萤火虫行动”的主要特务成员相继落网，这个国民党军统派往上海实施潜伏、联络和破坏的组织，至此被彻底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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