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奉天城局势动荡，张作霖、冯德麟、马龙潭等人已经在辽西、辽南的剿匪和军政事务中往来密切。那时的张作霖还不是后来叱咤一方的“东北王”，但他善于用人、长于周旋，身边逐渐聚拢起一批能打仗、能办事的旧部。民间所说的“结拜兄弟”，便由此形成。
这批人并非个个同年同月生，也不是始终同心同德。有人陪张作霖走到权力顶峰，有人半途反目，有人死于非命，还有人晚年背负骂名。结拜关系背后，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北洋军阀时代的复杂人情。
马龙潭年长张作霖近二十岁，早年出身贫寒，后来凭借军功成为奉系中的重要人物。按民间排行，他被尊为大哥。张作霖掌握奉天政权后，马龙潭没有继续争夺权位，而是逐渐淡出军政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方面曾试图拉拢他进入伪满政权，马龙潭拒绝合作。晚年，他居住在四平一带，热心地方公益，曾资助修志等文化事务，乡人称其为“马善人”。1940年，马龙潭在吉林四平去世，终年约84岁。
吴俊升早年生活艰苦，因为说话含混，被人叫作“吴大舌头”。这个外号听着粗俗，却没有妨碍他在军队中一路升迁。张作霖与冯德麟发生矛盾时，吴俊升多半站在张作霖一边，后来成为黑龙江地方实力派。
他真正改变命运的节点，是奉系在东北站稳脚跟之后。吴俊升掌握黑龙江军政大权，成为张作霖的重要屏障。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专列经过皇姑屯时遭日本关东军炸弹袭击，吴俊升也在车上，当场被炸死，终年65岁。张作霖几天后伤重不治，吴俊升则与他一同葬身皇姑屯。
冯德麟与张作霖相识更早，过去曾以“张小个子”称呼对方。两人早年关系密切，后来各自掌握奉天第二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地位逐渐接近。权力一旦摆到桌面上，兄弟情分便经受考验，双方最终因奉天军政控制权产生嫌隙。
1917年张勋复辟时，冯德麟一度参与其中，希望借清室名义扩大自身影响。复辟失败后，他被段祺瑞方面拘押。张作霖虽与他失和，却没有完全袖手旁观，曾设法营救。冯德麟获释后回到北镇，转而经营实业，1926年病逝，终年约63岁。
汤玉麟是张作霖早期的重要追随者，曾参与保险队活动。两人关系最紧密时，汤玉麟被认为救过张作霖的性命，因此即使他后来有过反复，张作霖仍多次给予机会。
张作霖死后，汤玉麟支持张学良接掌东北。1926年以后，他出任热河省政府主席。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日军进逼热河，汤玉麟率部撤退，因失守热河受到舆论和国民政府追究。此后，他曾与孙殿英等部在察哈尔、热河一带抗击日军，但政治声望已经难以恢复。1949年，汤玉麟病逝于天津，终年78岁。
张景惠属于另一种类型。他处事圆滑，善于在不同势力之间寻找立足点。皇姑屯事件中，他因没有随张作霖同车而幸免。张作霖死后，他仍留在奉系政治圈内，并参与北洋时期的军政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惠没有选择抵抗，而是投靠日本。1935年起，他出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理，成为日本控制东北的重要傀儡。有人说他曾为张作霖安排后事，但个人旧情并不能抵消政治选择。1945年日本战败后，张景惠被苏军俘获，后移交中国，长期关押改造，1959年病逝。
孙烈臣是张作霖最倚重的干将之一，长期负责军队训练、后勤和行政事务。他不像吴俊升那样以强硬著称，也不像张景惠那样善于逢迎，更多时候承担的是“把事情办成”的角色。
奉系扩张期间，军校、兵工厂和航空力量的建设，都有孙烈臣参与筹划。他对军队现代化的重视，使其在张作霖身边拥有很高威望。1924年，孙烈臣因积劳成疾去世，终年52岁。张作霖得到消息后十分悲痛，亲自为他吊唁。孙烈臣的早逝，对奉系内部协调能力是一个损失。
张作相虽与张作霖只差一个“相”字，却并无亲属关系。他性情稳重，办事谨慎，是奉系内部少数能够兼顾军政关系的人。皇姑屯事件后，张作相一度被推为接替张作霖的合适人选，但他没有争夺大位，而是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业，自己担任辅佐角色。
“少帅年轻，不能没有老臣帮衬。”这类话虽难以确认原句，却符合当时的政治处境。张作相并非没有实力，只是清楚奉系若再因继承问题分裂，后果不堪设想。
1933年热河失守后，张作相与张学良的政治处境一起恶化，随后逐渐退出权力中心。抗战期间，日本方面曾试图拉拢，他没有接受。国民党方面也曾授予其职务，但张作相并未重新成为东北军政核心。1949年3月7日，他在天津病逝，终年68岁。
这七个人的结局彼此不同：马龙潭以退守名节收场，吴俊升死于皇姑屯，冯德麟败后归隐，汤玉麟晚年失势，张景惠成为伪满高官，孙烈臣病逝于权力鼎盛之前，张作相则在天津走完余生。结拜时是兄弟，到了军阀政治的关口，选择不同，结局也就分出了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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