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赐二年，也就是405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都城下诏，设置省事、典签等职。此时北魏还没有完成统一北方，但拓跋珪已经意识到，真正难管的并不是朝廷，而是那些握有兵权、财权和地方政务的州刺史与宗室诸王。
典签的来路并不神秘。南朝刘宋时期，朝廷便把这类低品官派到诸王和州郡长官身边，名义上协助处理事务，实际上还承担监视、汇报的任务。他们官阶不高，却能直接接触地方机密，甚至把刺史的一举一动送到皇帝案头。
北魏采用这一制度，多少带有“拿来即用”的意味。拓跋珪正从部落联盟首领转向专制帝王，地方贵族的势力始终是皇权的隐患。典签贴近刺史，既能替皇帝传话，也能替皇帝看人，作用类似一枚安插在地方官身边的暗桩。
但北朝典签并非单纯的密探。他们往往参与州政，替刺史办理文书、钱粮和司法事务。久而久之，典签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手里能够调动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名义上是僚佐，实际常常兼有监察和执行两重身份。
这种身份很微妙。
刺史若把典签当成普通属官，难免担心对方绕过自己上奏；若过分排斥，又可能被扣上抗拒朝廷耳目的罪名。因此，许多地方长官选择拉拢。他们请典签吃饭、分润利益，甚至把一些不能见光的事情交给典签办理。
北魏分裂后，东魏和西魏都没有废除典签。高欢执掌东魏时，曾任命段荣为定州刺史，又让赵起担任他的典签。宇文泰控制西魏关中政权后，也继续使用此制，赵昶便曾任相府典签，燕子献则以典签身份奉命出使茹茹。
有意思的是，北朝典签的出身，和南朝颇不一样。南朝典签多出自寒门，仕途荣辱主要系于皇帝，因而更愿意充当皇权耳目。北朝不少典签却有军功、资历，甚至出身显贵，他们未必把皇帝视为唯一靠山。
赵昶在担任典签前，已经熟悉地方政务，得到高千重用；王庆成为宇文护的典签前，也曾参加弘农、沙苑等战事，立下军功。这类人不是临时派来的小吏，而是有经历、有关系、有个人前途的官员。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典签若长期跟随某位刺史办事，双方很容易从上下级变成利益伙伴。皇帝原本想让典签盯住刺史，结果典签先被刺史“收编”。一旦地方官掌握了他的升迁渠道，典签的忠诚便可能从皇帝转向自己的上司。
东魏时期，晋州刺史祖珽就曾与令史李双、仓督成祖等人谋划，从粮仓私取粟米。他们假借赵彦深的名义，伪造命令支取三千石粮食。典签高景略察觉不对，没有立刻声张，而是暗中询问赵彦深。
赵彦深得知后大喊冤枉，表示自己根本没有下过这道命令。高景略随即上奏，高欢查明后大怒，祖珽被鞭笞二百。这个案例说明，典签确实能够摸到地方权力的核心，也能在关键时刻成为揭发刺史的突破口。
可另一件事，却呈现出相反结果。祖珽私自支用仓粟时，担心事情败露，便设法让典签陆子先参与签署。案发后，祖珽把责任推给陆子先，高欢审讯时没有察觉其中关节，陆子先反而成了替罪羊。
同样是典签，有人查弊，有人合谋，有人替人担罪。制度写在诏令里，人的处境却在地方官场中。典签掌握监察权，却未必拥有独立的人事和财政保障，这使他们很难始终保持旁观者身份。
北齐对此并非毫无警惕。毕义云任书侍御史时，连勋贵亲属也敢弹劾。他的侄子毕消难任北豫州刺史，涉嫌贪腐，毕义云派人查办时，特意先拘禁当地典签和家客，防止串供灭证。这个细节反过来证明，典签通常深度参与刺史事务，掌握的内幕绝不在少数。
更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典签有时并不完全依赖刺史签字，自己签署的政令也可能产生效力。他们还可以代表朝廷出使外国，燕子献出使茹茹，便说明这一官职并非只在地方文书房里活动。
正因典签可能失控，北齐后来禁止州刺史把本州典签推荐到重要部门。西兖州刺史崔季舒曾将典签荐入吏部，结果受到责罚并被免官。皇帝既要典签替自己看住地方，又害怕典签和地方官结成一体，这种矛盾始终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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