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长根，活了快七十年，干过最出格的一件事，就是1979年顶着全厂人的唾沫星子，娶了厂里那个女劳改犯。婚后我打了五年地铺，一根手指头没碰过她。她官复原职那天，头也不回地走了。街坊四邻都掰着手指头等我出丑。谁能料到，12天后县书记亲自登门，说省里有位大人物点名要见我。

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咂摸半天滋味。

先说这个女劳改犯，她叫苏文瑾，原先是厂技术科的大学生，家里出了事，跟着蹲了几年。回厂以后，人人躲她像躲瘟神。食堂打饭，她前头排着队，后头的人呼啦一下散个精光。宿舍没她的床铺，她抱着铺盖卷在锅炉房过夜。

腊月里一场大雪，下得齐脚脖子深。我下夜班路过，瞅见她蹲在墙根，啃一块冻得梆硬的窝头，手背上裂的口子直往外渗血。

老话讲，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回家让我娘蒸了俩白面馒头，趁四下没人塞过去。她愣了半天，眼圈一红，扭头抹起了眼泪。

就为这一幕，我干了件让全厂炸锅的事，我提出跟她结婚。

我爹气得摔了茶碗，骂我昏了头。我娘坐在炕沿上抹泪：“儿啊，她那身份，你往后咋抬头？”厂里传得更邪乎，说我疯了，说我傻，说我飞蛾扑火。

我只认一个理：她罪不至此，落了难，总得有人搭把手。雪中送炭，总强过锦上添花。

婚礼寒酸得不像样。一斤水果糖往桌上一撒，就算办了喜事。

新婚头一晚，我把话说开：“你是清清白白的人，遭了难，我娶你是给你遮风挡雨的，别的，咱不谈。”说完，我用两条长板凳架起一块门板，铺上旧棉褥，打了张地铺。

这一铺，就是五年。

一千八百多个夜晚，我睡地上，她睡床上，中间隔着一张八仙桌的距离。她夜里咳嗽，我听着心里发紧，第二天悄悄往她抽屉里搁了两包枇杷膏。有人背地里嚼舌根，说姓周的猫哭耗子装好人。我不搭腔。脚正不怕鞋歪，睡觉都踏实的人，还怕闲话？

她也拿行动还我。我干活磨破的工装，她夜里一针一线缝补，针脚细得像机器轧的。发了工资，桌上准多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卧俩荷包蛋。两口子处成这样，不牵手不贴脸，心里比谁都近。

1984年开春，平反通知下来了，她官复原职。那天晚上她炒了四个菜，给我斟了杯酒。酒没沾嘴，她眼泪先掉下来了。

第二天一早，她拎着旧皮箱走了，头也没回。灶上给我焖着小米粥，桌上压着二百斤粮票。

厂里顿时炸开了锅。“五年地铺白打了吧？竹篮打水一场空！”笑得最响的是车间老李。

说实话，我心里不酸。她熬出头了，干干净净站起来了，这比啥都强。庄稼人种地，图的是秋后有个好收成，不是图挂在墙上看。

没成想，第12天，县委书记寻到了我家，客客气气地说：“周师傅，省里有位大领导要见你。”

我套上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就跟着走了。省城招待所里，一位白发老同志迎上来，一把攥住我的手，手抖得厉害：“闺女把你的事全说了。整整五年，你睡地铺，没碰过她一根指头。老周啊，你是个金子做的人！”

门开了，苏文瑾站在那儿，眼睛肿得跟桃儿似的。她低声说：“当年我没资格拖累你。现在，我想风风光光、明媒正娶再嫁你一回，你敢不敢要？”

我一个铁打的汉子，当场哭得像个孩子。

后来常有人问我，到底图个啥。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啥也没图。她要是这辈子不回来，我照样睡我的地铺，照样觉得这辈子没白活。做好事跟种庄稼不一样，不能天天扒拉着算收成。你拉人一把，图的不是人家还情，图的是半夜睡觉踏实，是对得起自个儿这颗心。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票子是身外物，脸面是虚架子，唯有心肠是自个儿的。那五年的地铺，外人瞅着我受屈，我心里门儿清：那不是吃亏，那是守本分。人落难时不欺，人有恩时不忘，人得势时不缠，这三条，比啥家产都金贵。

当年笑我傻的人，如今见了我都竖大拇指。你看，世人的嘴，风一吹就转向；自己的心，得自己捂热了守一辈子。

如今我七十多了，儿孙绕膝。回过头看才咂摸明白：人这辈子，运气好坏由不得你，可做什么样的人，全凭自己拿主意。你今天撒下的善念，不一定开在你身上，兴许开在儿孙身上，兴许在多年后的某个路口候着你，等你走到那儿，它“噗”地一下就开了。

那年秋天，我们重新办了婚礼，红烛高照，宾客满堂。屋里的地铺撤了，可我心里始终给它留着一块地方。它时时刻刻提醒我：人这辈子，睡哪儿不算啥，要紧的是，仰头对得起天，低头对得起地，闭上眼，对得起自己的良心。