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四川乐至，陈毅携夫人张茜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汽车驶近县境时，他没有催促赶路，反而让司机放慢速度。窗外的山坡、田地和土路，勾起了少年时代的记忆。对这位当时58岁的共和国元帅而言，这趟回乡并不只是探亲。
车子停下后，陈毅拄着棍子走在乡间道路上。路面不好走，张茜始终跟在他身边，既注意脚下，也留心他的身体状况。她穿着朴素，衣着没有特殊装饰，却显得利落端庄。乡亲们后来回忆，张茜给人的印象很清楚：说话有分寸，办事不拖沓。
有意思的是，她这次承担的并不只是陪同夫人的角色。陈毅与县里干部、乡亲交谈时，张茜会把重要情况记下来，哪些是生产上的困难，哪些是群众提出的意见，她都分门别类地整理。陈毅要了解的，往往不是场面上的客套，而是当地真正缺什么、难在哪里。
一次交谈中，陈毅问起农业生产和群众收入，县里干部谈到准备扩大某些项目。陈毅听得很认真，随后提醒：“方向可以研究，步子不能迈得太急。”这句话没有否定地方干部的积极性，却点出了办事情要量力而行。
回乡期间，县里安排了一顿家宴。依照当地习惯，男女分桌而坐，陈毅和张茜也没有打破这个规矩。桌上摆着不少家乡菜，陈毅难得回到乐至，胃口明显好了起来。
张茜发现后，特意走到男宾席旁提醒他少吃一些。陈毅当时身体已经不如从前，有些食物需要控制。面对夫人的劝告，他只是笑了笑，说：“回一趟家乡，难得吃到这个味道。”张茜没有多说，只把需要忌口的菜往旁边挪了挪。陈毅看了一眼，还是照办了。
这种细节很能说明两人的相处方式。陈毅在外面是叱咤战场、主持外交事务的高级将领，回到家中却愿意接受张茜的提醒。张茜也并非事事强硬，她懂得什么时候记录，什么时候提醒，什么时候把话说到为止。
饭后，陈毅听取县委的工作汇报。早在返乡之前，他便通过书信了解家乡情况，对乐至的地理条件、农业基础和历史习惯都有所掌握。他提出发展桑蚕业的设想，认为当地可以结合实际增加桑树种植，带动养蚕和相关副业。
县里当时有较大的发展计划，陈毅没有泼冷水，只是说，地方的“野心”不小，关键要把基础工作做扎实。这里的“野心”，并非讥讽，而是提醒干部既要有目标，也要看到交通、技术、资金和群众经验等现实条件。
这场谈话之后，地方安排了川剧演出。陈毅看得投入，情绪也轻松下来。后来，四川有关方面曾以这次回乡经历为素材编排川剧《陈毅回川》，并采用“戏中戏”的形式，让剧中的陈毅观看戏曲，把真实经历与舞台表演交织在一起。
第二天，陈毅和张茜走访亲友。面对家乡长辈，张茜礼数周全，谈吐自然，没有因为身份变化而显得疏远。她并非四川本地人，却能很快融入亲属之间的交往，这与她长期以来的学习和历练密不可分。
张茜早年是文工团成员，后来与陈毅结为夫妻。身份变化并没有让她停在“首长夫人”这个位置上。战争年代，她开始学习英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苏交往增多，她又投入俄语学习，还翻译苏联文学、戏剧作品。
她曾坦言，自己和陈毅在政治阅历、人生经历上差距很大。陈毅经历过革命战争和长期军政工作，而她起点不同。正因为清楚差距，她才把大量时间用在读书和训练上，不打牌，也很少把精力耗费在消遣上。
外交活动日益增多后，周恩来考虑到国际交往中的实际需要，希望中方女性干部能够承担相应的礼宾与交流工作。张茜形象端庄，外语基础较好，又熟悉文艺和翻译工作，因此逐渐参与到相关事务中。她不是凭借身份获得能力，而是靠长期积累站稳脚跟。
陈毅在工作中需要处理大量文件、会见外宾、参加会议，张茜能够在生活安排、资料整理和语言沟通等方面提供帮助。她的作用不在于替代陈毅做决定，而在于把许多琐碎环节处理妥当，使主要工作少一些牵扯。
1972年1月陈毅逝世后，张茜继续整理他的诗稿和遗作。不久，她被查出患有癌症，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即便如此，她仍抓紧时间核对文字、整理篇目，尽力保存陈毅留下的诗词资料。《陈毅诗词选集》的整理出版，背后有她长期而细致的工作。
1959年乐至之行留下的，不只是陈毅回乡看望亲友的影像。土路上的搀扶，饭桌旁的提醒，笔记本里记下的乡情，以及关于桑蚕业的讨论，都让这次短暂行程有了具体分量。张茜穿着简单，却始终参与其中；她站在陈毅身旁，也承担着一份并不轻松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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