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历史是一面镜子，照得出忠奸，也照得出底线。最近看一篇文章，文中说清朝的大贪官和珅，恪守一个“三不贪”底线：“科举的钱不碰，赈灾的款不取，办不成的事不收钱”。这个说法当然属于“戏说”，以前我从未听说正史有这样的记载。但这个安插在和珅身上的“三不贪”，却让我联想到一个词：盗亦有道。武侠小说中常有“盗圣”的说法，比如“武林外传”的主人公白展堂就是一位，偷也是要选择对象的。如此说来，和珅的“三不贪”，也可铺陈为贪而有度、贪亦有道。
和珅的“三不贪”是后人的合理想像，他的“不贪”并非出于道德自律，而是一种极高明的政治生存策略和风险控制手段，确保其贪腐行为不会触动皇权统治的核心利益而“细水长流”，从而深刻揭示了封建官场中“贪亦有道”、“贪而有度”的潜规则。为何当今的许多腐败分子令群众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们贪腐起来，完全突破底线，连臭名昭著的大贪官和珅都不如。
说来也荒唐，我这篇文章，竟要从一个大贪官身上，去审视何为“底线”。传说中和珅的“三不贪”，就是一个“贪亦有道”、“贪而有度”的底线。科举是国家选才的根本，关乎天下士子的命运与朝廷的未来，动这笔钱，等于断送国家的命脉；赈灾是救民于水火的急务，吞这笔款，无异于草菅人命；而办不成的事不收钱，则是一种“职业操守”——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若消不了灾，便不该伸手。
我并不是在为和珅翻案或为贪腐辩解，而是说，即便在贪婪的深渊里，也要知道有些红线不可逾越，有些底线必须守住。纵然不为人民服务，只为自己服务，也要知道什么是“国之根本”，什么是“民之生死”，什么是“信义契约”。连和珅都知道贪也要有分寸、有敬畏、有规矩，为何今天一些腐败分子连这最后一点遮羞布都要撕得干干净净呢？他们没有“三不贪”，只有“三必贪”：什么钱都敢拿，什么事都敢办，什么底线都敢突破。扶贫资金、社保基金、教育经费、抗疫款项……，但凡能插手的，绝不留情；工程项目、土地审批、人事安排、司法裁决……，但凡能变现的，绝不放过。他们不讲“道”，只讲“利”；不讲“规矩”，只讲“关系”；不讲“敬畏”，只讲“侥幸”。
更令人作呕的是，当代一些贪官污吏，明明贪得无厌，却还要堂而皇之地标榜清廉，台上讲党性，台下搞交易；明面穿袈裟，暗地数金银。和珅虽贪，却从不掩饰自己爱财的本性，至少坦荡得像个真小人；而今日某些人，贪得比和珅更彻底、更疯狂，却装得比海瑞更清正、比包公更刚直，连做小人的勇气都丧失了。他们视国家前途为儿戏，视百姓疾苦为无物。他们不是不懂道理，而是把道理踩在脚下；他们不是不知敬畏，而是把敬畏丢进火里。和珅虽贪，尚有三分畏惧；他们则贪得肆无忌惮，贪得理直气壮，贪得连祖宗留下的“盗亦有道”四个字都忘得一干二净。
当然，我们不是要和珅来给腐败分子当“道德标杆”，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但讽刺之所以成为讽刺，是因为现实比历史更荒诞。当一个民族需要从一个被唾弃的贪官身上去寻找“职业操守”时，这个民族的某些角落，恐怕已经烂到了根上。反腐败，不仅要靠制度的笼子、法律的利剑，也要靠文化与道德的自觉。我们可以容忍一个人有缺点，但不能容忍他没有底线；我们可以理解人性的弱点，但不能宽恕原则的丧失。和珅尚且知道“有所不贪”，今天的某些人，难道连一个两百年前的贪官都不如吗？若果真如此，那就不仅仅是腐败分子的个人悲剧，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正视的集体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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