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北京翠明庄组织部招待所外，李逸民和欧阳毅结伴散步。两人当时都在等待新的工作安排，谁也没有想到，一次普通的散步，会改变李逸民后半生的工作轨迹。
迎面走来的人是罗瑞卿。此时，公安部正在筹建，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尚未完全确定。李逸民了解情况后，没有绕弯子，直接对罗瑞卿说：“听说公安部政治部还缺人，我和欧阳毅过去工作好不好？”
罗瑞卿对这两位老相识的能力十分清楚，当即表示赞成，并说：“就这样定了，我去和罗荣桓同志商量。”
这几句话看似简单，背后却牵着一段很少有人能够复制的人生。李逸民不是从战场一路升上来的将领，甚至有相当长时间，他都被关在国民党监狱里。新中国成立后，他之所以能够进入公安系统，和早年的革命经历、长期的政治工作以及在东北承担的建设任务，都有直接关系。
李逸民原名叶书，1904年出生于浙江龙泉。1921年，他考入杭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次年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创办的革命学校，许多青年在这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李逸民也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同年夏秋之际，经党组织推荐，他前往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第四期。入学后不久，李逸民便赶上第二次东征。战场上的经历，使这名学生真正接触到军队政治工作，也让他在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埔毕业后，他没有走传统的军事晋升路线，而是留校担任《黄埔校刊》编辑，后来又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利后辗转到上海，随后被派往江苏从事地下工作。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28年春。李逸民在上海英租界被巡捕逮捕，之后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由于敌人没有完全查清他的真实身份，他没有被立即处决，而是以“军事犯罪”的名义被判处无期徒刑，先后关押于上海漕河泾监狱、苏州军人监狱和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牢狱并没有让他停止活动。监狱环境恶劣，老鼠、臭虫随处可见，饭菜和药品也没有保障。李逸民便联合狱中同志成立党支部，向监狱当局争取改善待遇。1930年春，狱中爆发“罢饭”斗争，敌人妥协之后又进行报复，李逸民被捆在柱子上毒打。
伤势严重时，他仍坚持宣传革命道理，还组织同志学习文化、交换消息。看守中也有人对这些被关押的共产党人抱有同情，偷偷送进书本和食物。红军长征期间，李逸民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消息，甚至手绘长征路线图。事情暴露后，书籍和笔记被没收，他再次遭到刑讯。
这十年牢狱生活，从1928年算起，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才结束。对于一个正值壮年的革命者来说，时间损失不可谓不大。但李逸民出狱后并没有被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很快前往延安，进入抗大学习，随后从事干部教育和政治工作。
抗战时期，他先后担任抗大政治教员、抗大总校政治部党务科长、抗大三分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后来还担任中央情报部第一局局长、西北公学校长等职。十年牢狱使他的身体受到影响，也使他很难长期承担一线军事指挥任务，但在培养干部、开展政治教育方面，经验反而十分突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准备加强华北、东北地区的干部和部队力量。李逸民奉命带领干部前往承德，原计划再转赴东北，后来因冀热辽分局同样缺少干部，他和吴烈留了下来，承担警卫及组织建设工作。
罗瑞卿抵达冀热辽后，出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两人此前在抗大时期就相识，罗瑞卿熟悉李逸民的工作能力，便调他担任军区宣传部部长。1946年1月，停战协议生效，罗瑞卿调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我方参谋长，又把李逸民调去担任第二十六小组代表。
内战全面爆发后，李逸民转赴东北，先后参与牡丹江地区建设以及东北人民政府财经计划工作，主要负责地方政权、经济计划和后勤保障。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他的工作重心越来越偏向地方建设，而不是部队作战。
因此，1955年授衔时，李逸民的情况颇为特殊。资料对他所获勋章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较多说法认为他获得了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未获解放勋章。原因在于，解放战争时期他主要从事地方工作，按照当时相关授勋条件，未必符合相应范围。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被考虑安排到财经系统工作，但李逸民认为自己并不适合这项任务，没有接受。随后，便出现了翠明庄招待所里的那次相遇。公安部政治部需要熟悉党务、宣传和干部工作的人员，欧阳毅担任主任，李逸民担任副主任，这个安排既是偶然，也是多年经历共同推到的结果。
1952年评级时，李逸民被评为正军级。1955年9月，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有人认为，以他的党龄和革命资历，这个军衔似乎不高，但李逸民本人看得很淡。他曾表示，许多同志牺牲后连姓名都没有留下，自己能够活到授衔并享有相应待遇，已经不能再去计较个人名位。
1982年6月5日，李逸民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一分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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