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8日傍晚，北京西交民巷东口，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快要下班时，一个穿灰呢大衣的瘦高男子突然走进了行长办公室。他没有多作解释，只说自己来自国务院办公厅，手里有一份“急件”。
信封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还写着“行长亲启”“限时送达”。工作人员不敢耽搁，立即转交秘书。偏偏几位行长正在外地开会，主持工作的王副局长也不在办公室，秘书只好先拆信查看。
信中提到西藏将举行活佛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为了体现国家的宗教政策，拟拨款十五万至二十万元，用于修缮寺庙。更关键的是，纸面一侧写着：“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二十万元。”右下角，落着“周恩来”三个字。
这封信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冒用了国务院名义，还故意塞进了许多“真实细节”：旧钞、十元票要包装整齐、晚上七点送到民族饭店，并注明由“赵全一”接收。每一处安排，都像是为了某项特殊任务临时作出的决定。
秘书虽然觉得程序不合常规，却被“周恩来”的签名打消了疑虑。那时通讯条件有限，国务院来电也只能靠对方自报身份。很快，一个自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打来催办，王副局长于是同意发款。
“时间太紧，不能耽误。”
“二十万元不是小数目，还是要留个手续。”
“先按要求准备，手续随后补办。”
命令传到货币发行局后，北京分行金库紧急调出旧钞。那时流通中的大面额钞票并不多，二十万元装了两只麻袋，重量接近二百斤。晚上七点，银行人员准时赶到民族饭店，向服务台打听“赵全一”。
一个戴黑呢帽、穿藏青色中山装的男子起身迎接。他出示了一封盖有印章的介绍信，又撕下黑皮笔记本的一页纸，写下收款凭证。银行人员见介绍信齐全，收条上还有大写金额，便把两袋现金交了出去。
有意思的是，真正暴露这场骗局的，并不是签名鉴定，而是六天后的一个电话。人民银行向总理办公室询问拨款情况，对方却表示毫不知情。那一刻，银行方面才意识到，二十万元已经落入骗子之手。
公安机关随即成立专案组。调查人员发现，信封确实是国务院使用过的旧信封，但“行长亲启”几个字明显有改写痕迹，公章也是用蜡纸刻制后加盖的。所谓周恩来签名，乍看很像，专业鉴定却确认是临摹伪造。
收条上的“赵全一”同样是假名。“全”字写得像“金”，引起了侦查人员注意。更重要的线索来自信纸，那种十五格稿纸并非普通商品，专案组翻查国务院档案，终于发现它与外贸部日常使用的纸张完全相同。
线索落到外贸部后，排查仍然困难。单位里没有“赵全一”，也无法仅凭一个红色的货币符号锁定具体人员。直到一名电车售票员反映，曾见过一个与通缉画像相似的瘦高男子，对方下车后走进了外贸部。
随后，一名叫董林的职工提供了异常情况。他曾拿同事王倬的眼睛开玩笑，王倬却突然激烈反应。案发当天，王倬又恰好请假离岗。平日业务熟练的他，近来一听到“十万”“二十万”等数字便神色紧张，填表也频频出错。
侦查人员暗中比对王倬的笔迹，发现他书写“赵全一”收条时的用笔习惯，与伪造的周恩来签名存在相似特征。王倬身材、相貌也符合送信和取款者的描述。此时，他已经知道风声不对，开始在家中焚烧钞票。
4月初，北京李广桥南街一处院落的垃圾桶里，出现了没有烧尽的人民币残片。公安人员顺着焦煳味搜查取证，终于取得关键证据。1960年4月4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下令实施抓捕。
王倬被捕后仍拒不承认。侦查人员在炉灰中找到少量钞票，又在院内蜂窝煤下发现新土。挖开后，苫布下面藏着一捆捆人民币，清点后尚有十九万多元，缺少的八千多元，正是被他烧掉的部分。
此人原名王连升，1924年出生于辽宁辽阳，笔名金维。新中国成立前后，他曾在多个单位任职，1952年调入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王倬熟悉机关文件流转，也有机会见到领导批示，便利用工作便利，长期用毛笔临摹周恩来的字迹，再伪造印章和介绍信。
他还曾使用“赵全一”这个名字为熟人办理临时户口，后来竟把这个假名用于诈骗。为了转移二十万元现金，他将麻袋捆在自行车上，骑车带回家。钱藏在院中，却一张也没敢使用。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这个三十六岁的外贸部科员，靠伪造一纸公函骗得巨款，也因一纸公函断送了性命。银行后来加强了拨款审核和印章管理，那只藏在蜂窝煤下的麻袋，则成了案件卷宗里最直接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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